华盛顿政界很多人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不过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和学者则认为，关于对华接触成败的争论源于对中国未来走向期待值的不同，美国仍有许多对华接触的手段可用，而且恰恰是特朗普总统激活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资产。美国对华接触的成与败 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影响力已经日益减弱。这份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奠定了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非侵略、开放和非歧视贸易原则的全球新秩序；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步下降。在这个时期，美国经历的外交政策遭受挫折远比取得成就更频繁。 华盛顿政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华政策的失败，正是美国全球影响力不断式微的一个佐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时质疑以往美国的以接触促进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对华政策，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传统做法已经失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与中国接触交往中美国人民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不过一些亲身参与美中接触外交的前外交官和学者则认为，接触外交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有效战略并不过时，而是应该继续展开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以接触促进美中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关系。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跨党派美籍华人团体“百人会”主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关于对华接触成败的争论源于对中国未来走向期待值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 黄亚生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评估比作政治制度方面的“供需关系”，其中的需求品是指人们的愿望，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的思想。 黄亚生认为，这对供需关系中的需求方中国，已经得到了其所需的东西。他指出：“实际上，接触在创造中产阶级方面非常有效，而且在中国创造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而从供应方美国的角度来说，“在供应方面，接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选择领导人的方式，” 黄亚生说。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赞同黄亚生的分析。“美国没有人过高地期望中国会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体制，或者像是欧洲或日本等其它国家那样的民主国家，”她说。 另一位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表示，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过多地局限于思考如何“放缓”或者“阻止”中国的崛起，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如何在美国本身寻找资源。“美国真正了解亚洲战略职能的人数相对比较少，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来这样的一支专业队伍，” 他说。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是美国的前几届政府没有充分激活美中两国近50年接触交往所创造的接触资源，而不是与中国接触不起作用。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做得很正确的一件事，是激活了美中之间30年的接触所创造的接触资产。贸易、金融、投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工具，” 黄亚生说。 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没有下降。历史证明，二战后美国曾经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的低谷，每次都有人担心美国可能无法从国内困境和国际挑战中自拔；但是每次美国都成功地重塑了自己，重振了经济能力，证明美国仍然有能力继续领导全球事务。 “未来美国中国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与盟国和朋友接触。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有效战略，不是过时了；而是应该继续提倡。这将需要与盟国和朋友进行更实质性的对话和讨论。"继续对华接触能否改变习近平？ 曾经担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说，虽然美国并没有过高地期待中国能够最终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但是从21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这种变化甚至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胡锦涛第二任期就开始了。北京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一些超越以往的行动。 谢淑丽认为，这是集体领导在弱势领导人胡锦涛之下运作的结果。“我们在此期间看到的是，中国开始在南海区域欺负其它邻国、骚扰美国船只在国际水域的航行。中国在南海的这种行为，确实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成为什么样大国的看法：是负责任的还是侵略性的，”她说。 习近平上台后，在国内做出的改变是：邓小平发起的市场改革停滞不前，国家恢复了包括技术发展在内的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经济和技术发展领域增加了国家权力，导致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也彻底停止了。 谢淑丽说，特别是近几年来习近平加强了共产党对媒体、互联网和民间社会的控制，导致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正在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思考，美国此前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经不起作用，华盛顿应该如何调整未来的对华战略和政策。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说：“接触政策不会自动导致中国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兴起，认识到这一点背后的原因才是完全正确的做法。” 如果说对华接触政策仍然不失是一种有效的促进中国改变的策略，那么是否可以尝试以谈判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方式，劝诱并逼迫习近平改变中国的政策呢？习近平是否意识到目前全球对中国反弹，是对中国目前采取的一些行动的反应呢？ 谢淑丽表示，她“一直在寻找北京开始收敛的迹象，看习近平政府是否听到了国际反弹的声音，并准备限制其行为以降低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成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最近的欧洲之行可以视作是安抚和承诺的努力”。 谢淑丽说，但是这一举动却被王毅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说北京愿意听的话，而不是欧洲人民愿听的话；并且对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捷克希望改善与台湾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论。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似乎还在不断地犯错误；这让我担心习近平已经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而只是在自己的宣传的回声室里做决策。身边没有一个人真正想告诉他这个坏消息，即中国的行为正在引发全球的反弹。” 谢淑丽说，谈判和施压并用的接触措施或许不一定奏效，但是我们需要试一试才知道。
华盛顿政界很多人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不过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和学者则认为，关于对华接触成败的争论源于对中国未来走向期待值的不同，美国仍有许多对华接触的手段可用，而且恰恰是特朗普总统激活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资产。
美国对华接触的成与败
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影响力已经日益减弱。这份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奠定了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非侵略、开放和非歧视贸易原则的全球新秩序；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20年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逐步下降。在这个时期，美国经历的外交政策遭受挫折远比取得成就更频繁。
华盛顿政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华政策的失败，正是美国全球影响力不断式微的一个佐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时质疑以往美国的以接触促进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对华政策，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传统做法已经失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与中国接触交往中美国人民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不过一些亲身参与美中接触外交的前外交官和学者则认为，接触外交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有效战略并不过时，而是应该继续展开对中国的接触政策，以接触促进美中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关系。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在跨党派美籍华人团体“百人会”主办的一个活动中表示，关于对华接触成败的争论源于对中国未来走向期待值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
黄亚生将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评估比作政治制度方面的“供需关系”，其中的需求品是指人们的愿望，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的思想。
黄亚生认为，这对供需关系中的需求方中国，已经得到了其所需的东西。他指出：“实际上，接触在创造中产阶级方面非常有效，而且在中国创造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而从供应方美国的角度来说，“在供应方面，接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选择领导人的方式，” 黄亚生说。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赞同黄亚生的分析。“美国没有人过高地期望中国会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体制，或者像是欧洲或日本等其它国家那样的民主国家，”她说。
另一位前美国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表示，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过多地局限于思考如何“放缓”或者“阻止”中国的崛起，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如何在美国本身寻找资源。“美国真正了解亚洲战略职能的人数相对比较少，我们必须逐步建立起来这样的一支专业队伍，” 他说。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是美国的前几届政府没有充分激活美中两国近50年接触交往所创造的接触资源，而不是与中国接触不起作用。
“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做得很正确的一件事，是激活了美中之间30年的接触所创造的接触资产。贸易、金融、投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工具，” 黄亚生说。
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没有下降。历史证明，二战后美国曾经经历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的低谷，每次都有人担心美国可能无法从国内困境和国际挑战中自拔；但是每次美国都成功地重塑了自己，重振了经济能力，证明美国仍然有能力继续领导全球事务。
“未来美国中国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与盟国和朋友接触。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有效战略，不是过时了；而是应该继续提倡。这将需要与盟国和朋友进行更实质性的对话和讨论。"
继续对华接触能否改变习近平？
曾经担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说，虽然美国并没有过高地期待中国能够最终成为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但是从21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这种变化甚至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胡锦涛第二任期就开始了。北京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一些超越以往的行动。
谢淑丽认为，这是集体领导在弱势领导人胡锦涛之下运作的结果。“我们在此期间看到的是，中国开始在南海区域欺负其它邻国、骚扰美国船只在国际水域的航行。中国在南海的这种行为，确实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成为什么样大国的看法：是负责任的还是侵略性的，”她说。
习近平上台后，在国内做出的改变是：邓小平发起的市场改革停滞不前，国家恢复了包括技术发展在内的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经济和技术发展领域增加了国家权力，导致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也彻底停止了。
谢淑丽说，特别是近几年来习近平加强了共产党对媒体、互联网和民间社会的控制，导致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正在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开始思考，美国此前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经不起作用，华盛顿应该如何调整未来的对华战略和政策。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说：“接触政策不会自动导致中国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兴起，认识到这一点背后的原因才是完全正确的做法。”
如果说对华接触政策仍然不失是一种有效的促进中国改变的策略，那么是否可以尝试以谈判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方式，劝诱并逼迫习近平改变中国的政策呢？习近平是否意识到目前全球对中国反弹，是对中国目前采取的一些行动的反应呢？
谢淑丽表示，她“一直在寻找北京开始收敛的迹象，看习近平政府是否听到了国际反弹的声音，并准备限制其行为以降低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成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最近的欧洲之行可以视作是安抚和承诺的努力”。
谢淑丽说，但是这一举动却被王毅弄巧成拙了，因为他觉得他必须说北京愿意听的话，而不是欧洲人民愿听的话；并且对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捷克希望改善与台湾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威胁性的言论。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似乎还在不断地犯错误；这让我担心习近平已经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而只是在自己的宣传的回声室里做决策。身边没有一个人真正想告诉他这个坏消息，即中国的行为正在引发全球的反弹。”
谢淑丽说，谈判和施压并用的接触措施或许不一定奏效，但是我们需要试一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