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xun (simplified Chinese: 博讯; traditional Chinese: 博訊; pinyin: Bóxùn) is an aggregaton website, which focuses on alleged political scandals in China.[1] Partially supported by U.S. government-funde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Boxun is part of the China Free Press project, which is initiated by U.S. government.[1][2]
这是秋天，尽管南方依然还是如此燥热，有的地方甚至热得让世人诧异······然而许多人渐渐感受到了寒意，这种寒意正从许多人意识不到的意识形态领域迅速蔓延到许多人深有同感的经济领域乃至消费领域和就业市场。当一些人畅想着岁月静好，还在“厉害了我的国”的欢呼声中，外资却在从中国悄然撤离，许多人毫无准备就突然失业了，年轻人找工作也越来越艰难。
几乎所有知名外资服装品牌和运动品牌包括阿迪达斯、耐克和优衣库均已关停国内的直属工厂，代工企业也在纷纷撤离中国。而消费领域，几乎所有的外资零售企业都在逐步离开中国。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肯德基和麦当劳早在2016年就全面退出了中国。你所看到的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店，不过是中资持有的特许经营店。更为严重的是，电子信息制造业龙头外企三星和富士康也在加速撤离中国。
中国当年改革开放，是为了吸引外资带着资金和技术来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这些外资企业不但给国内庞大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就业岗位，还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高新技术乃至对企业员工的友善，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实现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外企对员工的友善，是昔日的国企和民企从未有过的，当年几千万国企员工失业，拿到的补偿一般只有几千元或几万元，而早些年从外企离职的员工，往往可以拿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补偿。
虽然外资企业占全国企业不足3%，但创造了一半的对外贸易、30%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0%的税收收入。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广州的外企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规模的62%以上；在上海，外资贡献了2/3的工业总产值；而外资对深圳的经济贡献高达70%。可以说，是外资企业撑起了四大一线城市的蓝天。
外资撤离直接影响数以亿计的百姓就业问题。有数据表明，2013年，在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的2963万人，到了2014年和2015年，在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分别为2955万人、2790万人。到2016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更是下降到2666万。这些年，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岗位持续萎缩的今天，许多人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工作。
实际上，按照官方估算的数据，中国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直接就业人数远远不止两千多万，而是超过了4500万。国内还存在大批依靠外资生存的供应商、上下游企业，粗略估计受影响的人数应该是数以亿计。
如果外资撤离的趋势不能遏制，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房奴卡奴们，数千万嗷嗷待哺的留守儿童，千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又如何安生？在外资撤离潮中，大喊“中国或成最大赢家”只是盲目自大而已，别无他用。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出口，还有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原始增幅，2017年还有5.9%，2018年下降到0.6%，到今年1-8月，已经下降到了-3.5%。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7%；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0%。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两位数下降：北京下降14.4%、河北下降11.2%，山东下降13%。中国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上海则下降19.6%。江苏、广东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光喊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10月14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以美元计价9月出口同比下降3.2%，进口同比下降8.5%。同一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9月，中国汽车销量227.1万辆，同比下降5.2%。今年前9月，中国汽车累计销量1837.1万辆，同比下降10.3%。其中乘用车前9月累计销量1524.9万辆，同比下降11.7%。广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减少6.6%，已经连续第3个月下跌。1-9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8.6%。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6.5万台，同比下降33.4%，环比下降8%。
据社会科学院相关部门的统计，2018年中国的居民杠杆率水平为53.2%，而在2008年负债率不到20%。杭州、厦门、深圳、珠海、广州、南京、合肥、苏州八座城市的居民平均贷款数额已经超过了存款数额。上海财经高等研究院一份报告称，2017年中国家庭的负债率，就已经高达107.2%。高房价占据了很多人未来20-30年一半的收入。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9年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中提到：近些年相当大比例的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据央行数据，2018年末，个人贷款包括个人经营性贷款和房贷、短期消费贷等总和为47.9万亿，其中个人房贷占整个居民贷款54%。而在2008年，个人房贷仅为3万亿元，而11年之后2019年上半年，增至27.96万亿，超过9倍之多。
国际金融协会（IIF）7月份的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总存量超过40万亿美元。各级政府和国企占60%以上，伴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累积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
在2008年的“4万亿计划”和2015年的大放水之后，中国的M2（广义货币）数量已经上天了。2007年，中国的M2只有40万亿；到了2017年，中国的M2已经达到167万亿，足足翻了4倍还多。到2019年8月已经超过192万亿。如果算上影子银行，中国的真实货币总量已经远远超过200万亿。
过去几年，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方法就是拖字诀，一出现GDP增速下降的迹象，就立马狂发货币，只要经济一下滑，就开动机器大印钞票，就开始降息，就开始宽松。但狂发货币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在同样保持快速增长，这样才能把企业贷款变成利润来支付本金和利息，否则就变成凭空印钞，只会让货币出现贬值预期。
如此印钞速度确实堪称恐怖！有人认为中国物价总体稳定，并未出现大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集中体现在房价上，过去20年，中国房价平均上涨了10至15倍，中国楼市成为货币超发的最大资金池，货币超发为房价大涨提供了足够的弹药。通货膨胀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政府有强烈的通货膨胀冲动，这不仅在金属货币时代表现为偷工减料，劣币取代良币，表现在纸币时代，非常轻易地启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不停的向市场放水。
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过去也曾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使世界各国深受其害，而作为非国际货币的人民币持续超发危害的只是本国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向全球输出通胀，人民币大量发行只是在国内泛滥，其痛苦完全由全体国民来承受。中国GDP高速增长乃至人均GNI的漂亮数据，与货币增发超发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货币宽松所产生的后遗症没有多少人在乎。
收入锐减导致内需萎缩早在2013年就非常明显，这些年来呈断崖式一路下滑，赢利的行业不断收窄，几乎到了做什么都很难赚钱的地步，亏钱变得十分容易，民间投资增长率几近停滞，创业成了谋生，谋富成了苦撑，经济改革成了小修小补、花拳秀腿虚张声势，毫无实质性内容，负面经济信息被百般封禁掩盖，所有人假装一切正常，御用经济学家则从“一带一路”战略中拼命刨取所谓的“黄金”，并不断发出赞叹······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看上去光鲜的GDP完全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支撑，这样的GDP，跟民众的收入水平生活品质以及幸福指数并没有多大关系。各地为了GDP，可以拆掉刚刚建好的大楼，可以重复修建同一条马路，可以拆掉刚刚建好的大桥，可以重复修建同一个广场······类似的重复建设，民众常常难以理解，然而主政者自然明白其中的奥秘，GDP数字关系到个人的升迁以及命运，至于由此导致的腐败和浪费都不重要。
空头大师查诺斯曾警告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最终将崩溃，而不是经济学家所吹嘘的持续繁荣，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GDP数字。“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货币放水、土地垄断、政治因素所促成的房地产盛宴，支撑起经济的长远发展。当实体经济凋敝，外资企业纷纷逃离，这片土地最终只会增加更多的失业人口在饥寒和绝望中挣扎。危机的发生，可能像灰犀牛一样，突然迅速扑到你的面前，当你察觉的时候，或许一切都晚了。
经济学家高善文去年曾经发出不讨喜的慨叹：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这次主政者走错了路，年轻人这辈子就只能洗洗睡了。是啊，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开元天宝年间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谁又能想到，大多数人会很快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呢。
900年前，宋朝宰相王安石被再次罢黜，他写下《凤凰山》这首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