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的麦克格里（John McGory）从没想过，他在武汉6年的生活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草草收场。
2020年初，在江汉大学教了6年英语的麦克格里决定退休返回美国，正在他整理行装准备返美的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而封城。他没能跟所有朋友正式道别，便坐上撤侨的飞机匆匆离开了武汉。
在湖北科技大学学习中文教育的普里西拉（Priscilla Dickey）寒假前跟回老家过年的朋友告别时，说的还是“一个月后见”。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见。
美国人邓哲菲(Jonny Dangerfield)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辞别了被困武汉的亲人，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疫情之下，城市封锁，交通中断，他们曾经熟悉的武汉变了一幅模样。
回家的路曲折又漫长。因为太太只是绿卡持有者，不是美国公民，邓哲菲没有赶上第一架撤侨飞机。经过充满未知数的等待之后，全家人终于上了第三批包机的名单。有了许可证之后，他们得以上路，前往机场。
邓哲菲说：“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没有车。开往机场的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整个路上可能看到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但是非常的奇怪。我的岳父开车，他说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担心堵车，现在反而没有车让我担心，现在晚上八点应该是有车的，但是现在却没有车。感觉有点恐怖。”
普里西拉前往机场的路也颇费周折。她和女儿是第二批撤侨人员。由于一般私家车不能上路，她们差点没能找到去机场的车。通过她所在学校的帮助找到车一路飞奔到机场后，在那里接受了一次健康检查，接着迎来的是单调的等待。
她说：“我们4日下午6点到了机场，本来应该晚上10点登机，结果等到5日早晨8点才起飞。
美国的包机是货机改装的。
邓哲菲说：“飞机没有窗户，就是一个货机的感觉，没有广播。如果有颠簸，前面的蓝色的灯就会一闪一闪，非常恐怖。飞机上当然也没有什么Wifi，但是他们给我们吃的也都是蛮好的。而且机上没有空乘人员，都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他们心情也很好，还在搞笑啊。飞机上大概200多人，没有人在抱怨，大家都很感激能够上这个飞机，就算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美国的空军基地，我们也都非常开心。”
安定下来的他们回顾在武汉封城，交通中断后的生活，不免唏嘘。
麦克格里回忆说：“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入。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着三四十磅的东西，走大约一英里半。那是最难的事情。”
普里西拉说：“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回到美国，虽然还是在军事基地进行隔离，但他们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对仍然在疫情区的朋友的担忧涌上心头，他们是不是健康安全？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武汉出生和长大的韦女士由于不是美国公民，不符合上第一架撤侨包机的条件。从第二批撤侨包机开始，持有绿卡者也符合撤侨条件。韦女士赶上了第二批包机。目前在美军基地隔离的她说，现在的武汉让她很痛心。
她说： “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我看到我出生长大到17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很伤心，觉得很无辜。如果说现在死亡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是900多条人命，那是900多个家庭。很多很无辜的人都牵扯进来了。”
麦克格里说，仓促之下，他都没能跟朋友好好道别。“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楼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她，把钥匙给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她一个拥抱。她英语说得不好。她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你知道，他们每天的生活更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她爸爸有三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普里西拉8岁的女儿赫敏·迪基出生在湖北十堰，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武汉度过的。那里几乎承载了她所有的童年回忆。
她说：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
普里西拉甚至为不能帮助还困在武汉的朋友而感到内疚。
她说：“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而其他人，他们没有选择。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法帮他们。“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中国人的一些排挤举动。
武汉土生土长的韦女士感同身受。
她说：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的，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了可以说是虐待。那些人被打，车胎被戳破，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真的很糟糕。“
邓哲菲家住亚利桑那州，他说，他在那里也感受到了这种歧视。
他说：“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就离你100米远，不想碰你。这种歧视让我很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里，都是来自中国的妈妈们，她们就开始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和武汉人。他们听到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有一个病例，就一个，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附近。他们就说‘他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没留在中国，太不负责任了。’开始各种各样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个群里出现，说‘大家好，我是武汉人。’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有病的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虽然离别仓促，但是，缘未尽，情未了。普里西拉说，她在湖北科技大学还有一些课程没有修完。疫情平息后，她会继续回到校园完成学业。
麦克格里已经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他说，这次在武汉的经历给以后的写作和演讲提供了素材。
邓哲菲说，这次的经历是他教育孩子的宝贵财富。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医疗危机教育孩子，面对灾难不能慌乱，要成为人群中冷静镇定的力量。
65的麦克格里（John McGory）从没想过，他在武汉6年的生活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草草收场。
2020年初，在江汉大学教了6年英语的麦克格里决定退休返回美国，正在他整理行装准备返美的时候，武汉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而封城。他没能跟所有朋友正式道别，便坐上撤侨的飞机匆匆离开了武汉。
在湖北科技大学学习中文教育的普里西拉（Priscilla Dickey）寒假前跟回老家过年的朋友告别时，说的还是“一个月后见”。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再见。
美国人邓哲菲(Jonny Dangerfield)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辞别了被困武汉的亲人，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 疫情之下，城市封锁，交通中断，他们曾经熟悉的武汉变了一幅模样。
回家的路曲折又漫长。因为太太只是绿卡持有者，不是美国公民，邓哲菲没有赶上第一架撤侨飞机。经过充满未知数的等待之后，全家人终于上了第三批包机的名单。有了许可证之后，他们得以上路，前往机场。
邓哲菲说：“我们都是在高速公路，没有车。开往机场的方向，基本上没有车，整个路上可能看到一两辆。对面的方向看到多一些车。但是非常的奇怪。我的岳父开车，他说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会担心堵车，现在反而没有车让我担心，现在晚上八点应该是有车的，但是现在却没有车。感觉有点恐怖。”
普里西拉前往机场的路也颇费周折。她和女儿是第二批撤侨人员。由于一般私家车不能上路，她们差点没能找到去机场的车。通过她所在学校的帮助找到车一路飞奔到机场后，在那里接受了一次健康检查，接着迎来的是单调的等待。
她说：“我们4日下午6点到了机场，本来应该晚上10点登机，结果等到5日早晨8点才起飞。
美国的包机是货机改装的。
邓哲菲说：“飞机没有窗户，就是一个货机的感觉，没有广播。如果有颠簸，前面的蓝色的灯就会一闪一闪，非常恐怖。飞机上当然也没有什么Wifi，但是他们给我们吃的也都是蛮好的。而且机上没有空乘人员，都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他们心情也很好，还在搞笑啊。飞机上大概200多人，没有人在抱怨，大家都很感激能够上这个飞机，就算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美国的空军基地，我们也都非常开心。”
安定下来的他们回顾在武汉封城，交通中断后的生活，不免唏嘘。
麦克格里回忆说：“在我的公寓的步行距离内有一个沃尔玛，所以我们会去那里，你得先量体温，然后他们才让你进入。他们有不错的物资供应。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短缺。但是，提着三四十磅的东西，走大约一英里半。那是最难的事情。”
普里西拉说：“药店实际变成了免下车服务，他们不让你进药店。你得站在外面，等他们把药拿给你。”
回到美国，虽然还是在军事基地进行隔离，但他们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对仍然在疫情区的朋友的担忧涌上心头，他们是不是健康安全？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武汉出生和长大的韦女士由于不是美国公民，不符合上第一架撤侨包机的条件。从第二批撤侨包机开始，持有绿卡者也符合撤侨条件。韦女士赶上了第二批包机。目前在美军基地隔离的她说，现在的武汉让她很痛心。
她说： “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我看到我出生长大到17岁的城市变成这个样子真的很伤心，觉得很无辜。如果说现在死亡人数是900多个，那不光是900多条人命，那是900多个家庭。很多很无辜的人都牵扯进来了。”
麦克格里说，仓促之下，他都没能跟朋友好好道别。“我最后见到的人是一个叫丽莎的女士，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她是中国人，她有点像我住的公寓楼的看门人。所以我看见她，把钥匙给了她。而且，你知道，中国人不太喜欢拥抱，但我说，给我一个拥抱吧。我给她一个拥抱。她英语说得不好。她只是说，我爱你。我听了就哭了。我有点崩溃。我觉得离开我的朋友很伤心。他们仍然生活在疫情之中，你知道，他们每天的生活更靠近疫情，因为人们在生病，有人死亡。我有朋友告诉我，她爸爸有三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所以，这都是切肤之痛。而且，这些人是我关心的人。所以，这让我觉得（伤心），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很害怕。”
普里西拉8岁的女儿赫敏·迪基出生在湖北十堰，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武汉度过的。那里几乎承载了她所有的童年回忆。
她说： “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他们有些是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人。离开他们，离开武汉让我有些伤心。”
普里西拉甚至为不能帮助还困在武汉的朋友而感到内疚。
她说：“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我们能够躲避病毒，而其他人，他们没有选择。中国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他们正在尽其所能面对疫情。他们努力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为此感到很伤心。你知道我没法帮他们。“
武汉爆发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仅使困在武汉的人与外界隔绝，也引起了其他地方的人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甚至中国人的一些排挤举动。
武汉土生土长的韦女士感同身受。
她说： “那些被关在武汉外面的，无家可归的武汉人，受到了可以说是虐待。那些人被打，车胎被戳破，不给他们住，不给他们吃。真的很糟糕。“
邓哲菲家住亚利桑那州，他说，他在那里也感受到了这种歧视。
他说：“你说湖北这两个字，人们就离你100米远，不想碰你。这种歧视让我很担心。最早是我老婆在美国的一个妈妈微信群里，都是来自中国的妈妈们，她们就开始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基本上就是骂湖北人和武汉人。他们听到亚利桑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家，有一个病例，就一个，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附近。他们就说‘他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没留在中国，太不负责任了。’开始各种各样骂这个人。然后我老婆就在那个群里出现，说‘大家好，我是武汉人。’让他们淡定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有病的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很担心这个，也在做足够的安全措施。”
虽然离别仓促，但是，缘未尽，情未了。普里西拉说，她在湖北科技大学还有一些课程没有修完。疫情平息后，她会继续回到校园完成学业。
麦克格里已经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他说，这次在武汉的经历给以后的写作和演讲提供了素材。
邓哲菲说，这次的经历是他教育孩子的宝贵财富。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医疗危机教育孩子，面对灾难不能慌乱，要成为人群中冷静镇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