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五年前，从2019年3月15日开始，香港民众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将嫌犯送往中国受审。这一波反对声浪逐渐演变成百万民众上街抗议，进一步在2019-2020年间成为受到国际瞩目的反送中运动。
抗议运动在港府和北京强制镇压，新冠疫情爆发，以及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逐渐平息，但它却成为香港命运的分水岭。
目前香港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安法的实施使一国两制的香港变成一个受中国政府控制、日益内地化的城市，网上流行一句扎心的话：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已成金融中心遗址。
国际金融中心已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素有亲中之称的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日前撰文称，曾是香港成功象征的股市一泻千里，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他痛苦地承认：“香港已经玩完。”
香港一众官员出面反驳这个观点，行政会议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撰文回应说，罗奇的言论属以偏概全，经济发展不能只看股市， 香港还是大有可为的。
但港区全国政协荣休委员，金融资深业者刘梦熊指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恒生指数跌破1997年回归日水平，且交易量急剧萎缩是不争的事实，香港的繁荣和辉煌已是昨日黄花。
他说“香港在回归相当一段时间都被国际权威机构认定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近年来却被新加坡取而代之。今年香港的IPO金额竟比印度尼西亚还少，还有创业板指数从2007年的1830点掉到现在只有20点，跌了99%。”
香港官员批评单凭股市就说香港已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强调，香港的金融市场仍拥有“国际化”、“多元化”和“成长潜力”等特质，所以“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看法毫无根据。
但是刘梦熊认为，香港的沉沦绝不仅仅限于金融领域，他列举了自由、法制、信心、金融、国际贸易、航运、房地产、股市、财政储备、国际评级等十项指标，说明香港从政治到经济正在经历全面的倒退，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蜕变不过是其中最明显的表现。
香港的沉沦
100多年的时间里，香港由一个小渔村一跃而成亚洲四小龙，再跻身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享誉全球的东方之珠。刘梦熊说，香港曾为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提供了机遇和希望。
他说：“100多年前大英帝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当时的伦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100多年来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纽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本来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一个香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好好珍惜它，但你偏偏要让它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的优势和地位，沦为一个内地的普通城市，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
去年下半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裁中国，香港连带受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或交易，其中包括香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决议，撤销香港驻美国三个经贸代表处的外交豁免权，并限期关闭；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同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和中国内地一起，列为海外敌对势力。
目前，美国正在密切关注香港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国家安全立法的进展，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北京和香港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它将进一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的国际承诺，破坏“一国两制” 框架。
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接连发表声明，对美国的相关法案予以强烈谴责，认为它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
一国两制框架的崩塌
刘梦熊说，现在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些中国内地人和少部分香港人还相信一国两制。
他说：“香港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经大变特变，从公民社会被打到七零八落，到新闻自由的寒蝉效应，一直到最近的一切权利归属苏维埃式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已根本不是邓小平原先所构思的一国两制的蓝图，也不是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那个中国政府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更不是基本法所规定的那个一国两制的模样。”
旅居台湾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曾志豪说过，如果一国两制不成功，香港就失败了，因为没有了“两制”，只有“一国”，那么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还有什么区别？他说，这个道理香港人和全世界都明白，只有中共不明白。
曾志豪说，其实中共是装糊涂，因为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共制度失败的意思”,担心内地的制度吓跑香港人。他认为，北京“愈是保护一国两制，就愈意味着中共制度的失败。”所以到了要建立“制度自信”的习近平这里，他就不再装了，提出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迷思
许多围绕一国两制的争议，最后都会回归到邓小平当年的设计。邓小平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他说：“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前50年不能变，这是邓小平对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而言；50年之后不需要变，这是指陆港发展前景而言，表示陆港将逐渐趋同。然而正是这后一句话引起许多争议：50年后，到底是香港被内地同化，还是内地逐渐接近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
刘梦熊的解读是后者，即内地将逐渐趋同于代表现代文明三大基石（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香港。
“邓小平在九二南巡时提出了‘我的一大发明’和‘三个有利于’：一个好的政策不要问它姓社姓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后来还强调，‘要多造几个香港’。由此看来，邓小平认为‘50年后不需要变’，是要让内地向先进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香港靠拢。”
香港内地化令人扼腕长叹
法国知名汉学家，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2022年撰文指出：“我认识的香港完毕了！死了！我在香港二十多年了，我以前知道的香港不在了。”
他说：“现在没有什么政治生活，只有爱国主义分子才可以参加政治，他们就是听话：听北京的话，听中联办的话，所以这些人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他们代表政府，代表共产党，而并不代表香港的老百姓。这就是今天香港的事实！”
香港不断内地化，一步步沦为受北京控制、与内地差别不大的城市，让早年在9个小时的惊涛骇浪和6天6夜荒山野岭中九死一生偷渡香港的刘梦熊扼腕长叹。
他说：“我们看着这个城市，这个东方之珠由璀璨变成黯淡无光，就感觉到非常心痛。这不是我个人的遭遇问题，也不仅仅是香港750万市民的遭遇问题，这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机遇和命运。”
刘梦熊指出，从2014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推出中央政府将对香港实行全面管制的白皮书开始，不愿屈服的港人就在不断抗争，捍卫港英当局建立的自由法制基础和中共改革开放时期承诺的一国两制框架。历经占中运动、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但香港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谁是搞坏香港的“民族罪人”？
刘梦熊认为，香港的沉沦，根本原因是北京中央政府近年来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开了历史倒车。他说，如果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的最主要的元素–自由和法治–就能够包容。但是当它开历史倒车的时候，那就势必视香港自由和法治这个核心价值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要除之而后快。
“我一直强调，内地的改革开放是纲，香港的一国两制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如果纲毁了，目也就废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两者之间就是这个连带关系。”
2002年11月19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香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发表讲话说：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香港到今天的变化，责任谁来承担，谁是朱镕基所说的“民族罪人？
“问题在香港，根子在北京。”刘梦熊如是说。
中国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五年前，从2019年3月15日开始，香港民众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将嫌犯送往中国受审。这一波反对声浪逐渐演变成百万民众上街抗议，进一步在2019-2020年间成为受到国际瞩目的反送中运动。
抗议运动在港府和北京强制镇压，新冠疫情爆发，以及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逐渐平息，但它却成为香港命运的分水岭。
目前香港政治生态不断恶化，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安法的实施使一国两制的香港变成一个受中国政府控制、日益内地化的城市，网上流行一句扎心的话：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已成金融中心遗址。
国际金融中心已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素有亲中之称的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日前撰文称，曾是香港成功象征的股市一泻千里，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他痛苦地承认：“香港已经玩完。”
香港一众官员出面反驳这个观点，行政会议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撰文回应说，罗奇的言论属以偏概全，经济发展不能只看股市， 香港还是大有可为的。
但港区全国政协荣休委员，金融资深业者刘梦熊指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恒生指数跌破1997年回归日水平，且交易量急剧萎缩是不争的事实，香港的繁荣和辉煌已是昨日黄花。
他说“香港在回归相当一段时间都被国际权威机构认定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近年来却被新加坡取而代之。今年香港的IPO金额竟比印度尼西亚还少，还有创业板指数从2007年的1830点掉到现在只有20点，跌了99%。”
香港官员批评单凭股市就说香港已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强调，香港的金融市场仍拥有“国际化”、“多元化”和“成长潜力”等特质，所以“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看法毫无根据。
但是刘梦熊认为，香港的沉沦绝不仅仅限于金融领域，他列举了自由、法制、信心、金融、国际贸易、航运、房地产、股市、财政储备、国际评级等十项指标，说明香港从政治到经济正在经历全面的倒退，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蜕变不过是其中最明显的表现。
香港的沉沦
100多年的时间里，香港由一个小渔村一跃而成亚洲四小龙，再跻身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享誉全球的东方之珠。刘梦熊说，香港曾为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提供了机遇和希望。
他说：“100多年前大英帝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当时的伦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100多年来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跟纽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本来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一个香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好好珍惜它，但你偏偏要让它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的优势和地位，沦为一个内地的普通城市，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
去年下半年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裁中国，香港连带受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或交易，其中包括香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决议，撤销香港驻美国三个经贸代表处的外交豁免权，并限期关闭；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同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古巴和中国内地一起，列为海外敌对势力。
目前，美国正在密切关注香港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国家安全立法的进展，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北京和香港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它将进一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的国际承诺，破坏“一国两制” 框架。
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接连发表声明，对美国的相关法案予以强烈谴责，认为它完全漠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的地位。
一国两制框架的崩塌
刘梦熊说，现在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些中国内地人和少部分香港人还相信一国两制。
他说：“香港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经大变特变，从公民社会被打到七零八落，到新闻自由的寒蝉效应，一直到最近的一切权利归属苏维埃式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已根本不是邓小平原先所构思的一国两制的蓝图，也不是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那个中国政府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更不是基本法所规定的那个一国两制的模样。”
旅居台湾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曾志豪说过，如果一国两制不成功，香港就失败了，因为没有了“两制”，只有“一国”，那么香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还有什么区别？他说，这个道理香港人和全世界都明白，只有中共不明白。
曾志豪说，其实中共是装糊涂，因为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共制度失败的意思”,担心内地的制度吓跑香港人。他认为，北京“愈是保护一国两制，就愈意味着中共制度的失败。”所以到了要建立“制度自信”的习近平这里，他就不再装了，提出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迷思
许多围绕一国两制的争议，最后都会回归到邓小平当年的设计。邓小平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他说：“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前50年不能变，这是邓小平对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而言；50年之后不需要变，这是指陆港发展前景而言，表示陆港将逐渐趋同。然而正是这后一句话引起许多争议：50年后，到底是香港被内地同化，还是内地逐渐接近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
刘梦熊的解读是后者，即内地将逐渐趋同于代表现代文明三大基石（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香港。
“邓小平在九二南巡时提出了‘我的一大发明’和‘三个有利于’：一个好的政策不要问它姓社姓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后来还强调，‘要多造几个香港’。由此看来，邓小平认为‘50年后不需要变’，是要让内地向先进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香港靠拢。”
香港内地化令人扼腕长叹
法国知名汉学家，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敬文2022年撰文指出：“我认识的香港完毕了！死了！我在香港二十多年了，我以前知道的香港不在了。”
他说：“现在没有什么政治生活，只有爱国主义分子才可以参加政治，他们就是听话：听北京的话，听中联办的话，所以这些人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他们代表政府，代表共产党，而并不代表香港的老百姓。这就是今天香港的事实！”
香港不断内地化，一步步沦为受北京控制、与内地差别不大的城市，让早年在9个小时的惊涛骇浪和6天6夜荒山野岭中九死一生偷渡香港的刘梦熊扼腕长叹。
他说：“我们看着这个城市，这个东方之珠由璀璨变成黯淡无光，就感觉到非常心痛。这不是我个人的遭遇问题，也不仅仅是香港750万市民的遭遇问题，这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机遇和命运。”
刘梦熊指出，从2014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推出中央政府将对香港实行全面管制的白皮书开始，不愿屈服的港人就在不断抗争，捍卫港英当局建立的自由法制基础和中共改革开放时期承诺的一国两制框架。历经占中运动、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但香港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谁是搞坏香港的“民族罪人”？
刘梦熊认为，香港的沉沦，根本原因是北京中央政府近年来在经济、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开了历史倒车。他说，如果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它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的最主要的元素–自由和法治–就能够包容。但是当它开历史倒车的时候，那就势必视香港自由和法治这个核心价值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要除之而后快。
“我一直强调，内地的改革开放是纲，香港的一国两制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如果纲毁了，目也就废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两者之间就是这个连带关系。”
2002年11月19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香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发表讲话说：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香港到今天的变化，责任谁来承担，谁是朱镕基所说的“民族罪人？
“问题在香港，根子在北京。”刘梦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