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在P2实验室进行样本咽拭子核酸提取。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供图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指出，要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科研攻关，加大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的研发力度，争取早日取得突破。
从去年年底至今，病毒溯源、病原检测、药物筛选……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的科技工作者就一直在为抗击疫情加紧科研攻关，一刻也不停歇。
他们中，有科学家、有实验员、也有研究生，还有实验员出身的期刊编辑。直到发稿前，他们仍在加班加点，为抗击疫情提供科技支撑。
“我们正在与病毒赛跑”
2月7日，对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以下简称“武汉P4实验室”）高级实验师张化俊来说，是持续一个多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我们终于收获了第一批按疫苗生产标准大规模培养的病毒！”2月8日0点10分，张化俊抽出时间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疲惫的声音中透露出喜悦和信心。
张化俊是在1月22日接到灭活疫苗研究任务的，他说：“我们需要研究大规模病毒在疫苗生产细胞中的生长条件和特性，这是疫苗研发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为了评价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还在进行工作量极大的小鼠和猴子病毒感染模型工作，这些都是不久的将来评价灭活疫苗不可缺少的环节。
为了加快病毒培养进程，张化俊和同事们需每隔4小时取一次样，连续3天至凌晨3点才离开实验室。
武汉P4实验室对安全要求极高，退出实验室前必须通过化学淋浴对正压防护服表面消毒，之后脱下防护服和一次性内衣，洗澡后才能换上个人的衣服。
张化俊记不清自己在实验室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最多一天洗了5次澡。
“我们正在与病毒赛跑，希望尽早筛选出治疗药物，研发出疫苗，找到疫病源头，挽救更多生命。”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童骁介绍说，实验室承担了药物筛选评价、动物感染模型、疫苗研发、病毒溯源等一批科技攻关项目。
最近，张化俊和同事们又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测定临床治愈病人血液中抗体的效价。
“如果效价高的话，将会是一大好消息，因为它将比疫苗更快用于临床治疗。”张化俊说。
这场无声的阻击战，是在多部门的联合行动下完成的。
接到任务后，武汉P4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刘波波和同事们当即决定坚守工作岗位。
支撑保障工作繁琐重复却必须一丝不苟，支撑保障人员总是和科研人员一起加班到很晚。
“实验研究急剧增加，但防护服却非常短缺，我们必须加强对防护服的安全确认和测试。”刘波波说。
除夕夜，他和同事们一起在食堂吃了一顿工作餐当年夜饭。“我们大部分是党员，在这种危急时刻，应该自觉站出来。这是一种新的病毒，对它的了解早一分钟，也许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每一个部门都担负起了应有的职责，每个齿轮间的给力支持，才使得武汉P4实验室得以安全高效运转。”童骁说。
控疫守城尽一己之力
勇上一线争一分一秒
由于武汉市众多疑似患者等待确诊，经有关部门紧急批准，春节期间，一条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流水线”在武汉病毒所郑店园区诞生。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病毒所新冠肺炎病原学检测团队火速成立。第二天，首批196份样本送达，检测工作全面展开。
为了加快速度，不同岗位和学科组的技术人员联合开工。
如今，这支病原学检测团队每天要处理多达五六百份样本，并将结果及时汇报给武汉市各区的疾控中心。
实验员熊进告诉记者：“当天下午两点前收到的样本，当晚必须出结果。”
接受《中国科学报》电话采访时，他还在飞快地点着鼠标，争分夺秒地查看检测结果。
为了加快速度，团队连续作战。
大家往往顾不上吃饭，在生物安全二级和三级实验室内工作长达五六个小时，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早上还要早起汇总结果，核对病人信息后准时上报。
2005年入党的聂东波是《中国病毒学》编辑，她操起早年做实验的老本行，义无反顾地参加检测工作；工程师饶桂波和博士后孟菲都是党员，夫妻两人在P2实验室共同奋战；高级工程师高丁和青年研究员门冬得知消息后，连夜开车赶回武汉病毒所，确认身体无恙后一头扎进实验室；党龄10年的熊进之前参与了核酸检测试剂盒研发，从1月份以来一天都没休息过。
这支近20人的检测团队专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武汉病毒所副研究员陈建军表示：“成立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支临时团队基本都是党员，大家满腔热血，一心奉献，只想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让患者尽早知道检测结果。”
不只是武汉，确诊人数排在湖北省第三位的黄冈市也有一支来自武汉病毒所的病原学检测小分队。
1月28日大年初四的中午，武汉病毒所国家病毒资源库高级实验师唐霜接到了所领导电话，希望她组织当地的病毒所职工和研究生，支援黄冈市病原学检测。
此时的黄冈市内交通已经中断，拿着研究所提供的人员名单，唐霜心里有些没底。
没想到，打出的4通电话异常顺利，每一位队员都毫不犹豫地答应。当天晚上，这支小分队便克服各种困难，集结完成。
由于样本量大、技术人员急缺，队员们最开始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因为疫情就是命令，我们的结果对病情判断至关重要，一定要准确及时上报。”唐霜说。
小分队成立后不久，应急检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也随之建立起来。协调解决生物安全隐患、进入核心污染区、接触感染性样本、使用不熟悉的新设备……遇到困难，党员总是冲锋在前。
“确实能代表科技国家队！”一同共事的外单位检测人员这样评价他们。
黄冈市疾控中心门口的显眼位置，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队员们心里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来干的事，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如果不参加这场‘战役’，一定会后悔！”
2019年12月31日清晨，武汉病毒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实验师张磊被一阵手机铃声唤醒，电话是所领导打来的。
原来，她被指派完成一项紧急测序任务，测序样本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时间就是生命，鉴定结果早出来一小时，我们对未知病原的控制就早一小时。” 张磊深知，检测操作的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
谁知“怕啥来啥”，在文库质检过程中，仪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启动。
此时正是2020年元旦凌晨两点，张磊来不及多想，上网查询解决方案，拆卸电脑，调换配件，重装软件……对计算机略知一二的她终于在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文库质检顺利通过。
经过多个团队的接力科研，武汉病毒所1月2日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5日成功分离到病毒毒株。
从疫情初期开始，武汉病毒所就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攻关。
“老药新用”筛选团队的助理实验师吴妍今年第一年在武汉过年，也是她结婚后的第一个新年，没想到天天都在实验室度过。交通管制之后，爱人用借来的电动车每天接送她上下班，虽然有点冷，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成为吴妍每天最放松的时刻。
吴妍的主要工作是挑选成药进行体外细胞实验，筛选出具有抗病毒潜力的药物，为临床提供建议。每种药物的细胞实验需重复至少3次，只有每次结果一致，才有意义。
一次实验通常需3~4天，但往往需要花更多时间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看着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一天天增加，团队成员心急如焚。
“我们明白，医护人员在帮助病人与死神搏斗的同时，也是在为我们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工作争取宝贵的时间。”吴妍说。
经过加班加点的工作，团队发现在体外细胞水平上，瑞德西韦和磷酸氯喹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感染。他们第一时间将结果上报。
“我们团队自始至终没有害怕过，越是在社会陷入恐慌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发挥专业精神。即使结果不理想，我们依然继续努力钻研，寻找更多更好的备选方案。”吴妍说。
作为一名有着8年党龄的老党员、科技工作者，吴妍坦言：“如果我不参加这场‘战役’，一定会后悔！”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在P2实验室进行样本咽拭子核酸提取。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供图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时指出，要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科研攻关，加大相关试剂、疫苗、药品的研发力度，争取早日取得突破。
从去年年底至今，病毒溯源、病原检测、药物筛选……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的科技工作者就一直在为抗击疫情加紧科研攻关，一刻也不停歇。
他们中，有科学家、有实验员、也有研究生，还有实验员出身的期刊编辑。直到发稿前，他们仍在加班加点，为抗击疫情提供科技支撑。
“我们正在与病毒赛跑”
2月7日，对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以下简称“武汉P4实验室”）高级实验师张化俊来说，是持续一个多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天。
“我们终于收获了第一批按疫苗生产标准大规模培养的病毒！”2月8日0点10分，张化俊抽出时间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疲惫的声音中透露出喜悦和信心。
张化俊是在1月22日接到灭活疫苗研究任务的，他说：“我们需要研究大规模病毒在疫苗生产细胞中的生长条件和特性，这是疫苗研发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为了评价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武汉病毒所的科研人员还在进行工作量极大的小鼠和猴子病毒感染模型工作，这些都是不久的将来评价灭活疫苗不可缺少的环节。
为了加快病毒培养进程，张化俊和同事们需每隔4小时取一次样，连续3天至凌晨3点才离开实验室。
武汉P4实验室对安全要求极高，退出实验室前必须通过化学淋浴对正压防护服表面消毒，之后脱下防护服和一次性内衣，洗澡后才能换上个人的衣服。
张化俊记不清自己在实验室究竟待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最多一天洗了5次澡。
“我们正在与病毒赛跑，希望尽早筛选出治疗药物，研发出疫苗，找到疫病源头，挽救更多生命。”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童骁介绍说，实验室承担了药物筛选评价、动物感染模型、疫苗研发、病毒溯源等一批科技攻关项目。
最近，张化俊和同事们又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测定临床治愈病人血液中抗体的效价。
“如果效价高的话，将会是一大好消息，因为它将比疫苗更快用于临床治疗。”张化俊说。
这场无声的阻击战，是在多部门的联合行动下完成的。
接到任务后，武汉P4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刘波波和同事们当即决定坚守工作岗位。
支撑保障工作繁琐重复却必须一丝不苟，支撑保障人员总是和科研人员一起加班到很晚。
“实验研究急剧增加，但防护服却非常短缺，我们必须加强对防护服的安全确认和测试。”刘波波说。
除夕夜，他和同事们一起在食堂吃了一顿工作餐当年夜饭。“我们大部分是党员，在这种危急时刻，应该自觉站出来。这是一种新的病毒，对它的了解早一分钟，也许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每一个部门都担负起了应有的职责，每个齿轮间的给力支持，才使得武汉P4实验室得以安全高效运转。”童骁说。
控疫守城尽一己之力
勇上一线争一分一秒
由于武汉市众多疑似患者等待确诊，经有关部门紧急批准，春节期间，一条新型冠状病毒病原学检测“流水线”在武汉病毒所郑店园区诞生。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病毒所新冠肺炎病原学检测团队火速成立。第二天，首批196份样本送达，检测工作全面展开。
为了加快速度，不同岗位和学科组的技术人员联合开工。
如今，这支病原学检测团队每天要处理多达五六百份样本，并将结果及时汇报给武汉市各区的疾控中心。
实验员熊进告诉记者：“当天下午两点前收到的样本，当晚必须出结果。”
接受《中国科学报》电话采访时，他还在飞快地点着鼠标，争分夺秒地查看检测结果。
为了加快速度，团队连续作战。
大家往往顾不上吃饭，在生物安全二级和三级实验室内工作长达五六个小时，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早上还要早起汇总结果，核对病人信息后准时上报。
2005年入党的聂东波是《中国病毒学》编辑，她操起早年做实验的老本行，义无反顾地参加检测工作；工程师饶桂波和博士后孟菲都是党员，夫妻两人在P2实验室共同奋战；高级工程师高丁和青年研究员门冬得知消息后，连夜开车赶回武汉病毒所，确认身体无恙后一头扎进实验室；党龄10年的熊进之前参与了核酸检测试剂盒研发，从1月份以来一天都没休息过。
这支近20人的检测团队专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武汉病毒所副研究员陈建军表示：“成立之后我们才发现这支临时团队基本都是党员，大家满腔热血，一心奉献，只想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让患者尽早知道检测结果。”
不只是武汉，确诊人数排在湖北省第三位的黄冈市也有一支来自武汉病毒所的病原学检测小分队。
1月28日大年初四的中午，武汉病毒所国家病毒资源库高级实验师唐霜接到了所领导电话，希望她组织当地的病毒所职工和研究生，支援黄冈市病原学检测。
此时的黄冈市内交通已经中断，拿着研究所提供的人员名单，唐霜心里有些没底。
没想到，打出的4通电话异常顺利，每一位队员都毫不犹豫地答应。当天晚上，这支小分队便克服各种困难，集结完成。
由于样本量大、技术人员急缺，队员们最开始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因为疫情就是命令，我们的结果对病情判断至关重要，一定要准确及时上报。”唐霜说。
小分队成立后不久，应急检测临时党支部党小组也随之建立起来。协调解决生物安全隐患、进入核心污染区、接触感染性样本、使用不熟悉的新设备……遇到困难，党员总是冲锋在前。
“确实能代表科技国家队！”一同共事的外单位检测人员这样评价他们。
黄冈市疾控中心门口的显眼位置，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队员们心里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来干的事，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如果不参加这场‘战役’，一定会后悔！”
2019年12月31日清晨，武汉病毒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实验师张磊被一阵手机铃声唤醒，电话是所领导打来的。
原来，她被指派完成一项紧急测序任务，测序样本来自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时间就是生命，鉴定结果早出来一小时，我们对未知病原的控制就早一小时。” 张磊深知，检测操作的任何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
谁知“怕啥来啥”，在文库质检过程中，仪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启动。
此时正是2020年元旦凌晨两点，张磊来不及多想，上网查询解决方案，拆卸电脑，调换配件，重装软件……对计算机略知一二的她终于在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文库质检顺利通过。
经过多个团队的接力科研，武汉病毒所1月2日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1月5日成功分离到病毒毒株。
从疫情初期开始，武汉病毒所就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攻关。
“老药新用”筛选团队的助理实验师吴妍今年第一年在武汉过年，也是她结婚后的第一个新年，没想到天天都在实验室度过。交通管制之后，爱人用借来的电动车每天接送她上下班，虽然有点冷，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成为吴妍每天最放松的时刻。
吴妍的主要工作是挑选成药进行体外细胞实验，筛选出具有抗病毒潜力的药物，为临床提供建议。每种药物的细胞实验需重复至少3次，只有每次结果一致，才有意义。
一次实验通常需3~4天，但往往需要花更多时间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看着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一天天增加，团队成员心急如焚。
“我们明白，医护人员在帮助病人与死神搏斗的同时，也是在为我们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工作争取宝贵的时间。”吴妍说。
经过加班加点的工作，团队发现在体外细胞水平上，瑞德西韦和磷酸氯喹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感染。他们第一时间将结果上报。
“我们团队自始至终没有害怕过，越是在社会陷入恐慌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发挥专业精神。即使结果不理想，我们依然继续努力钻研，寻找更多更好的备选方案。”吴妍说。
作为一名有着8年党龄的老党员、科技工作者，吴妍坦言：“如果我不参加这场‘战役’，一定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