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据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来自其中一人的朋友圈——“你好世界，再见。” 事件发生后，有人感慨“贫穷导致的磨难太多太多了”，有人说“活着比跳下去难”，还有人反问“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很多书，却是那么脆弱，不去闯关，先选择逃避，这是为啥呢？”但让人意外的是，关注度如此高的社会事件，竟然没有成为热搜，迄今也未见主流媒体发声。 4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在公众号推出《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一文，最大限度还原了四名自杀者的生平与家庭背景。该文写道，“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彭志军，33岁，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十多年前，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因为家里根本付不起天价彩礼。 陈婷，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个子很小，人也瘦，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成绩不好的她被劝退。父亲去年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苦苦谋生的母亲对其缺乏照顾，出事前与家人联系了两次。 张财睿，23岁，家在福建省德化县，十多年前父母离了婚，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 刘志永，34岁，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早在20多年前，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上个月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因为情绪低落。 当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短暂的人生图景呈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都家庭贫困。但仅仅这样的归纳总结就够了吗？ 诗人余秀华在个人微信公众号谈到这一事件时说，“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她进而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精神状态将问题归结于现代教育。“它（现代教育）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 当金钱成为目的而非工具，人自然而然便从目的转为工具。 也有人提出这起自杀案的疑点：他们虽然都在外打工，但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通过什么契机，何种途径联系在一起，仍然是一个谜团。四个人有组织的自杀，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我们需要用证据链揭示他们自杀的动机，而不是简单喟叹社会底层生活之艰难。换言之，我们需要对生命的逝去负责，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做进一步调查，这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自杀，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自杀。这四个人是个案，还是冰山一角？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还牵涉更多的人？他们服的是什么样的毒药？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毒药？这些信息碎片固然令人唏嘘，但我们不能以情感代替证据。 除了教育问题和案件疑点外，因四人都来自农村，且都曾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尝试在城市找到目标感和意义感，所以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值得追问：轰轰烈烈的农村现代化，到底是谁的现代化？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老师在《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中提到，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当前的农民进城，既不稳定也不全面。农民不是一次性进城，也不是全家进城，而有一个很长时期在城乡之间的往返试探，这个往返试探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从总体上讲，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就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不再需要农村这个退路。具体到每个农户家庭，他们进城是否顺利，却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这既取功于他们个人努力，又要看运气。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进城农民机会就越多，运气就不会差。即使少数进城农民运气差，国家也比较容易提供社会保障的兜底。 此外，贺雪峰也提到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目中无人”的问题。“无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都首先应当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的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任何将农民排除在外、驱赶进城的乡村振兴，都是本末倒置的，都是错误的。乡村振兴不是要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文青小资提供休闲去处，而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及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就业，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目中无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排斥农民的乡村振兴，必须坚决制止。一个也许不是很现代却对弱势农民友好的农业和农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大幸！” 值得一提的是，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亦针对乡村振兴发出警醒，“集体经济之所以溃败，并不在于它是集体经济，而在于它蜕变成了干部经济，就是说集体经济应该是集体成员，也就是咱们农村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使用的、老百姓受益的经济，结果是少数干部来支配、使用、受益，如果说我们走到那样的路，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走上邪路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钱从哪里来，钱怎么用，这涉及到乡村的治理体制的改革、深化与完善。” 相约跳崖的四个年轻人以决绝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们的共性绝不仅仅是家庭贫困、来自农村，以他们为载体还有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追问。就像几年前人们关注的三和大神一样，他们身上连带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网络热度的退却而自动消解，反倒在城市化的热潮中越来越成为很多年轻人不可承受之重。 记得周迅在电影《李米的猜想》最后有一段独白，她说，“我们都不起眼，没有人在乎我们。”相约跳崖的四个年轻人生前都很不起眼，没有人在乎他们，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感慨他们身上的共性——家庭贫困之外，不妨多问一句“然后呢”，不管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至少会让他们最后问候的这个本就不美好的世界，因此变得好一点点。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据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来自其中一人的朋友圈——“你好世界，再见。”
事件发生后，有人感慨“贫穷导致的磨难太多太多了”，有人说“活着比跳下去难”，还有人反问“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很多书，却是那么脆弱，不去闯关，先选择逃避，这是为啥呢？”但让人意外的是，关注度如此高的社会事件，竟然没有成为热搜，迄今也未见主流媒体发声。
4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在公众号推出《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一文，最大限度还原了四名自杀者的生平与家庭背景。该文写道，“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彭志军，33岁，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十多年前，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因为家里根本付不起天价彩礼。
陈婷，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个子很小，人也瘦，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成绩不好的她被劝退。父亲去年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苦苦谋生的母亲对其缺乏照顾，出事前与家人联系了两次。
张财睿，23岁，家在福建省德化县，十多年前父母离了婚，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
刘志永，34岁，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早在20多年前，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上个月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因为情绪低落。
当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短暂的人生图景呈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都家庭贫困。但仅仅这样的归纳总结就够了吗？
诗人余秀华在个人微信公众号谈到这一事件时说，“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她进而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精神状态将问题归结于现代教育。“它（现代教育）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
当金钱成为目的而非工具，人自然而然便从目的转为工具。
也有人提出这起自杀案的疑点：他们虽然都在外打工，但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通过什么契机，何种途径联系在一起，仍然是一个谜团。四个人有组织的自杀，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我们需要用证据链揭示他们自杀的动机，而不是简单喟叹社会底层生活之艰难。换言之，我们需要对生命的逝去负责，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做进一步调查，这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自杀，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自杀。这四个人是个案，还是冰山一角？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还牵涉更多的人？他们服的是什么样的毒药？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毒药？这些信息碎片固然令人唏嘘，但我们不能以情感代替证据。
除了教育问题和案件疑点外，因四人都来自农村，且都曾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尝试在城市找到目标感和意义感，所以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值得追问：轰轰烈烈的农村现代化，到底是谁的现代化？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老师在《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中提到，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当前的农民进城，既不稳定也不全面。农民不是一次性进城，也不是全家进城，而有一个很长时期在城乡之间的往返试探，这个往返试探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从总体上讲，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就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不再需要农村这个退路。具体到每个农户家庭，他们进城是否顺利，却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这既取功于他们个人努力，又要看运气。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进城农民机会就越多，运气就不会差。即使少数进城农民运气差，国家也比较容易提供社会保障的兜底。
此外，贺雪峰也提到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目中无人”的问题。“无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都首先应当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的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任何将农民排除在外、驱赶进城的乡村振兴，都是本末倒置的，都是错误的。乡村振兴不是要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文青小资提供休闲去处，而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及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就业，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目中无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排斥农民的乡村振兴，必须坚决制止。一个也许不是很现代却对弱势农民友好的农业和农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大幸！”
值得一提的是，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亦针对乡村振兴发出警醒，“集体经济之所以溃败，并不在于它是集体经济，而在于它蜕变成了干部经济，就是说集体经济应该是集体成员，也就是咱们农村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使用的、老百姓受益的经济，结果是少数干部来支配、使用、受益，如果说我们走到那样的路，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走上邪路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钱从哪里来，钱怎么用，这涉及到乡村的治理体制的改革、深化与完善。”
相约跳崖的四个年轻人以决绝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们的共性绝不仅仅是家庭贫困、来自农村，以他们为载体还有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追问。就像几年前人们关注的三和大神一样，他们身上连带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网络热度的退却而自动消解，反倒在城市化的热潮中越来越成为很多年轻人不可承受之重。
记得周迅在电影《李米的猜想》最后有一段独白，她说，“我们都不起眼，没有人在乎我们。”相约跳崖的四个年轻人生前都很不起眼，没有人在乎他们，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感慨他们身上的共性——家庭贫困之外，不妨多问一句“然后呢”，不管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至少会让他们最后问候的这个本就不美好的世界，因此变得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