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拜登跑到“老家”爱尔兰转了一圈，又是寻根，又是到国会演讲。爱尔兰各政党也都很热情地欢迎这位“老乡”，场面其乐融融，舔得美国总统相当舒适。
老头儿自己相当开心，叙述自己与爱尔兰的关系时含情脉脉，连一贯的口吃都有所缓解。
而为了给老乡们拔份儿，在拜登降落在北爱尔兰的时候，把来接机的英国首相苏纳克推到一边儿，狠狠出了口恶气。
大热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的主持人迈克尔·切拿老大爷开了个玩笑，说拜登实在是太有爱尔兰味儿了，以至于不用喝酒就可以开始说昏话。
这番话逗得观众哈哈大笑的同时，也让他的搭档兼好友、全世界男人的公敌、斯嘉丽·约翰逊的老公科林·乔斯特不住摇头，因为乔斯特自己也是爱尔兰后裔。切说完还对“寡姐夫”加了一句，“怎么？冒犯你的种族了？”实在把嘲讽效果拉满了。
爱尔兰裔美国人是真的多，随便扔块石头就能砸中一个。根据统计，目前自我认知为爱尔兰裔的美国人超过3000万，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接近5000万，而爱尔兰本土人口呢？只有600万。
这种种奇特状况，都与爱尔兰裔美国人与众不同的国族情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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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与其他欧洲人不同的是，他们一来到美洲大陆，就体验着最残酷的压迫。
由于1740至1741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到美洲殖民地的南爱尔兰移民在独立战争前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多是以契约奴身份进入美洲的。当大批契约奴被运往新大陆的时候，针对他们的歧视便在各殖民地产生了。
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对入境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每人征收20先令的关税，宾夕法尼亚向所有爱尔兰移民征收进口税。
别的欧洲人来到美洲，不说自己卖奴隶，起码是能搞到一大片地当农民，爱尔兰人可倒好，自己就是来美洲当奴隶的。
在美国独立之后，针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也未减少。
尽管美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承诺了宗教信仰自由，但现实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是新教信仰，对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当时主导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外交上亲英，这让反英的爱尔兰人备受压迫。
1840年代，爱尔兰爆发马铃薯大吃饱。为了逃离饥荒，爱尔兰人再次大量举家移民美国。这次的移民潮相当恐怖，超过400万爱尔兰人渡海而来，奠定了今日美国爱尔兰裔人口的盛况。
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团体，达到外国出生人口的40%。其他欧洲移民，如为数众多的德国移民，大多会选择到美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以避免与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的早期移民发生种族、文化上的冲突。
但爱尔兰人没有这个选项。德意志人哪怕再穷也多是在有一定准备的情况下来到新大陆，起码还备有迁徙至内陆的旅费。爱尔兰人绝大多数是逃荒而来，出发的时候就没啥钱，到埠之后更是一文不名，迁徙到内陆？没有那个能力知道吧。
于是这些爱尔兰人只能在哪儿下船就立刻在哪儿找工作，他们多半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波士顿、费城、纽约这三个大都市定居下来。
爱尔兰人能找什么工作呢？开商店？本钱一分没有开什么店？干技术工？没技术干什么技工？当职员？字儿都不认识当什么职员？码头扛大包去吧！
幸好，当时美国东北部都市区处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许多非技术类底层工种，爱尔兰移民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美国早期城市贫民的重要部分。
然而，美国的城市生活对这些来自乡村的爱尔兰移民是个不小的挑战。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有一段描述刻画了初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这些从未见过城市的人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随处可见的新鲜事物令他们叹为观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在记忆中搜索可供对比的东西。但这里的一切却像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哪个乡镇、集市或市场与其相像。这些新来者对着他们将要度过余生的城市发呆。
他们乐于接受任何工作而不讲价钱，妇女们大多充当了旅馆里的清洁工或餐馆服务员，而男人则填充了各种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
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基本建设高峰，爱尔兰人成为筑路、修桥、挖运河等艰苦行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他们被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运河公路建设者。
虽然为美国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这种任劳任怨不讲价钱的工作态度，却威胁到处于本土居民下层的城市贫民的生活。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使他们不是失去原来的工作，就是被降低了工资。所以，他们常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动荡和相对贫困化归咎于爱尔兰移民。
试想，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工时长，休息时间短，下班之后不聚在一起喝一杯，能缓得过来吗？久而久之，爱尔兰人嗜酒豪饮的刻板印象就建立了起来。
遭遇了歧视和差别待遇的爱尔兰裔自然无法对美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由于家乡遭遇英帝国野蛮的压迫，新大陆又不像想象中的乐土一样宜居，这些奔离故土的爱尔兰裔对故国保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正好赶上了美国国族意识萌芽的19世纪中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正面冲撞，更加深了美国社会对爱尔兰人忠诚的怀疑。
以英裔美国人为主体的“一无所知”运动, 是一次自发的、波及面甚广的运动。成立于1849年的一无所知党，到1853年已经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并在其后的三年中风靡美国。
据称，有125万人卷入这场具有神秘色彩的本土主义运动。1855年的一无所知运动年鉴说，它的目的是要给外来主义最后一击。一无所知运动的思想动机是保护美国的主流传统，也就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美国传统。
一无所知党认为，以爱尔兰人为主要成分的新移民对美国传统缺乏了解，又受到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操纵与蛊惑，正在破坏美国的共和传统。
可见，经济上的困窘，宗教上的特殊，国族认同上对母国的忠诚，都让爱尔兰裔美国人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异类，是被主流排斥在外的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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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社会的排斥，让爱尔兰裔空前团结在了一起。毕竟当主流社会每周一三五骂天主教，二四六喷爱尔兰人的情况下（周日爱尔兰人喝醉了，没听见别人骂他们），内部再不团结，岂不被人捏扁搓圆？
而且，爱尔兰人不是不会玩政治，恰恰相反，爱尔兰人十分善于政治运作。在英国压迫下，爱尔兰人有充足的秘密结社和互助的经验。到达美国之后，来自英国专政机关的打压已不存在，团结的爱尔兰移民立刻在美国政治领域崭露头角。
由于联邦党人的亲英传统，他们对爱尔兰裔相当敌视，这种敌视也被联邦党的后继势力美国辉格党和共和党继承。而辉格党、共和党与工商和职业阶层的密切关系，使他们难以跨越阶级鸿沟，去取悦处于工人阶级下层的爱尔兰人。
另外，造成爱尔兰移民逃离本土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吃饱，而大吃饱的罪魁祸首就是英国辉格党人，很难想象爱尔兰裔会对一个跟仇人同名，还使用差不多纲领的政党会有什么好感。
在此背景下，爱尔兰裔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倾向于杰斐逊派和它的后继势力民主党。
1821年，纽约的宪法大会终于废除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投票权。以前因贫困而无法投票的爱尔兰人，从此可以发挥其政治力量了。
民主党首脑们看到了这个扩大势力的绝好机会，迅速向爱尔兰人张开了怀抱。爱尔兰人也通过支持民主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身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
爱尔兰人的团结帮助了他们。谁对爱尔兰人好，谁提拔爱尔兰人，谁就能得到爱尔兰选民的选票。
1852年大选中对爱尔兰人选票的争夺异常激烈。辉格党一改过去对爱尔兰文化的歧视转而取悦爱尔兰人，候选人温斯菲尔德·斯格特几年前还是本土主义者，现在却以爱尔兰之友的面目出现。民主党抓住斯格特早年的本土主义立场和对爱尔兰人的攻击不放，以获得爱尔兰人的坚定支持。
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获胜。这无疑与人数众多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民主党人对爱尔兰宗教文化的长期宽容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
搭上了民主党的顺风车，许多爱尔兰人也在其政治生涯中获得晋升机会。如爱尔兰出生的迈克·沃尔什被民主党大佬选中，成为国会众议员。为感谢天主教爱尔兰选民的支持，皮尔斯总统任命了来自费城的天主教徒詹姆斯·坎贝尔为邮政部长。
后世著名的爱尔兰裔政治家、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曾指出：“与美国人将金钱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同，许多天主教爱尔兰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或文化社区中帮助他人。”
毫无疑问，在以文化为纽带的爱尔兰人社会组织中，天主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爱尔兰社区的核心。
在大批爱尔兰移民流入美国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以商人和种植场主为主的小圈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美国天主教的构成，爱尔兰人在教会中居于压倒多数，他们逐步占据了美国教阶中的一些重要职位。
通过他们在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爱尔兰人得以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中发挥影响。这种爱尔兰天主教会与有组织的政治运作的结合常被称为“爱尔兰天主教势力”，教会对选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另外，别忘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爱尔兰裔作为城市贫民工人中的大多数，成为了美国工会组织的先驱。
纽约的鞋业工会就是一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由爱尔兰人主导的工会组织；爱尔兰建筑业工人在纽约市的非熟练工人中建立了第一个互助型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取消血汗工厂；1846年，纽约爱尔兰劳工发动罢工，要求提高共同福利和保护平等。
就这样，通过选举、教会、工会三位一体的绑定，团结的爱尔兰社区成为了美国东北部城市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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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力对他们的故土爱尔兰来说，真是天降大喜。
美国其他族群大部分融入了主流社会，在19世纪中叶前后形成了美国国族认同，与故国的联系逐渐减弱。但如前文所述，爱尔兰人处于本土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又被主流社会排斥，所以他们的认同依旧顽强地指向爱尔兰故土。
而随着爱尔兰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上升，他们逐渐有力量为故国出头，开始找大英帝国的麻烦。
1848年的欧洲爆发革命浪潮，到处都是造反的工人、市民，各个帝国地动山摇。爱尔兰人也在这场革命中揭竿而起，发动了青年爱尔兰党起义。
不过这场叛乱雷声不大，雨点真小，没经历几个小时，青年爱尔兰党人和警察发生一场小冲突之后就撤退了。如果不是后续的故事太过传奇，有理由怀疑这场起义不会被后世如此纪念。
起义领袖之一的盖尔语学者约翰·奥马霍尼逃亡巴黎躲避追捕，以教学和翻译工作养活自己，筹划下一阶段的“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斗争”。
1856年，在巴黎折腾了几年没啥起色的奥马霍尼前往美国，希望在老乡众多的新大陆碰碰运气。
这一下还真让他碰上了。由于爱尔兰裔美国人对故国的忠诚，起义英雄奥马霍尼甫一登陆，便受到爱尔兰社区的热烈欢迎。教会、工会、爱尔兰裔政客都向自己的民众热情介绍这位义士。
在见识到老乡的热情之后，奥马霍尼趁热打铁在1858年成立了芬尼亚兄弟会，自称爱尔兰共和国流亡政府，和大英帝国分庭抗礼。
当时为了给流亡政府筹款，芬尼亚兄弟会开售爱尔兰共和国国债。问题是债券这东西得有主权国家信誉背书，芬尼亚兄弟会的债券靠啥背书呢？你这债券啥时候能兑现啊？
背书自然是靠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背书喽，至于兑现，奥马霍尼庄严承诺，爱尔兰独立6个月之后，立刻兑现。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总之就是靠着爱尔兰移民的资助，芬尼亚兄弟会迅速发展壮大。有了钱的奥马霍尼将组织扩充至25万人，准备大干一场。
历史进程也开始帮芬尼亚兄弟会的忙。1860年美国内战爆发，无数爱尔兰人应征入伍。芬尼亚兄弟会主动号召会员加入军队，甚至不论南北，要大伙儿“为爱尔兰的革命运动积累军事经验”。
但问题来了，爱尔兰故土实在是太远了，想把这些人送回爱尔兰攻打都柏林，那也太看不起英国皇家海军了？
奥马霍尼认为应该等天下有变，尤其是英国和第三国发生正面冲突时，率领组织成员秘密潜入爱尔兰，趁英国人自顾不暇发动革命。
但这一想法太过消极，毕竟英国要是不和第三国打仗，爱尔兰就不要独立了？
于是，在芬尼亚兄弟会内部，出现了新的派别——行动派。这帮哥们儿的主张也很简单，要行动！爱尔兰去不了，那到哪儿行动呢？他们智慧的火花一闪现，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攻打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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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会儿，不是说要解放爱尔兰吗？怎么要打加拿大呢？这有啥关系？
在行动派看来，这大大的有关系。因为加拿大还是英国殖民地，他设想自己打下加拿大，然后和英国谈判，用归还加拿大为条件，换取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
甭管怎么说，行动派很快把奥马霍尼一脚踢开（叫你一声统帅你还当真了），自己操纵起芬尼亚兄弟会，准备对加拿大发动入侵。
美国政府的态度此时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因为爱尔兰社区对芬尼亚的热情支持，美国政府不愿限制他们的行动来得罪选民；另一方面，由于在内战中英国支持南方，北方政府相当不满，很希望芬尼亚兄弟会搞个大新闻，恶心恶心英国佬。
就这样，芬尼亚兄弟会在美国各大城市招募人员，购置武器。美国政府对这种公开的战争意图视若罔闻，放任行动派动员了数千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加拿大。
在行动派看来，加拿大只有几千民兵，缺乏训练和弹药。而自己的部队多是百战余生的老兵，又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许，行动很有可能成功。
但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美国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帝国，而是一个菜鸡。大英帝国和加拿大各省政府也都不是傻子，芬尼亚分子饶世界嚷嚷要进攻加拿大，人家早就知道了。
英国外交人员向美国施压，一下就给美国整怂了。芬尼亚先头部队刚刚攻陷加拿大的伊利堡，美国方面就截断了后续的支援部队和补给。而加拿大早就集结好的2000军队则向爱尔兰人压了上去……
无奈之下，芬尼亚人谋划了几年的用加拿大换爱尔兰计划，直接就失败了。
当然，美国政府为了不得罪爱尔兰裔选民，还是把芬尼亚的部队接了回来，也没怎么为难这些人，发了火车票送大家回家了。
芬尼亚运动最终失败了，但爱尔兰裔对祖国的热烈支持，加上他们在美国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成了整个爱尔兰民族的巨大财富。
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最后超过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帝国。
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裔美国人充分发挥影响力，支援故乡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
1916年，爱尔兰裔与西班牙裔混血美国人埃蒙·德·瓦莱拉在爱尔兰发动复活节起义，指挥部队占领了都柏林大运河街，经过一周的战斗后投降。瓦莱拉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然而，这已经不是50年前，大英帝国一句话就能让美国服软。攻守易势，英国还有求于美国，希望这位“表弟”能加入一战帮助协约国。
于是，美国外交官的一句话，让瓦莱拉的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而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瓦莱拉在一年之后得到特赦，并迅速投入到了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日后他历任爱尔兰总理和总统。
1918年爆发的爱尔兰独立战争，民族主义游击队得到了美国爱尔兰裔的大力支援，大家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就像瓦莱拉一样出力，最终成功使英国妥协，不得不允许爱尔兰独立。
到了1960年代，尽管冷战正在进行，英美之间又有“特殊关系”，还是“最坚定盟友”，但只要涉及爱尔兰问题，这个特殊关系就要打折扣了。原因无他，爱尔兰裔美国人中依旧有不少保有对故土的强烈情感，而他们的选票和影响力太大了。
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后，美国爱尔兰裔社区依旧大举捐款，筹集武器，让本已式微的爱尔兰共和军得以重整旗鼓，用炸弹炸得英国佬七荤八素，在大街上都不敢放垃圾桶。
在不少国际声音已经将爱尔兰共和军视为恐怖组织之后，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共和军支持者“诺雷德”（北爱尔兰援助委员会）的态度，就像100年前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态度一样，任由他们随便活动，对于公开的炸弹袭击呼吁不闻不问。
甚至不少爱尔兰裔政客公开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行动，包括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这嚣张的姿态，让全世界心里都犯嘀咕：美国这是公开“支恐”？
这也充分说明，爱尔兰裔对美国政坛就是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让美国能不在乎盟友的脸面，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脸面……
如果美籍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对美国的影响，就能说以色列是美国的亲爹，那爱尔兰裔和故土的情感联系之强，他们在美国国内政坛的影响力之大，完全可以说爱尔兰是美国的亲妈。
前两天，拜登跑到“老家”爱尔兰转了一圈，又是寻根，又是到国会演讲。爱尔兰各政党也都很热情地欢迎这位“老乡”，场面其乐融融，舔得美国总统相当舒适。
老头儿自己相当开心，叙述自己与爱尔兰的关系时含情脉脉，连一贯的口吃都有所缓解。
而为了给老乡们拔份儿，在拜登降落在北爱尔兰的时候，把来接机的英国首相苏纳克推到一边儿，狠狠出了口恶气。
大热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的主持人迈克尔·切拿老大爷开了个玩笑，说拜登实在是太有爱尔兰味儿了，以至于不用喝酒就可以开始说昏话。
这番话逗得观众哈哈大笑的同时，也让他的搭档兼好友、全世界男人的公敌、斯嘉丽·约翰逊的老公科林·乔斯特不住摇头，因为乔斯特自己也是爱尔兰后裔。切说完还对“寡姐夫”加了一句，“怎么？冒犯你的种族了？”实在把嘲讽效果拉满了。
爱尔兰裔美国人是真的多，随便扔块石头就能砸中一个。根据统计，目前自我认知为爱尔兰裔的美国人超过3000万，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接近5000万，而爱尔兰本土人口呢？只有600万。
这种种奇特状况，都与爱尔兰裔美国人与众不同的国族情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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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与其他欧洲人不同的是，他们一来到美洲大陆，就体验着最残酷的压迫。
由于1740至1741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到美洲殖民地的南爱尔兰移民在独立战争前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多是以契约奴身份进入美洲的。当大批契约奴被运往新大陆的时候，针对他们的歧视便在各殖民地产生了。
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对入境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每人征收20先令的关税，宾夕法尼亚向所有爱尔兰移民征收进口税。
别的欧洲人来到美洲，不说自己卖奴隶，起码是能搞到一大片地当农民，爱尔兰人可倒好，自己就是来美洲当奴隶的。
在美国独立之后，针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也未减少。
尽管美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承诺了宗教信仰自由，但现实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的美国主流社会是新教信仰，对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当时主导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外交上亲英，这让反英的爱尔兰人备受压迫。
1840年代，爱尔兰爆发马铃薯大吃饱。为了逃离饥荒，爱尔兰人再次大量举家移民美国。这次的移民潮相当恐怖，超过400万爱尔兰人渡海而来，奠定了今日美国爱尔兰裔人口的盛况。
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团体，达到外国出生人口的40%。其他欧洲移民，如为数众多的德国移民，大多会选择到美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以避免与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的早期移民发生种族、文化上的冲突。
但爱尔兰人没有这个选项。德意志人哪怕再穷也多是在有一定准备的情况下来到新大陆，起码还备有迁徙至内陆的旅费。爱尔兰人绝大多数是逃荒而来，出发的时候就没啥钱，到埠之后更是一文不名，迁徙到内陆？没有那个能力知道吧。
于是这些爱尔兰人只能在哪儿下船就立刻在哪儿找工作，他们多半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波士顿、费城、纽约这三个大都市定居下来。
爱尔兰人能找什么工作呢？开商店？本钱一分没有开什么店？干技术工？没技术干什么技工？当职员？字儿都不认识当什么职员？码头扛大包去吧！
幸好，当时美国东北部都市区处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许多非技术类底层工种，爱尔兰移民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美国早期城市贫民的重要部分。
然而，美国的城市生活对这些来自乡村的爱尔兰移民是个不小的挑战。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有一段描述刻画了初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这些从未见过城市的人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随处可见的新鲜事物令他们叹为观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在记忆中搜索可供对比的东西。但这里的一切却像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哪个乡镇、集市或市场与其相像。这些新来者对着他们将要度过余生的城市发呆。
他们乐于接受任何工作而不讲价钱，妇女们大多充当了旅馆里的清洁工或餐馆服务员，而男人则填充了各种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
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基本建设高峰，爱尔兰人成为筑路、修桥、挖运河等艰苦行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他们被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运河公路建设者。
虽然为美国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这种任劳任怨不讲价钱的工作态度，却威胁到处于本土居民下层的城市贫民的生活。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使他们不是失去原来的工作，就是被降低了工资。所以，他们常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动荡和相对贫困化归咎于爱尔兰移民。
试想，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工时长，休息时间短，下班之后不聚在一起喝一杯，能缓得过来吗？久而久之，爱尔兰人嗜酒豪饮的刻板印象就建立了起来。
遭遇了歧视和差别待遇的爱尔兰裔自然无法对美国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由于家乡遭遇英帝国野蛮的压迫，新大陆又不像想象中的乐土一样宜居，这些奔离故土的爱尔兰裔对故国保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正好赶上了美国国族意识萌芽的19世纪中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正面冲撞，更加深了美国社会对爱尔兰人忠诚的怀疑。
以英裔美国人为主体的“一无所知”运动, 是一次自发的、波及面甚广的运动。成立于1849年的一无所知党，到1853年已经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并在其后的三年中风靡美国。
据称，有125万人卷入这场具有神秘色彩的本土主义运动。1855年的一无所知运动年鉴说，它的目的是要给外来主义最后一击。一无所知运动的思想动机是保护美国的主流传统，也就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美国传统。
一无所知党认为，以爱尔兰人为主要成分的新移民对美国传统缺乏了解，又受到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操纵与蛊惑，正在破坏美国的共和传统。
可见，经济上的困窘，宗教上的特殊，国族认同上对母国的忠诚，都让爱尔兰裔美国人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异类，是被主流排斥在外的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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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美国社会的排斥，让爱尔兰裔空前团结在了一起。毕竟当主流社会每周一三五骂天主教，二四六喷爱尔兰人的情况下（周日爱尔兰人喝醉了，没听见别人骂他们），内部再不团结，岂不被人捏扁搓圆？
而且，爱尔兰人不是不会玩政治，恰恰相反，爱尔兰人十分善于政治运作。在英国压迫下，爱尔兰人有充足的秘密结社和互助的经验。到达美国之后，来自英国专政机关的打压已不存在，团结的爱尔兰移民立刻在美国政治领域崭露头角。
由于联邦党人的亲英传统，他们对爱尔兰裔相当敌视，这种敌视也被联邦党的后继势力美国辉格党和共和党继承。而辉格党、共和党与工商和职业阶层的密切关系，使他们难以跨越阶级鸿沟，去取悦处于工人阶级下层的爱尔兰人。
另外，造成爱尔兰移民逃离本土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吃饱，而大吃饱的罪魁祸首就是英国辉格党人，很难想象爱尔兰裔会对一个跟仇人同名，还使用差不多纲领的政党会有什么好感。
在此背景下，爱尔兰裔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倾向于杰斐逊派和它的后继势力民主党。
1821年，纽约的宪法大会终于废除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投票权。以前因贫困而无法投票的爱尔兰人，从此可以发挥其政治力量了。
民主党首脑们看到了这个扩大势力的绝好机会，迅速向爱尔兰人张开了怀抱。爱尔兰人也通过支持民主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身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
爱尔兰人的团结帮助了他们。谁对爱尔兰人好，谁提拔爱尔兰人，谁就能得到爱尔兰选民的选票。
1852年大选中对爱尔兰人选票的争夺异常激烈。辉格党一改过去对爱尔兰文化的歧视转而取悦爱尔兰人，候选人温斯菲尔德·斯格特几年前还是本土主义者，现在却以爱尔兰之友的面目出现。民主党抓住斯格特早年的本土主义立场和对爱尔兰人的攻击不放，以获得爱尔兰人的坚定支持。
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获胜。这无疑与人数众多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民主党人对爱尔兰宗教文化的长期宽容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
搭上了民主党的顺风车，许多爱尔兰人也在其政治生涯中获得晋升机会。如爱尔兰出生的迈克·沃尔什被民主党大佬选中，成为国会众议员。为感谢天主教爱尔兰选民的支持，皮尔斯总统任命了来自费城的天主教徒詹姆斯·坎贝尔为邮政部长。
后世著名的爱尔兰裔政治家、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曾指出：“与美国人将金钱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同，许多天主教爱尔兰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或文化社区中帮助他人。”
毫无疑问，在以文化为纽带的爱尔兰人社会组织中，天主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爱尔兰社区的核心。
在大批爱尔兰移民流入美国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以商人和种植场主为主的小圈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美国天主教的构成，爱尔兰人在教会中居于压倒多数，他们逐步占据了美国教阶中的一些重要职位。
通过他们在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爱尔兰人得以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中发挥影响。这种爱尔兰天主教会与有组织的政治运作的结合常被称为“爱尔兰天主教势力”，教会对选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另外，别忘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爱尔兰裔作为城市贫民工人中的大多数，成为了美国工会组织的先驱。
纽约的鞋业工会就是一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由爱尔兰人主导的工会组织；爱尔兰建筑业工人在纽约市的非熟练工人中建立了第一个互助型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取消血汗工厂；1846年，纽约爱尔兰劳工发动罢工，要求提高共同福利和保护平等。
就这样，通过选举、教会、工会三位一体的绑定，团结的爱尔兰社区成为了美国东北部城市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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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力对他们的故土爱尔兰来说，真是天降大喜。
美国其他族群大部分融入了主流社会，在19世纪中叶前后形成了美国国族认同，与故国的联系逐渐减弱。但如前文所述，爱尔兰人处于本土主义运动的对立面，又被主流社会排斥，所以他们的认同依旧顽强地指向爱尔兰故土。
而随着爱尔兰人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上升，他们逐渐有力量为故国出头，开始找大英帝国的麻烦。
1848年的欧洲爆发革命浪潮，到处都是造反的工人、市民，各个帝国地动山摇。爱尔兰人也在这场革命中揭竿而起，发动了青年爱尔兰党起义。
不过这场叛乱雷声不大，雨点真小，没经历几个小时，青年爱尔兰党人和警察发生一场小冲突之后就撤退了。如果不是后续的故事太过传奇，有理由怀疑这场起义不会被后世如此纪念。
起义领袖之一的盖尔语学者约翰·奥马霍尼逃亡巴黎躲避追捕，以教学和翻译工作养活自己，筹划下一阶段的“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统治的斗争”。
1856年，在巴黎折腾了几年没啥起色的奥马霍尼前往美国，希望在老乡众多的新大陆碰碰运气。
这一下还真让他碰上了。由于爱尔兰裔美国人对故国的忠诚，起义英雄奥马霍尼甫一登陆，便受到爱尔兰社区的热烈欢迎。教会、工会、爱尔兰裔政客都向自己的民众热情介绍这位义士。
在见识到老乡的热情之后，奥马霍尼趁热打铁在1858年成立了芬尼亚兄弟会，自称爱尔兰共和国流亡政府，和大英帝国分庭抗礼。
当时为了给流亡政府筹款，芬尼亚兄弟会开售爱尔兰共和国国债。问题是债券这东西得有主权国家信誉背书，芬尼亚兄弟会的债券靠啥背书呢？你这债券啥时候能兑现啊？
背书自然是靠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背书喽，至于兑现，奥马霍尼庄严承诺，爱尔兰独立6个月之后，立刻兑现。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总之就是靠着爱尔兰移民的资助，芬尼亚兄弟会迅速发展壮大。有了钱的奥马霍尼将组织扩充至25万人，准备大干一场。
历史进程也开始帮芬尼亚兄弟会的忙。1860年美国内战爆发，无数爱尔兰人应征入伍。芬尼亚兄弟会主动号召会员加入军队，甚至不论南北，要大伙儿“为爱尔兰的革命运动积累军事经验”。
但问题来了，爱尔兰故土实在是太远了，想把这些人送回爱尔兰攻打都柏林，那也太看不起英国皇家海军了？
奥马霍尼认为应该等天下有变，尤其是英国和第三国发生正面冲突时，率领组织成员秘密潜入爱尔兰，趁英国人自顾不暇发动革命。
但这一想法太过消极，毕竟英国要是不和第三国打仗，爱尔兰就不要独立了？
于是，在芬尼亚兄弟会内部，出现了新的派别——行动派。这帮哥们儿的主张也很简单，要行动！爱尔兰去不了，那到哪儿行动呢？他们智慧的火花一闪现，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攻打加拿大！
ETO直呼内行
等会儿，不是说要解放爱尔兰吗？怎么要打加拿大呢？这有啥关系？
在行动派看来，这大大的有关系。因为加拿大还是英国殖民地，他设想自己打下加拿大，然后和英国谈判，用归还加拿大为条件，换取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
甭管怎么说，行动派很快把奥马霍尼一脚踢开（叫你一声统帅你还当真了），自己操纵起芬尼亚兄弟会，准备对加拿大发动入侵。
美国政府的态度此时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因为爱尔兰社区对芬尼亚的热情支持，美国政府不愿限制他们的行动来得罪选民；另一方面，由于在内战中英国支持南方，北方政府相当不满，很希望芬尼亚兄弟会搞个大新闻，恶心恶心英国佬。
就这样，芬尼亚兄弟会在美国各大城市招募人员，购置武器。美国政府对这种公开的战争意图视若罔闻，放任行动派动员了数千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加拿大。
在行动派看来，加拿大只有几千民兵，缺乏训练和弹药。而自己的部队多是百战余生的老兵，又得到美国政府的默许，行动很有可能成功。
但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美国还不是今天这样的大帝国，而是一个菜鸡。大英帝国和加拿大各省政府也都不是傻子，芬尼亚分子饶世界嚷嚷要进攻加拿大，人家早就知道了。
英国外交人员向美国施压，一下就给美国整怂了。芬尼亚先头部队刚刚攻陷加拿大的伊利堡，美国方面就截断了后续的支援部队和补给。而加拿大早就集结好的2000军队则向爱尔兰人压了上去……
无奈之下，芬尼亚人谋划了几年的用加拿大换爱尔兰计划，直接就失败了。
当然，美国政府为了不得罪爱尔兰裔选民，还是把芬尼亚的部队接了回来，也没怎么为难这些人，发了火车票送大家回家了。
芬尼亚运动最终失败了，但爱尔兰裔对祖国的热烈支持，加上他们在美国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成了整个爱尔兰民族的巨大财富。
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最后超过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帝国。
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裔美国人充分发挥影响力，支援故乡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
1916年，爱尔兰裔与西班牙裔混血美国人埃蒙·德·瓦莱拉在爱尔兰发动复活节起义，指挥部队占领了都柏林大运河街，经过一周的战斗后投降。瓦莱拉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然而，这已经不是50年前，大英帝国一句话就能让美国服软。攻守易势，英国还有求于美国，希望这位“表弟”能加入一战帮助协约国。
于是，美国外交官的一句话，让瓦莱拉的死刑变成了无期徒刑。而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瓦莱拉在一年之后得到特赦，并迅速投入到了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日后他历任爱尔兰总理和总统。
1918年爆发的爱尔兰独立战争，民族主义游击队得到了美国爱尔兰裔的大力支援，大家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就像瓦莱拉一样出力，最终成功使英国妥协，不得不允许爱尔兰独立。
到了1960年代，尽管冷战正在进行，英美之间又有“特殊关系”，还是“最坚定盟友”，但只要涉及爱尔兰问题，这个特殊关系就要打折扣了。原因无他，爱尔兰裔美国人中依旧有不少保有对故土的强烈情感，而他们的选票和影响力太大了。
在北爱尔兰问题爆发之后，美国爱尔兰裔社区依旧大举捐款，筹集武器，让本已式微的爱尔兰共和军得以重整旗鼓，用炸弹炸得英国佬七荤八素，在大街上都不敢放垃圾桶。
在不少国际声音已经将爱尔兰共和军视为恐怖组织之后，美国政府对于国内的共和军支持者“诺雷德”（北爱尔兰援助委员会）的态度，就像100年前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态度一样，任由他们随便活动，对于公开的炸弹袭击呼吁不闻不问。
甚至不少爱尔兰裔政客公开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行动，包括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这嚣张的姿态，让全世界心里都犯嘀咕：美国这是公开“支恐”？
这也充分说明，爱尔兰裔对美国政坛就是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让美国能不在乎盟友的脸面，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脸面……
如果美籍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们对美国的影响，就能说以色列是美国的亲爹，那爱尔兰裔和故土的情感联系之强，他们在美国国内政坛的影响力之大，完全可以说爱尔兰是美国的亲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