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警士兵在上海街头的监控摄像头下执勤。（2022年1月20日）
华盛顿 —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就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发表公开演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精英误读了中国。他认为，新战略应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包括与中国经济的部分脱钩。
范亚伦在其新书《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中指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西方没有认识到中国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低估了中共的适应能力、智谋策略和残忍无情，误判了中共维持国内政治统治的决心，没有认识到中共修正主义国际野心的程度和严重性。”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接受美国之音Skype采访视频截图
范亚伦对西方民主国家与这样的政权之间建立稳定和富有成果的关系持怀疑态度。他在书中写道：“中共对于政治的列宁主义零和观点，他们长期存在的野心，他们对西方的敌意之深，以及现在对其实力增长的自信，这些集合在一起意味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真正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
范亚伦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反而可以有助于减少这样的风险。他说：“我对于未来5到10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是看起来做得不足，让中国领导人可能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
以下是采访的节选内容：
记者： 你的书名《误读中国》。我们怎样误读了中国？
范亚伦：我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错误或误解，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独掌政治权力的韧性和决心。西方过去认为，与中国接触，尤其是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会逐步让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而最终让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改变。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低估了中共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决心。
记者：一些评论将中国内政外交的负面转变归因于集中权力并且寻求长期或终身统治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他们开始怀念胡锦涛或江泽民的时代，认为那些时代可能更好。你如何看这种观点？
范亚伦：我认为，事情在多个方面都在加速和恶化，或者说在多个方面变得更加明显，无论是中共政权的压制性，还是权力的集中，扩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使用，或是更强硬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我觉得，所有这些趋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都可以看得到，其中的大部分在胡锦涛第二任期的后期就开始出现。
但是我同样认为，这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以及他们的最初目标是长期一致的。我不认为习近平严重偏离了中共创始人的最初目标。我认为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些目标，让中国的制度按照中共创始者想要的方式运作。
资料照：北京一个市场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像和毛泽东像（2017年9月19日）
记者：你在书中将习近平称为“复兴主义者”。这是否意味着这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单个领导人的问题？
范亚伦：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那个制度最重要的方面是，它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治制度。它围绕一个政党组织而成，这个政党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声称自己有权控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受任何外部力量或因素的任何限制或约束，没有独立的法院，没有拥有任何有意义的权力的立法机构。这就是这个制度的本质，其目的是永远和无限期地统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延续和复兴，试图复兴那个制度，让那个制度在未来无限期地运作下去。
现在，习近平的行事方式可能最终会削弱中国的实力，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他想要做什么是很明显的。
记者：现在中国没有变成自由民主的大国，那么美国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脱钩（disengagement）是否是可能和现实的？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范亚伦：首先，我认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大国必须承认之前的政策失败了，承认至少在目前，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演变几乎甚至毫无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正在朝与他们所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其次，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短期目标必须是防御性的。我们向中国开放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而中国利用这一点，将我们置于不利地位。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继续这样做的能力。我们还需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并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努力在印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力量平衡，以遏制中国在扩大军事能力之际的咄咄逼人行为...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做了不少，但是还未到达所需的程度。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权特征的体现，我不认为这些政策会发生很大变化，肯定不会在未来5年、10年、15年和20年习近平继续执政的情况下。但即使习近平被其他人取代，这些政策的势头已经建立。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面对一个非常强硬和非常难以应对的中国。
资料照：2019年10月1日中国解放军士兵站在播放习近平讲话的大荧幕前
记者：你在书中说，采取更强硬和坚定的对华政策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实际上可以帮助减少这样的风险。不过你在书中也提到，中国长期存在这样的心态，认为美国或所谓的外国势力试图围堵中国。那么这种更强硬的做法是否会助长中国的这种心态，导致中国冒更大的风险或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范亚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让我试着这样回答。首先，我确实认为中国领导人有那样的看法。他们还试图利用西方围堵中国这样的指责来调动国内的政治支持，或是试图迷惑干扰西方国家。他们有这种看法和担忧。但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尽可能地对中国开放和友好，试图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他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或其盟国不可能在不向中共政权屈服的情况下，采取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的政策。他们无法让中共感到安全，他们也不应该尝试，因为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很危险。中共领导层确实有那些恐惧和担忧，但我觉得要减少这些担忧，我们能做的不多。
我对于未来5到10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是看起来做得不足，让中国领导人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错了，但那时我们已经陷入了冲突。因此我希望我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发展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防务，努力继续遏制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记者：你在书中主张我们应该在经济上追求部分脱钩(partial disengagement)。这种部分脱钩能走多远？
范亚伦：这个过程主要不是美国推动的，肯定不完全是美国推动的。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于战略原因一直在推行旨在减少和部分脱离对美国经济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依赖的政策，以降低中国面临压力时的脆弱性，如其领导人所说的，让中国在技术上独立自主。
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进一步脱钩的道路前进了。我不认为会是全面脱钩，除非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或者中国采取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那样的行动。。。但是我们对中国进口开放、向中国大量出口技术、或是对中国攫取技术而不会强烈反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记者：在制衡中国方面，拜登政府非常重视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协调合作。俄罗斯的例子表明，可以形成这样的协调合作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是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以及美国的盟友之间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孤立俄罗斯的努力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那么如果是中国，协同制衡中国的努力能走多远？
范亚伦：对于中国，首先我要说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似乎对在欧洲和亚洲的民众有种警醒作用。我感觉，俄罗斯或中国会入侵另一个国家或实体（比如台湾）的这种看法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抽象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会发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是否有可能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实施的那种全面经济制裁，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不充分。中国有可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世界上的许多经济体都依赖中国生产的各类产品，而不只是一种产品。恐怕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相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最后不会真的对他们实施严厉制裁。如果他们如此确信，他们更可能会使用武力。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说服中国领导人相信，无论他们愿意怎么想，如果他们真的采取侵略行动，西方将实施协调一致的经济举措，而这些举措将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并且可能威胁到他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做到，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去做，如何说服中国。
美国海军照片显示“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2022年4月26日)
记者：谈到台湾，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说，美国应该在台湾驻军。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您在书中也提到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对台湾提供支持和协防台湾的重要性。那么您如何看待博尔顿和其他国会议员的观点？您是否认为有必要调整对台政策？
范亚伦：首先我要说，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特别是如果成功占领和征服台湾，这显然会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会给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将会威胁到我们的盟友以及日本和韩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将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改变战略格局，最终让中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使其得以胁迫其他国家并挑战我们的联盟关系。我认为这是中国长期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努力防止发生的。
在我看来，我们做什么比我们说什么更重要。如果我们明天说我们将结束战略模糊但却什么都不做，并不会让情况得到改善，反而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及军事规划人员更加相信，美国及其地区主要盟友事实上是会进行干预，并且会迅速介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帮助台湾挫败至少是初始阶段的入侵企图。
记者：最后让我们回到中共的制度及其目标和野心。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领导者，重塑现有国际秩序使其更有利于中共的统治。您认为中国能否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
范亚伦：他们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替代体系，由他们主导的各种机构组成。我认为正在出现的情况是，他们可能更关注在发展中世界成为或被视为主导力量。有很多原因，不过他们认为，发展中世界拥有大量世界人口，包含许多国家，如果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健康增长，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帮助中国维持自身的增长。他们对赢得我们的支持不抱任何希望，也没希望在欧洲或日本做到这一点。
他们想削弱和离间我们，增强他们在这个我们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世界的力量，以此为背景来扩大他们自己的力量。
他们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占据他们所谓的科技制高点，成为科技和创新的主导力量，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的各种力量，军事和政治力量都源自于此。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想在那个领域取代我们。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我们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他们为了超越我们而利用我们。
中国武警士兵在上海街头的监控摄像头下执勤。（2022年1月20日）
华盛顿 —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就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发表公开演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精英误读了中国。他认为，新战略应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包括与中国经济的部分脱钩。
范亚伦在其新书《误读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中指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西方没有认识到中国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低估了中共的适应能力、智谋策略和残忍无情，误判了中共维持国内政治统治的决心，没有认识到中共修正主义国际野心的程度和严重性。”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Aaron Friedberg）接受美国之音Skype采访视频截图
范亚伦对西方民主国家与这样的政权之间建立稳定和富有成果的关系持怀疑态度。他在书中写道：“中共对于政治的列宁主义零和观点，他们长期存在的野心，他们对西方的敌意之深，以及现在对其实力增长的自信，这些集合在一起意味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真正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
范亚伦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反而可以有助于减少这样的风险。他说：“我对于未来5到10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是看起来做得不足，让中国领导人可能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
以下是采访的节选内容：
记者： 你的书名《误读中国》。我们怎样误读了中国？
范亚伦：我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错误或误解，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独掌政治权力的韧性和决心。西方过去认为，与中国接触，尤其是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会逐步让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而最终让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改变。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低估了中共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决心。
记者：一些评论将中国内政外交的负面转变归因于集中权力并且寻求长期或终身统治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他们开始怀念胡锦涛或江泽民的时代，认为那些时代可能更好。你如何看这种观点？
范亚伦：我认为，事情在多个方面都在加速和恶化，或者说在多个方面变得更加明显，无论是中共政权的压制性，还是权力的集中，扩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使用，或是更强硬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我觉得，所有这些趋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都可以看得到，其中的大部分在胡锦涛第二任期的后期就开始出现。
但是我同样认为，这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以及他们的最初目标是长期一致的。我不认为习近平严重偏离了中共创始人的最初目标。我认为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实现这些目标，让中国的制度按照中共创始者想要的方式运作。
资料照：北京一个市场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像和毛泽东像（2017年9月19日）
记者：你在书中将习近平称为“复兴主义者”。这是否意味着这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单个领导人的问题？
范亚伦：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那个制度最重要的方面是，它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治制度。它围绕一个政党组织而成，这个政党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声称自己有权控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受任何外部力量或因素的任何限制或约束，没有独立的法院，没有拥有任何有意义的权力的立法机构。这就是这个制度的本质，其目的是永远和无限期地统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延续和复兴，试图复兴那个制度，让那个制度在未来无限期地运作下去。
现在，习近平的行事方式可能最终会削弱中国的实力，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他想要做什么是很明显的。
记者：现在中国没有变成自由民主的大国，那么美国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脱钩（disengagement）是否是可能和现实的？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范亚伦：首先，我认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大国必须承认之前的政策失败了，承认至少在目前，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演变几乎甚至毫无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正在朝与他们所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其次，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短期目标必须是防御性的。我们向中国开放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而中国利用这一点，将我们置于不利地位。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继续这样做的能力。我们还需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并与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努力在印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力量平衡，以遏制中国在扩大军事能力之际的咄咄逼人行为...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做了不少，但是还未到达所需的程度。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权特征的体现，我不认为这些政策会发生很大变化，肯定不会在未来5年、10年、15年和20年习近平继续执政的情况下。但即使习近平被其他人取代，这些政策的势头已经建立。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面对一个非常强硬和非常难以应对的中国。
资料照：2019年10月1日中国解放军士兵站在播放习近平讲话的大荧幕前
记者：你在书中说，采取更强硬和坚定的对华政策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实际上可以帮助减少这样的风险。不过你在书中也提到，中国长期存在这样的心态，认为美国或所谓的外国势力试图围堵中国。那么这种更强硬的做法是否会助长中国的这种心态，导致中国冒更大的风险或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范亚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让我试着这样回答。首先，我确实认为中国领导人有那样的看法。他们还试图利用西方围堵中国这样的指责来调动国内的政治支持，或是试图迷惑干扰西方国家。他们有这种看法和担忧。但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尽可能地对中国开放和友好，试图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他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或其盟国不可能在不向中共政权屈服的情况下，采取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的政策。他们无法让中共感到安全，他们也不应该尝试，因为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很危险。中共领导层确实有那些恐惧和担忧，但我觉得要减少这些担忧，我们能做的不多。
我对于未来5到10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是看起来做得不足，让中国领导人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错了，但那时我们已经陷入了冲突。因此我希望我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发展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防务，努力继续遏制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记者：你在书中主张我们应该在经济上追求部分脱钩(partial disengagement)。这种部分脱钩能走多远？
范亚伦：这个过程主要不是美国推动的，肯定不完全是美国推动的。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于战略原因一直在推行旨在减少和部分脱离对美国经济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依赖的政策，以降低中国面临压力时的脆弱性，如其领导人所说的，让中国在技术上独立自主。
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进一步脱钩的道路前进了。我不认为会是全面脱钩，除非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或者中国采取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那样的行动。。。但是我们对中国进口开放、向中国大量出口技术、或是对中国攫取技术而不会强烈反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记者：在制衡中国方面，拜登政府非常重视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协调合作。俄罗斯的例子表明，可以形成这样的协调合作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是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以及美国的盟友之间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孤立俄罗斯的努力能持续多久还有待观察。那么如果是中国，协同制衡中国的努力能走多远？
范亚伦：对于中国，首先我要说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似乎对在欧洲和亚洲的民众有种警醒作用。我感觉，俄罗斯或中国会入侵另一个国家或实体（比如台湾）的这种看法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抽象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会发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是否有可能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实施的那种全面经济制裁，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不充分。中国有可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世界上的许多经济体都依赖中国生产的各类产品，而不只是一种产品。恐怕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相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方国家最后不会真的对他们实施严厉制裁。如果他们如此确信，他们更可能会使用武力。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说服中国领导人相信，无论他们愿意怎么想，如果他们真的采取侵略行动，西方将实施协调一致的经济举措，而这些举措将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并且可能威胁到他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做到，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去做，如何说服中国。
美国海军照片显示“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2022年4月26日)
记者：谈到台湾，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说，美国应该在台湾驻军。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您在书中也提到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对台湾提供支持和协防台湾的重要性。那么您如何看待博尔顿和其他国会议员的观点？您是否认为有必要调整对台政策？
范亚伦：首先我要说，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特别是如果成功占领和征服台湾，这显然会给台湾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会给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将会威胁到我们的盟友以及日本和韩国。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将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改变战略格局，最终让中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使其得以胁迫其他国家并挑战我们的联盟关系。我认为这是中国长期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需要努力防止发生的。
在我看来，我们做什么比我们说什么更重要。如果我们明天说我们将结束战略模糊但却什么都不做，并不会让情况得到改善，反而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及军事规划人员更加相信，美国及其地区主要盟友事实上是会进行干预，并且会迅速介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帮助台湾挫败至少是初始阶段的入侵企图。
记者：最后让我们回到中共的制度及其目标和野心。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的领导者，重塑现有国际秩序使其更有利于中共的统治。您认为中国能否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
范亚伦：他们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替代体系，由他们主导的各种机构组成。我认为正在出现的情况是，他们可能更关注在发展中世界成为或被视为主导力量。有很多原因，不过他们认为，发展中世界拥有大量世界人口，包含许多国家，如果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健康增长，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帮助中国维持自身的增长。他们对赢得我们的支持不抱任何希望，也没希望在欧洲或日本做到这一点。
他们想削弱和离间我们，增强他们在这个我们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世界的力量，以此为背景来扩大他们自己的力量。
他们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占据他们所谓的科技制高点，成为科技和创新的主导力量，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的各种力量，军事和政治力量都源自于此。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想在那个领域取代我们。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我们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他们为了超越我们而利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