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意透过立法，将“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实施至港澳台及海外侨胞。旅居他乡的中国异议人士告诉DW，随著极端声音激增，海外可能出现更多诉诸暴力的“小粉红”；专家则认为，该法凸显了北京的不安全感。
6月26日，《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送交中国有关机构批读，这是北京首次将以法律明文规定如何“爱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内的洗脑式爱国教育近几年越演越烈。”来自伦敦非营利组织“中国异见者”（China Deviants）的威廉（William，化名）告诉DW。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对就学中的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并将当时抗议的起因归咎于学生受“境外敌对势力”影响。
旅居英国之前，威廉也曾接受中国的“思想教育”。他表示，当时经常接收到一个观念，即“全世界都想陷害我，我在中共领导下顶著枪林弹雨艰难成长”，而这样“洗脑式”的教育一旦合法化，将导致更多激进“小粉红”的诞生。
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首度送交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全文也公布在网上以“征求意见”。
该草案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含学校、宗教团体、企业甚至家庭，向中国青年灌输爱国主义和对共产党的忠诚。其中明文规定，家长应“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并不得从事侮辱国旗、质疑共产党英雄的历史和事迹等行为。
针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该法也要求应制作、传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信息”，同时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迎来更有底气的“小粉红”？《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执法范圍不仅扩及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甚至还包含了海外侨胞，希望藉此增进上述对象的“爱国情怀”并且“弘扬爱国传统”。
“这可能使‘小粉红’的海外攻击行为更加合法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国问题专家Kathy Huang告诉DW。
但针对小粉红的“攻击强度”（level of aggression），她并不认为立法后会有明显差异。“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合法与否，而是出于抽象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号召，”Kathy Huang补充道。
8月7日，英国伦敦红砖巷涂鸦再被喷洒中国社会主义标语后，有民主人士展开二次创作。
本月，数名中国艺术留学生在伦敦著名的红砖巷（Brick Lane）涂鸦墙上，以白漆覆盖了原先的知名画作，喷涂上鲜红斗大的24个字，宣扬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此事引起海外华人圈的广大批评，并很快遭反中异见人士透过增字、涂改进行“二次创作”。
而这样的意见冲突，很可能演变成暴力流血事件。
近年来，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发生过中国激进爱国人士对“挺港”或“反中”的和平示威者拳打脚踢，例如去年10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前的殴人事件，当时一名和平示威男子说自己遭拖入领事馆区围殴，事后中国以“任期已满”为由，将6名疑涉案的外交人员撤离英国。
伦敦的中国异议人士威廉告诉DW，他不认为“小粉红”是真正“爱国”，只是深受中国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灌输，而“对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有非常大的敌意”，加上从未接触过民主式的辩论场合、未参与集会，“拳头和谩骂（因此）成为了唯一的表达渠道”。
另一位化名Emily的25岁中国留学生则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倾向将“很多事情变成群众事件” ，虽然当局不会公开鼓励暴力，但当那些以暴力相对的人未受罚，或甚至得到赞许的时候，“他们就会延续这个行为”。
在中国驻曼城总领馆事件中被殴打的香港示威者鲍伯（Bob Chan）表示，自己遭殴打后身上有多处瘀伤。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设有超过百处的“海外警察站”。这些单位隶属中国公安，表面上是帮助中国民众适应海外生活，实际却是追捕和骚扰异议人士。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分析，这些“小粉红”被中国政府视为“爱国主义的样板”。如此激进的声音，将导致那些呼吁党国积极变革的“理性爱国之声”遭到压制。而《爱国主义教育法》一旦通过，小粉红形同获得一项法律工具，将“更有底气”为统战采取激烈行动。
海外华人：不听的人还是不听选择“润”到英国的Sam（化名）在当地留学毕业后，曾短暂回中国工作了2年，随后再次回到英国就业，前后在当地旅居6年。他告诉DW，这些年留学的“小粉红”比例有渐增的迹象，网上极端的声音、民粹主义的思想也越来越多，令他“看微博就感到很压抑”。
即便身在言论自由的英国，Sam表示自己“从来不会主动提政治”，因为“身边还是有很多很爱国、很政治立场正确的朋友”，尤其台湾、香港的议题，担心提了“可能会有危险”。
但他认为，不论爱国主义教育法如何扩大范圍，“听的人还是听，不听的人还是不听”。
另一位化名为Apple的21岁中国留学生则告诉DW：“我不认为爱国主义教育会影响到港澳台或者海外华人。”
目前正在英国留学的她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一致性，因此容易催生激进的爱国人士。例如她从小学习很多抗日英雄及共产党的历史，但却很少读到世界历史；而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墙内的叙述非常单一，从来没有报道香港人被打的新闻” 。
然而，当Apple在海外第一次走上街头、捍卫自身权利时，她说：“那一刻我感到了无比的力量，也明白了为何中共要那么严格地控制任何线下抗议活动。 ”
她认为，盡管爱国主义教育合法化，“原本激进爱国的人依然会激进爱国，上过街的人也不会回头再去接受爱国那一套说辞。”
北京欲增强青年对党忠诚分析人士表示，该草案之所以著重教育年轻族群，是源于中国当局对其青年忠诚度的担忧。
去年因“清零”政策而爆发的“白纸运动”，即是由国内跨城市的青年、学生站在抗议和表达异议的最前沿，挺身反对政府政策。这对中国领导层而言，是对党权力和执政合法性的一大威胁。
近来，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国内需求疲软、房地产市场动荡，青年失业率也不断攀升、屡破纪录。本月稍早，中国统计局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引起广大舆论，许多网民纷纷发表讽刺评论。
而根据上个月发布的最新青年失业率，目前中国有超过五分之一（21.3%）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面臨艰困的就业市场，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呼吁青年人上山下乡、振兴农业，并要懂得“吃苦”，但年轻世代并不买单，大多选择“躺平”或者“润出去”。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Kathy Huang分析，考量到中国国内当前的环境，北京试图将爱国主义教育法合法化，“是一个刻意且因应时局的重新聚焦”。
她说：“这些努力揭示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对党未来声望的焦虑。”
内外交迫下设立“维稳三法”
在国内经济委靡不振之际，中国在外交层面也备受挑战。自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和不信任日益加剧。
美国不断加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荷兰、日本也针对有关的制造设备祭出限制；本月初，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更下令将限制美国对部分中国半导体、量子电脑和人工智能（AI）公司的投资。
洪敬富向DW分析，北京在内、外形势险峻之下，正试图透过立法“更大程度地进行维稳”。除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之外，中国近期还修订了新版《反间谍法》、并通过《对外关系法》，这都显示了中国对当前动荡局势的回应。
6月底，当中国颁布《对外关系法》时，《人民日报》刊出了时任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现任外交部长王毅的评论。王毅指出，中国面对当前的严峻时局，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
不过，针对爱国主义教育，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制度。洪敬富指出，只是一般民主国家的爱国教育著重公民权利、法治人权，与中国强调“三位一体”的爱国思想教育不同。
根据草案全文，该法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坚持传递“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洪敬富分析，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年轻人“爱上习近平，或爱上习近平的意识形态”。
此外，一旦爱国主义教育被放进法律的层次，就将涉及到奖惩的问题。洪敬富说，目前该法只有正向表述，说明“表现好有奖励”，但对于“不爱国”的惩罚则相对不透明，“这其实是我们需要担忧的部分”。
中国有意透过立法，将“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实施至港澳台及海外侨胞。旅居他乡的中国异议人士告诉DW，随著极端声音激增，海外可能出现更多诉诸暴力的“小粉红”；专家则认为，该法凸显了北京的不安全感。
6月26日，《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送交中国有关机构批读，这是北京首次将以法律明文规定如何“爱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内的洗脑式爱国教育近几年越演越烈。”来自伦敦非营利组织“中国异见者”（China Deviants）的威廉（William，化名）告诉DW。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对就学中的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并将当时抗议的起因归咎于学生受“境外敌对势力”影响。
旅居英国之前，威廉也曾接受中国的“思想教育”。他表示，当时经常接收到一个观念，即“全世界都想陷害我，我在中共领导下顶著枪林弹雨艰难成长”，而这样“洗脑式”的教育一旦合法化，将导致更多激进“小粉红”的诞生。
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首度送交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全文也公布在网上以“征求意见”。
该草案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含学校、宗教团体、企业甚至家庭，向中国青年灌输爱国主义和对共产党的忠诚。其中明文规定，家长应“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并不得从事侮辱国旗、质疑共产党英雄的历史和事迹等行为。
针对“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该法也要求应制作、传播“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网络信息”，同时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迎来更有底气的“小粉红”？《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执法范圍不仅扩及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甚至还包含了海外侨胞，希望藉此增进上述对象的“爱国情怀”并且“弘扬爱国传统”。
“这可能使‘小粉红’的海外攻击行为更加合法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国问题专家Kathy Huang告诉DW。
但针对小粉红的“攻击强度”（level of aggression），她并不认为立法后会有明显差异。“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合法与否，而是出于抽象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号召，”Kathy Huang补充道。
8月7日，英国伦敦红砖巷涂鸦再被喷洒中国社会主义标语后，有民主人士展开二次创作。
本月，数名中国艺术留学生在伦敦著名的红砖巷（Brick Lane）涂鸦墙上，以白漆覆盖了原先的知名画作，喷涂上鲜红斗大的24个字，宣扬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此事引起海外华人圈的广大批评，并很快遭反中异见人士透过增字、涂改进行“二次创作”。
而这样的意见冲突，很可能演变成暴力流血事件。
近年来，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发生过中国激进爱国人士对“挺港”或“反中”的和平示威者拳打脚踢，例如去年10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前的殴人事件，当时一名和平示威男子说自己遭拖入领事馆区围殴，事后中国以“任期已满”为由，将6名疑涉案的外交人员撤离英国。
伦敦的中国异议人士威廉告诉DW，他不认为“小粉红”是真正“爱国”，只是深受中国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灌输，而“对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有非常大的敌意”，加上从未接触过民主式的辩论场合、未参与集会，“拳头和谩骂（因此）成为了唯一的表达渠道”。
另一位化名Emily的25岁中国留学生则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倾向将“很多事情变成群众事件” ，虽然当局不会公开鼓励暴力，但当那些以暴力相对的人未受罚，或甚至得到赞许的时候，“他们就会延续这个行为”。
在中国驻曼城总领馆事件中被殴打的香港示威者鲍伯（Bob Chan）表示，自己遭殴打后身上有多处瘀伤。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设有超过百处的“海外警察站”。这些单位隶属中国公安，表面上是帮助中国民众适应海外生活，实际却是追捕和骚扰异议人士。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分析，这些“小粉红”被中国政府视为“爱国主义的样板”。如此激进的声音，将导致那些呼吁党国积极变革的“理性爱国之声”遭到压制。而《爱国主义教育法》一旦通过，小粉红形同获得一项法律工具，将“更有底气”为统战采取激烈行动。
海外华人：不听的人还是不听选择“润”到英国的Sam（化名）在当地留学毕业后，曾短暂回中国工作了2年，随后再次回到英国就业，前后在当地旅居6年。他告诉DW，这些年留学的“小粉红”比例有渐增的迹象，网上极端的声音、民粹主义的思想也越来越多，令他“看微博就感到很压抑”。
即便身在言论自由的英国，Sam表示自己“从来不会主动提政治”，因为“身边还是有很多很爱国、很政治立场正确的朋友”，尤其台湾、香港的议题，担心提了“可能会有危险”。
但他认为，不论爱国主义教育法如何扩大范圍，“听的人还是听，不听的人还是不听”。
另一位化名为Apple的21岁中国留学生则告诉DW：“我不认为爱国主义教育会影响到港澳台或者海外华人。”
目前正在英国留学的她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一致性，因此容易催生激进的爱国人士。例如她从小学习很多抗日英雄及共产党的历史，但却很少读到世界历史；而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墙内的叙述非常单一，从来没有报道香港人被打的新闻” 。
然而，当Apple在海外第一次走上街头、捍卫自身权利时，她说：“那一刻我感到了无比的力量，也明白了为何中共要那么严格地控制任何线下抗议活动。 ”
她认为，盡管爱国主义教育合法化，“原本激进爱国的人依然会激进爱国，上过街的人也不会回头再去接受爱国那一套说辞。”
北京欲增强青年对党忠诚分析人士表示，该草案之所以著重教育年轻族群，是源于中国当局对其青年忠诚度的担忧。
去年因“清零”政策而爆发的“白纸运动”，即是由国内跨城市的青年、学生站在抗议和表达异议的最前沿，挺身反对政府政策。这对中国领导层而言，是对党权力和执政合法性的一大威胁。
近来，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国内需求疲软、房地产市场动荡，青年失业率也不断攀升、屡破纪录。本月稍早，中国统计局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引起广大舆论，许多网民纷纷发表讽刺评论。
而根据上个月发布的最新青年失业率，目前中国有超过五分之一（21.3%）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面臨艰困的就业市场，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呼吁青年人上山下乡、振兴农业，并要懂得“吃苦”，但年轻世代并不买单，大多选择“躺平”或者“润出去”。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Kathy Huang分析，考量到中国国内当前的环境，北京试图将爱国主义教育法合法化，“是一个刻意且因应时局的重新聚焦”。
她说：“这些努力揭示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对党未来声望的焦虑。”
内外交迫下设立“维稳三法”
在国内经济委靡不振之际，中国在外交层面也备受挑战。自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和不信任日益加剧。
美国不断加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荷兰、日本也针对有关的制造设备祭出限制；本月初，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更下令将限制美国对部分中国半导体、量子电脑和人工智能（AI）公司的投资。
洪敬富向DW分析，北京在内、外形势险峻之下，正试图透过立法“更大程度地进行维稳”。除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之外，中国近期还修订了新版《反间谍法》、并通过《对外关系法》，这都显示了中国对当前动荡局势的回应。
6月底，当中国颁布《对外关系法》时，《人民日报》刊出了时任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现任外交部长王毅的评论。王毅指出，中国面对当前的严峻时局，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法律工具箱”。
不过，针对爱国主义教育，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制度。洪敬富指出，只是一般民主国家的爱国教育著重公民权利、法治人权，与中国强调“三位一体”的爱国思想教育不同。
根据草案全文，该法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坚持传递“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洪敬富分析，言下之意，就是要中国年轻人“爱上习近平，或爱上习近平的意识形态”。
此外，一旦爱国主义教育被放进法律的层次，就将涉及到奖惩的问题。洪敬富说，目前该法只有正向表述，说明“表现好有奖励”，但对于“不爱国”的惩罚则相对不透明，“这其实是我们需要担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