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重庆人刘焘
决定卖掉上海市中心的房子，搬去西郊，
在一片棕榈林、湖水、花园的环绕中
打造自己的新家。
来的人都惊叹：美得不像在上海！
原本层高低矮、压抑阴暗的房子，
在设计师谢柯的改造下焕然一新，
流转变幻的自然光与自然景致
被巧妙地引入空间的每个角落。
离开家乡独自去华尔街打拼，
又半路出家在上海开画廊，
刘焘的脚步始终繁忙，满世界飞，
但搬家后，生活却有了转变——
以前下班后总想着去外面社交，
如今更多待在家中，
与自己从小热爱的事物一起：
艺术、植物、书籍、喂鱼、撸猫……
“都市又松弛，
这两个对我来讲没有矛盾。
家，就是我自己的样子。”
10月，一条来到上海西郊拜访刘焘。
编辑：朱玉茹
自述：刘 焘
我出生在重庆，后来去美国念金融，但是半路出家来做艺术，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画廊。
我以前一直住在梧桐区，早C（咖啡）晚A（酒）下楼就能解决，很都市的生活方式，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市中心。
旧居的阳台
但是疫情的时候，我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在阳台上完成的，从早待到夕阳落山，那是每天最能给我慰藉的地方。我就觉得也许可以搬离远一点，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花园。
2021年，我卖掉在永嘉路的房子，搬到西郊。这个小区是一个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棕榈树、湖水、花园，在上海非常难得。280m²的平层，我跟小猫一起住。
新居的阳台也种上了儿时熟悉的植物，变成户外的第二客厅
房子内部本身其实蛮阴暗的，在一楼、层高低，又被分割成多个封闭的小空间，有些压抑。
我的好友、设计师谢柯跟我说不用担心，他家的层高比我还低。2020年夏天我去拜访了他在大理的家，年底又去了他重庆的家，就非常坚定一定要让他来做。这也是他在上海设计的第一套住宅。
贯通东西的主卧套间
布局全部重新调整，房间数从三房三卫减少为两个，一个贯通东西的开放式主卧套间，一间小客房，客厅、书房、厨房、餐区全部是连通开放的，从沙发上就能看到满墙的书，这是我一向的习惯。很多书都是我从小就有的，囊括了我很多的兴趣爱好：艺术、建筑、植物……
窗全部打开，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景，也做了一些造型，让植物透进来得刚刚好。
通透开阔的客厅、书房区域
谢柯他一向是用身体去做设计，感受空间里光线一天的变化。东边，早晨太阳慢慢升上来洒到全屋，一片金色。
西边，则是一条斜线，照在一个凳子或瓶子上。12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光交错在房屋正中，非常美妙。
西边的光线斜斜投进屋内
我一直很喜欢大地色系，所以地面是大面积的深色木头，墙面和天花则是轻盈的灰色。家具几乎都是中古的，有一半已经跟了我十几年了，中间坏过我又拿去修，慢慢包浆变得越来越舒服，颜色越来越温润。
工人有一半是跟着谢柯从重庆来的，听到我讲四川话，他们也很吃惊。有时候我其他的团队来了，我还得在中间做四川话翻译，我觉得挺有趣的。我们互相讲一些非常重庆的土话，也能找到我小时候的感觉。
我是在西南农大长大的，爸妈、邻居都是园艺系的老师，房前屋后全都是各家各户种的植物。潜移默化地我也非常喜欢，甚至我曾经梦想就是做一个植物学家。做功课很累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本很大的植物词典来慢慢翻看，那是我休息的一个方式。
到上海之后，我就想把当年那些我很喜欢的植物带过来。阳台上，白兰、栀子、含笑、桂花、各种各样的山茶，全是重庆人很熟悉的。
书房角落的朱蕉
我的山茶大概已经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了，从我搬到上海到现在，在我每一个家的阳台上都有它。书房这一颗朱蕉是我从重庆家里拿来的，当年我自己种的，我妈分了一个小苗出来给我。
我尽量没有把它们种得非常规整，让植物的原生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是最美的。
卧室的窗口花园
卧室的窗口还专门做了一个花园，既解决了隐私问题，也成为我每天早上醒来的一个动力。
过去一年里阳台上大概出现了4个鸟窝，一大早我就被它们吵醒，就知道我该起来去喂鱼了。到这里来之后，拾起来很多我小时候的爱好。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学画的，要中考了，我妈说不行要打住了，她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当饭吃的。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脑海里，我知道我很喜欢艺术。
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在嘉陵江边，我就想把窗景留下来，因为以后不可能再坐在这个座位上了。
进门玄关：左边大理石雕塑是西班牙艺术家Alberto Peral的《三角Triangle》2021年；天花板悬挂的是法国艺术家Odile Decq的装置作品，2016年；墙上的作品是青年艺术家邱林贵的《阴霾》，综合材料，2018年
当时有几个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在江边画江景，我就找了其中一个人，他跟我说80块钱。我说，好，能不能分期付，分4期。后来我马上要大学入学了还没付清，他担心地天天来找我。那幅画现在还在我家里，没想到后面这就变成我的一个生涯。
去年搬家的时候整理，我收藏的摄影、雕塑、装置、油画，林林总总大概有400多件。
餐区：墙上挂的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布面油画《盈余Extra》，2016年；窗边的铜雕塑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长臂 Braçllarg》，1985年；右侧是荷兰设计师Dennis Slootweg于1960年代设计制作的金属幽灵椅
Eduardo Arranz-Bravo的工作室
西班牙艺术家Eduardo Arranz-Bravo他去年过世了，餐厅这个房间算是给他致敬的。他是米罗的学生，工作室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
我第一次去拜访他还在2013年，当时我飞机晚点了，错过了午饭。结果他自己吃了午饭还喝了很多酒，就醉倒在沙发上，我一直等到他晚上8点醒来。他画室顶上有个天窗，星光照进来，我们在下面喝酒，聊他的画，我今天都还记得。
厨房这面墙，是整个家里比较暗的一个角落，Candida Höfer拍摄的巴黎的救世军总部，这扇窗正好带来光明。
Candida Höfer，《海牙皇室档案馆 II》， 2003年
书房里也有一张Höfer拍摄的海牙皇室档案馆，我还在同样的场景拍了一张照。她是很害羞的一个人，所以就拍这种人造的场合，剧院、图书馆、火车站等等，但是在没有人的状态下，我觉得很有意思。
沈忱三联作品，2007年
客厅，旅美的上海艺术家沈忱2007年创作的一件三联作品，是他灰色系的开始，非常安静、有气韵。这里是我的吧台，一块枕木削成的。
黄渊青，《2020-4》，2020年
沙发背后是黄渊青老师比较少见的黑白作品。他一共画了4年，我每次去他画室都能看到一点变化。一开始只是一块黑布，什么都没有，后来慢慢看到有线条出现，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神秘感，这是他写的“字”。
Enrique Asensi，《针AGUJA》，2023年
阳台上，是西班牙艺术家Enrique Asensi铸铁的雕塑，在巴塞罗那海滨我看了一件原作很大的，他特意为我做了一个小的。
最早收藏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钱，一些朋友是艺术家，我们就交换一下或者请他吃顿饭就可以。
我在迈阿密念的大学，学的金融，但大四有画商要找一个可以懂繁体中文的人帮忙，我就自告奋勇去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拿到在纽约的第一个工作，在一个画廊做了大概2年半。
与Eduardo Arranz-Bravo
与Candida Höfer
每天能跟艺术家交流、去画室，我非常喜欢，就是工资低得几乎不用交税，难以在纽约生活下去。
后面我在银行的老板当时是我的客户，他跟我说：我们都喜欢艺术，但是有不同的方式做艺术，要不然你先到我这里来看看钱是怎么回事，你整个想法会不一样。
家中随处可见刘焘的收藏
我听进去了，没想到一做11年。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初衷，我想回到当时那个虽然很穷，但在画廊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状态。2010年，他们把我派来中国开分行，没想到我开了个画廊。
我觉得金融行业的经历确实会让我更从容一些，因为我看过很多起伏。艺术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也没有情感的投射，那就是不值得收藏的。但经营是很理性的，它过程很漫长且有规划，没有什么捷径，这不矛盾。
Richard Anthony Martinez
Martinez, Couple portrait, 2004年
正儿八经用我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件作品，我把它挂在我的床正对的墙上，是一种提醒。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两个行李箱。
我非常喜欢旅行，去看新的东西。工作也的确非常繁忙，有时候我1个星期可能要去大概10个城市。但是我想着一星期之后我回家，我想我那颗木瓜树，我就很开心。
繁忙、松弛，这两个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没有矛盾。让我松弛下来的东西，就是家。
小时候我总对自己说我以后的房子要像巴黎、像上海，但是兜兜转转，最后我的家其实就是我自己，不是巴黎，不是上海，也不是重庆，就是我。
21年，重庆人刘焘
决定卖掉上海市中心的房子，搬去西郊，
在一片棕榈林、湖水、花园的环绕中
打造自己的新家。
来的人都惊叹：美得不像在上海！
原本层高低矮、压抑阴暗的房子，
在设计师谢柯的改造下焕然一新，
流转变幻的自然光与自然景致
被巧妙地引入空间的每个角落。
离开家乡独自去华尔街打拼，
又半路出家在上海开画廊，
刘焘的脚步始终繁忙，满世界飞，
但搬家后，生活却有了转变——
以前下班后总想着去外面社交，
如今更多待在家中，
与自己从小热爱的事物一起：
艺术、植物、书籍、喂鱼、撸猫……
“都市又松弛，
这两个对我来讲没有矛盾。
家，就是我自己的样子。”
10月，一条来到上海西郊拜访刘焘。
编辑：朱玉茹
自述：刘 焘
我出生在重庆，后来去美国念金融，但是半路出家来做艺术，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画廊。
我以前一直住在梧桐区，早C（咖啡）晚A（酒）下楼就能解决，很都市的生活方式，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市中心。
旧居的阳台
但是疫情的时候，我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在阳台上完成的，从早待到夕阳落山，那是每天最能给我慰藉的地方。我就觉得也许可以搬离远一点，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花园。
2021年，我卖掉在永嘉路的房子，搬到西郊。这个小区是一个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棕榈树、湖水、花园，在上海非常难得。280m²的平层，我跟小猫一起住。
新居的阳台也种上了儿时熟悉的植物，变成户外的第二客厅
房子内部本身其实蛮阴暗的，在一楼、层高低，又被分割成多个封闭的小空间，有些压抑。
我的好友、设计师谢柯跟我说不用担心，他家的层高比我还低。2020年夏天我去拜访了他在大理的家，年底又去了他重庆的家，就非常坚定一定要让他来做。这也是他在上海设计的第一套住宅。
贯通东西的主卧套间
布局全部重新调整，房间数从三房三卫减少为两个，一个贯通东西的开放式主卧套间，一间小客房，客厅、书房、厨房、餐区全部是连通开放的，从沙发上就能看到满墙的书，这是我一向的习惯。很多书都是我从小就有的，囊括了我很多的兴趣爱好：艺术、建筑、植物……
窗全部打开，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景，也做了一些造型，让植物透进来得刚刚好。
通透开阔的客厅、书房区域
谢柯他一向是用身体去做设计，感受空间里光线一天的变化。东边，早晨太阳慢慢升上来洒到全屋，一片金色。
西边，则是一条斜线，照在一个凳子或瓶子上。12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光交错在房屋正中，非常美妙。
西边的光线斜斜投进屋内
我一直很喜欢大地色系，所以地面是大面积的深色木头，墙面和天花则是轻盈的灰色。家具几乎都是中古的，有一半已经跟了我十几年了，中间坏过我又拿去修，慢慢包浆变得越来越舒服，颜色越来越温润。
工人有一半是跟着谢柯从重庆来的，听到我讲四川话，他们也很吃惊。有时候我其他的团队来了，我还得在中间做四川话翻译，我觉得挺有趣的。我们互相讲一些非常重庆的土话，也能找到我小时候的感觉。
我是在西南农大长大的，爸妈、邻居都是园艺系的老师，房前屋后全都是各家各户种的植物。潜移默化地我也非常喜欢，甚至我曾经梦想就是做一个植物学家。做功课很累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本很大的植物词典来慢慢翻看，那是我休息的一个方式。
到上海之后，我就想把当年那些我很喜欢的植物带过来。阳台上，白兰、栀子、含笑、桂花、各种各样的山茶，全是重庆人很熟悉的。
书房角落的朱蕉
我的山茶大概已经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了，从我搬到上海到现在，在我每一个家的阳台上都有它。书房这一颗朱蕉是我从重庆家里拿来的，当年我自己种的，我妈分了一个小苗出来给我。
我尽量没有把它们种得非常规整，让植物的原生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是最美的。
卧室的窗口花园
卧室的窗口还专门做了一个花园，既解决了隐私问题，也成为我每天早上醒来的一个动力。
过去一年里阳台上大概出现了4个鸟窝，一大早我就被它们吵醒，就知道我该起来去喂鱼了。到这里来之后，拾起来很多我小时候的爱好。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学画的，要中考了，我妈说不行要打住了，她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当饭吃的。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脑海里，我知道我很喜欢艺术。
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在嘉陵江边，我就想把窗景留下来，因为以后不可能再坐在这个座位上了。
进门玄关：左边大理石雕塑是西班牙艺术家Alberto Peral的《三角Triangle》2021年；天花板悬挂的是法国艺术家Odile Decq的装置作品，2016年；墙上的作品是青年艺术家邱林贵的《阴霾》，综合材料，2018年
当时有几个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在江边画江景，我就找了其中一个人，他跟我说80块钱。我说，好，能不能分期付，分4期。后来我马上要大学入学了还没付清，他担心地天天来找我。那幅画现在还在我家里，没想到后面这就变成我的一个生涯。
去年搬家的时候整理，我收藏的摄影、雕塑、装置、油画，林林总总大概有400多件。
餐区：墙上挂的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布面油画《盈余Extra》，2016年；窗边的铜雕塑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长臂 Braçllarg》，1985年；右侧是荷兰设计师Dennis Slootweg于1960年代设计制作的金属幽灵椅
Eduardo Arranz-Bravo的工作室
西班牙艺术家Eduardo Arranz-Bravo他去年过世了，餐厅这个房间算是给他致敬的。他是米罗的学生，工作室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
我第一次去拜访他还在2013年，当时我飞机晚点了，错过了午饭。结果他自己吃了午饭还喝了很多酒，就醉倒在沙发上，我一直等到他晚上8点醒来。他画室顶上有个天窗，星光照进来，我们在下面喝酒，聊他的画，我今天都还记得。
厨房这面墙，是整个家里比较暗的一个角落，Candida Höfer拍摄的巴黎的救世军总部，这扇窗正好带来光明。
Candida Höfer，《海牙皇室档案馆 II》， 2003年
书房里也有一张Höfer拍摄的海牙皇室档案馆，我还在同样的场景拍了一张照。她是很害羞的一个人，所以就拍这种人造的场合，剧院、图书馆、火车站等等，但是在没有人的状态下，我觉得很有意思。
沈忱三联作品，2007年
客厅，旅美的上海艺术家沈忱2007年创作的一件三联作品，是他灰色系的开始，非常安静、有气韵。这里是我的吧台，一块枕木削成的。
黄渊青，《2020-4》，2020年
沙发背后是黄渊青老师比较少见的黑白作品。他一共画了4年，我每次去他画室都能看到一点变化。一开始只是一块黑布，什么都没有，后来慢慢看到有线条出现，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神秘感，这是他写的“字”。
Enrique Asensi，《针AGUJA》，2023年
阳台上，是西班牙艺术家Enrique Asensi铸铁的雕塑，在巴塞罗那海滨我看了一件原作很大的，他特意为我做了一个小的。
最早收藏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钱，一些朋友是艺术家，我们就交换一下或者请他吃顿饭就可以。
我在迈阿密念的大学，学的金融，但大四有画商要找一个可以懂繁体中文的人帮忙，我就自告奋勇去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拿到在纽约的第一个工作，在一个画廊做了大概2年半。
与Eduardo Arranz-Bravo
与Candida Höfer
每天能跟艺术家交流、去画室，我非常喜欢，就是工资低得几乎不用交税，难以在纽约生活下去。
后面我在银行的老板当时是我的客户，他跟我说：我们都喜欢艺术，但是有不同的方式做艺术，要不然你先到我这里来看看钱是怎么回事，你整个想法会不一样。
家中随处可见刘焘的收藏
我听进去了，没想到一做11年。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初衷，我想回到当时那个虽然很穷，但在画廊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状态。2010年，他们把我派来中国开分行，没想到我开了个画廊。
我觉得金融行业的经历确实会让我更从容一些，因为我看过很多起伏。艺术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也没有情感的投射，那就是不值得收藏的。但经营是很理性的，它过程很漫长且有规划，没有什么捷径，这不矛盾。
Richard Anthony Martinez
Martinez, Couple portrait, 2004年
正儿八经用我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件作品，我把它挂在我的床正对的墙上，是一种提醒。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两个行李箱。
我非常喜欢旅行，去看新的东西。工作也的确非常繁忙，有时候我1个星期可能要去大概10个城市。但是我想着一星期之后我回家，我想我那颗木瓜树，我就很开心。
繁忙、松弛，这两个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没有矛盾。让我松弛下来的东西，就是家。
小时候我总对自己说我以后的房子要像巴黎、像上海，但是兜兜转转，最后我的家其实就是我自己，不是巴黎，不是上海，也不是重庆，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