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重庆人刘焘
决定卖掉上海市中心的房子,搬去西郊,
在一片棕榈林、湖水、花园的环绕中
打造自己的新家。
来的人都惊叹:美得不像在上海!
原本层高低矮、压抑阴暗的房子,
在设计师谢柯的改造下焕然一新,
流转变幻的自然光与自然景致
被巧妙地引入空间的每个角落。
离开家乡独自去华尔街打拼,
又半路出家在上海开画廊,
刘焘的脚步始终繁忙,满世界飞,
但搬家后,生活却有了转变——
以前下班后总想着去外面社交,
如今更多待在家中,
与自己从小热爱的事物一起:
艺术、植物、书籍、喂鱼、撸猫……
“都市又松弛,
这两个对我来讲没有矛盾。
家,就是我自己的样子。”
10月,一条来到上海西郊拜访刘焘。
编辑:朱玉茹
自述:刘 焘
我出生在重庆,后来去美国念金融,但是半路出家来做艺术,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画廊。
我以前一直住在梧桐区,早C(咖啡)晚A(酒)下楼就能解决,很都市的生活方式,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市中心。
旧居的阳台
但是疫情的时候,我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在阳台上完成的,从早待到夕阳落山,那是每天最能给我慰藉的地方。我就觉得也许可以搬离远一点,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花园。
2021年,我卖掉在永嘉路的房子,搬到西郊。这个小区是一个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棕榈树、湖水、花园,在上海非常难得。280m²的平层,我跟小猫一起住。
新居的阳台也种上了儿时熟悉的植物,变成户外的第二客厅
房子内部本身其实蛮阴暗的,在一楼、层高低,又被分割成多个封闭的小空间,有些压抑。
我的好友、设计师谢柯跟我说不用担心,他家的层高比我还低。2020年夏天我去拜访了他在大理的家,年底又去了他重庆的家,就非常坚定一定要让他来做。这也是他在上海设计的第一套住宅。
贯通东西的主卧套间
布局全部重新调整,房间数从三房三卫减少为两个,一个贯通东西的开放式主卧套间,一间小客房,客厅、书房、厨房、餐区全部是连通开放的,从沙发上就能看到满墙的书,这是我一向的习惯。很多书都是我从小就有的,囊括了我很多的兴趣爱好:艺术、建筑、植物……
窗全部打开,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景,也做了一些造型,让植物透进来得刚刚好。
通透开阔的客厅、书房区域
谢柯他一向是用身体去做设计,感受空间里光线一天的变化。东边,早晨太阳慢慢升上来洒到全屋,一片金色。
西边,则是一条斜线,照在一个凳子或瓶子上。12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光交错在房屋正中,非常美妙。
西边的光线斜斜投进屋内
我一直很喜欢大地色系,所以地面是大面积的深色木头,墙面和天花则是轻盈的灰色。家具几乎都是中古的,有一半已经跟了我十几年了,中间坏过我又拿去修,慢慢包浆变得越来越舒服,颜色越来越温润。
工人有一半是跟着谢柯从重庆来的,听到我讲四川话,他们也很吃惊。有时候我其他的团队来了,我还得在中间做四川话翻译,我觉得挺有趣的。我们互相讲一些非常重庆的土话,也能找到我小时候的感觉。
我是在西南农大长大的,爸妈、邻居都是园艺系的老师,房前屋后全都是各家各户种的植物。潜移默化地我也非常喜欢,甚至我曾经梦想就是做一个植物学家。做功课很累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本很大的植物词典来慢慢翻看,那是我休息的一个方式。
到上海之后,我就想把当年那些我很喜欢的植物带过来。阳台上,白兰、栀子、含笑、桂花、各种各样的山茶,全是重庆人很熟悉的。
书房角落的朱蕉
我的山茶大概已经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了,从我搬到上海到现在,在我每一个家的阳台上都有它。书房这一颗朱蕉是我从重庆家里拿来的,当年我自己种的,我妈分了一个小苗出来给我。
我尽量没有把它们种得非常规整,让植物的原生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是最美的。
卧室的窗口花园
卧室的窗口还专门做了一个花园,既解决了隐私问题,也成为我每天早上醒来的一个动力。
过去一年里阳台上大概出现了4个鸟窝,一大早我就被它们吵醒,就知道我该起来去喂鱼了。到这里来之后,拾起来很多我小时候的爱好。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学画的,要中考了,我妈说不行要打住了,她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当饭吃的。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脑海里,我知道我很喜欢艺术。
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在嘉陵江边,我就想把窗景留下来,因为以后不可能再坐在这个座位上了。
进门玄关:左边大理石雕塑是西班牙艺术家Alberto Peral的《三角Triangle》2021年;天花板悬挂的是法国艺术家Odile Decq的装置作品,2016年;墙上的作品是青年艺术家邱林贵的《阴霾》,综合材料,2018年
当时有几个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在江边画江景,我就找了其中一个人,他跟我说80块钱。我说,好,能不能分期付,分4期。后来我马上要大学入学了还没付清,他担心地天天来找我。那幅画现在还在我家里,没想到后面这就变成我的一个生涯。
去年搬家的时候整理,我收藏的摄影、雕塑、装置、油画,林林总总大概有400多件。
餐区:墙上挂的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布面油画《盈余Extra》,2016年;窗边的铜雕塑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长臂 Braçllarg》,1985年;右侧是荷兰设计师Dennis Slootweg于1960年代设计制作的金属幽灵椅
Eduardo Arranz-Bravo的工作室
西班牙艺术家Eduardo Arranz-Bravo他去年过世了,餐厅这个房间算是给他致敬的。他是米罗的学生,工作室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
我第一次去拜访他还在2013年,当时我飞机晚点了,错过了午饭。结果他自己吃了午饭还喝了很多酒,就醉倒在沙发上,我一直等到他晚上8点醒来。他画室顶上有个天窗,星光照进来,我们在下面喝酒,聊他的画,我今天都还记得。
厨房这面墙,是整个家里比较暗的一个角落,Candida Höfer拍摄的巴黎的救世军总部,这扇窗正好带来光明。
Candida Höfer,《海牙皇室档案馆 II》, 2003年
书房里也有一张Höfer拍摄的海牙皇室档案馆,我还在同样的场景拍了一张照。她是很害羞的一个人,所以就拍这种人造的场合,剧院、图书馆、火车站等等,但是在没有人的状态下,我觉得很有意思。
沈忱三联作品,2007年
客厅,旅美的上海艺术家沈忱2007年创作的一件三联作品,是他灰色系的开始,非常安静、有气韵。这里是我的吧台,一块枕木削成的。
黄渊青,《2020-4》,2020年
沙发背后是黄渊青老师比较少见的黑白作品。他一共画了4年,我每次去他画室都能看到一点变化。一开始只是一块黑布,什么都没有,后来慢慢看到有线条出现,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神秘感,这是他写的“字”。
Enrique Asensi,《针AGUJA》,2023年
阳台上,是西班牙艺术家Enrique Asensi铸铁的雕塑,在巴塞罗那海滨我看了一件原作很大的,他特意为我做了一个小的。
最早收藏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钱,一些朋友是艺术家,我们就交换一下或者请他吃顿饭就可以。
我在迈阿密念的大学,学的金融,但大四有画商要找一个可以懂繁体中文的人帮忙,我就自告奋勇去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拿到在纽约的第一个工作,在一个画廊做了大概2年半。
与Eduardo Arranz-Bravo
与Candida Höfer
每天能跟艺术家交流、去画室,我非常喜欢,就是工资低得几乎不用交税,难以在纽约生活下去。
后面我在银行的老板当时是我的客户,他跟我说:我们都喜欢艺术,但是有不同的方式做艺术,要不然你先到我这里来看看钱是怎么回事,你整个想法会不一样。
家中随处可见刘焘的收藏
我听进去了,没想到一做11年。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初衷,我想回到当时那个虽然很穷,但在画廊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状态。2010年,他们把我派来中国开分行,没想到我开了个画廊。
我觉得金融行业的经历确实会让我更从容一些,因为我看过很多起伏。艺术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也没有情感的投射,那就是不值得收藏的。但经营是很理性的,它过程很漫长且有规划,没有什么捷径,这不矛盾。
Richard Anthony Martinez
Martinez, Couple portrait, 2004年
正儿八经用我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件作品,我把它挂在我的床正对的墙上,是一种提醒。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两个行李箱。
我非常喜欢旅行,去看新的东西。工作也的确非常繁忙,有时候我1个星期可能要去大概10个城市。但是我想着一星期之后我回家,我想我那颗木瓜树,我就很开心。
繁忙、松弛,这两个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没有矛盾。让我松弛下来的东西,就是家。
小时候我总对自己说我以后的房子要像巴黎、像上海,但是兜兜转转,最后我的家其实就是我自己,不是巴黎,不是上海,也不是重庆,就是我。
21年,重庆人刘焘
决定卖掉上海市中心的房子,搬去西郊,
在一片棕榈林、湖水、花园的环绕中
打造自己的新家。
来的人都惊叹:美得不像在上海!
原本层高低矮、压抑阴暗的房子,
在设计师谢柯的改造下焕然一新,
流转变幻的自然光与自然景致
被巧妙地引入空间的每个角落。
离开家乡独自去华尔街打拼,
又半路出家在上海开画廊,
刘焘的脚步始终繁忙,满世界飞,
但搬家后,生活却有了转变——
以前下班后总想着去外面社交,
如今更多待在家中,
与自己从小热爱的事物一起:
艺术、植物、书籍、喂鱼、撸猫……
“都市又松弛,
这两个对我来讲没有矛盾。
家,就是我自己的样子。”
10月,一条来到上海西郊拜访刘焘。
编辑:朱玉茹
自述:刘 焘
我出生在重庆,后来去美国念金融,但是半路出家来做艺术,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画廊。
我以前一直住在梧桐区,早C(咖啡)晚A(酒)下楼就能解决,很都市的生活方式,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离开市中心。
旧居的阳台
但是疫情的时候,我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在阳台上完成的,从早待到夕阳落山,那是每天最能给我慰藉的地方。我就觉得也许可以搬离远一点,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花园。
2021年,我卖掉在永嘉路的房子,搬到西郊。这个小区是一个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棕榈树、湖水、花园,在上海非常难得。280m²的平层,我跟小猫一起住。
新居的阳台也种上了儿时熟悉的植物,变成户外的第二客厅
房子内部本身其实蛮阴暗的,在一楼、层高低,又被分割成多个封闭的小空间,有些压抑。
我的好友、设计师谢柯跟我说不用担心,他家的层高比我还低。2020年夏天我去拜访了他在大理的家,年底又去了他重庆的家,就非常坚定一定要让他来做。这也是他在上海设计的第一套住宅。
贯通东西的主卧套间
布局全部重新调整,房间数从三房三卫减少为两个,一个贯通东西的开放式主卧套间,一间小客房,客厅、书房、厨房、餐区全部是连通开放的,从沙发上就能看到满墙的书,这是我一向的习惯。很多书都是我从小就有的,囊括了我很多的兴趣爱好:艺术、建筑、植物……
窗全部打开,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景,也做了一些造型,让植物透进来得刚刚好。
通透开阔的客厅、书房区域
谢柯他一向是用身体去做设计,感受空间里光线一天的变化。东边,早晨太阳慢慢升上来洒到全屋,一片金色。
西边,则是一条斜线,照在一个凳子或瓶子上。12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光交错在房屋正中,非常美妙。
西边的光线斜斜投进屋内
我一直很喜欢大地色系,所以地面是大面积的深色木头,墙面和天花则是轻盈的灰色。家具几乎都是中古的,有一半已经跟了我十几年了,中间坏过我又拿去修,慢慢包浆变得越来越舒服,颜色越来越温润。
工人有一半是跟着谢柯从重庆来的,听到我讲四川话,他们也很吃惊。有时候我其他的团队来了,我还得在中间做四川话翻译,我觉得挺有趣的。我们互相讲一些非常重庆的土话,也能找到我小时候的感觉。
我是在西南农大长大的,爸妈、邻居都是园艺系的老师,房前屋后全都是各家各户种的植物。潜移默化地我也非常喜欢,甚至我曾经梦想就是做一个植物学家。做功课很累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本很大的植物词典来慢慢翻看,那是我休息的一个方式。
到上海之后,我就想把当年那些我很喜欢的植物带过来。阳台上,白兰、栀子、含笑、桂花、各种各样的山茶,全是重庆人很熟悉的。
书房角落的朱蕉
我的山茶大概已经跟我在一起十几年了,从我搬到上海到现在,在我每一个家的阳台上都有它。书房这一颗朱蕉是我从重庆家里拿来的,当年我自己种的,我妈分了一个小苗出来给我。
我尽量没有把它们种得非常规整,让植物的原生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是最美的。
卧室的窗口花园
卧室的窗口还专门做了一个花园,既解决了隐私问题,也成为我每天早上醒来的一个动力。
过去一年里阳台上大概出现了4个鸟窝,一大早我就被它们吵醒,就知道我该起来去喂鱼了。到这里来之后,拾起来很多我小时候的爱好。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学画的,要中考了,我妈说不行要打住了,她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当饭吃的。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脑海里,我知道我很喜欢艺术。
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在嘉陵江边,我就想把窗景留下来,因为以后不可能再坐在这个座位上了。
进门玄关:左边大理石雕塑是西班牙艺术家Alberto Peral的《三角Triangle》2021年;天花板悬挂的是法国艺术家Odile Decq的装置作品,2016年;墙上的作品是青年艺术家邱林贵的《阴霾》,综合材料,2018年
当时有几个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学生在江边画江景,我就找了其中一个人,他跟我说80块钱。我说,好,能不能分期付,分4期。后来我马上要大学入学了还没付清,他担心地天天来找我。那幅画现在还在我家里,没想到后面这就变成我的一个生涯。
去年搬家的时候整理,我收藏的摄影、雕塑、装置、油画,林林总总大概有400多件。
餐区:墙上挂的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布面油画《盈余Extra》,2016年;窗边的铜雕塑是Eduardo Arranz-Bravo的《长臂 Braçllarg》,1985年;右侧是荷兰设计师Dennis Slootweg于1960年代设计制作的金属幽灵椅
Eduardo Arranz-Bravo的工作室
西班牙艺术家Eduardo Arranz-Bravo他去年过世了,餐厅这个房间算是给他致敬的。他是米罗的学生,工作室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
我第一次去拜访他还在2013年,当时我飞机晚点了,错过了午饭。结果他自己吃了午饭还喝了很多酒,就醉倒在沙发上,我一直等到他晚上8点醒来。他画室顶上有个天窗,星光照进来,我们在下面喝酒,聊他的画,我今天都还记得。
厨房这面墙,是整个家里比较暗的一个角落,Candida Höfer拍摄的巴黎的救世军总部,这扇窗正好带来光明。
Candida Höfer,《海牙皇室档案馆 II》, 2003年
书房里也有一张Höfer拍摄的海牙皇室档案馆,我还在同样的场景拍了一张照。她是很害羞的一个人,所以就拍这种人造的场合,剧院、图书馆、火车站等等,但是在没有人的状态下,我觉得很有意思。
沈忱三联作品,2007年
客厅,旅美的上海艺术家沈忱2007年创作的一件三联作品,是他灰色系的开始,非常安静、有气韵。这里是我的吧台,一块枕木削成的。
黄渊青,《2020-4》,2020年
沙发背后是黄渊青老师比较少见的黑白作品。他一共画了4年,我每次去他画室都能看到一点变化。一开始只是一块黑布,什么都没有,后来慢慢看到有线条出现,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神秘感,这是他写的“字”。
Enrique Asensi,《针AGUJA》,2023年
阳台上,是西班牙艺术家Enrique Asensi铸铁的雕塑,在巴塞罗那海滨我看了一件原作很大的,他特意为我做了一个小的。
最早收藏的时候我完全没有钱,一些朋友是艺术家,我们就交换一下或者请他吃顿饭就可以。
我在迈阿密念的大学,学的金融,但大四有画商要找一个可以懂繁体中文的人帮忙,我就自告奋勇去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后来他给我写了推荐信,我拿到在纽约的第一个工作,在一个画廊做了大概2年半。
与Eduardo Arranz-Bravo
与Candida Höfer
每天能跟艺术家交流、去画室,我非常喜欢,就是工资低得几乎不用交税,难以在纽约生活下去。
后面我在银行的老板当时是我的客户,他跟我说:我们都喜欢艺术,但是有不同的方式做艺术,要不然你先到我这里来看看钱是怎么回事,你整个想法会不一样。
家中随处可见刘焘的收藏
我听进去了,没想到一做11年。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初衷,我想回到当时那个虽然很穷,但在画廊工作还是非常开心的状态。2010年,他们把我派来中国开分行,没想到我开了个画廊。
我觉得金融行业的经历确实会让我更从容一些,因为我看过很多起伏。艺术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也没有情感的投射,那就是不值得收藏的。但经营是很理性的,它过程很漫长且有规划,没有什么捷径,这不矛盾。
Richard Anthony Martinez
Martinez, Couple portrait, 2004年
正儿八经用我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件作品,我把它挂在我的床正对的墙上,是一种提醒。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两个行李箱。
我非常喜欢旅行,去看新的东西。工作也的确非常繁忙,有时候我1个星期可能要去大概10个城市。但是我想着一星期之后我回家,我想我那颗木瓜树,我就很开心。
繁忙、松弛,这两个对我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没有矛盾。让我松弛下来的东西,就是家。
小时候我总对自己说我以后的房子要像巴黎、像上海,但是兜兜转转,最后我的家其实就是我自己,不是巴黎,不是上海,也不是重庆,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