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完读：
中国官方近年经常引用西方世界特定调查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证明自己受“人民信任程度”在世界各国间名列前茅。其中一份经常引用的是美国公共关系公司爱德曼（Edelman）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在近五年将中国政府列为“最受人民信任”的政府之一。在2022、23年，中国政府受民众信任的程度高达91%和89%，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检视上述结果后，发现爱德曼报告关于中国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方法受到专家质疑。专业人士也认为，中国对言论的审查和控制，极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国受访者即使持反对、批评意见，也会犹豫、噤声。
深入分析：
爱德曼公司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是针对28个国家的国民进行问卷调查，评估他们对本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信任度的高低。在最近5年，就受访国家公民对国家信任度的比例而言，中国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中国官员和媒体经常将爱德曼的信任度报告，拿来当作中国人民对政府信心的“证据”。官媒《中国日报》香港版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引用了爱德曼的2023年报告，声称“中国持续在人民信任度上引领全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以推文引述2022年报告，宣传中国排名顶尖的信任指数，中国官员还强调，这些调查是由“西方的机构”进行的。
该报告是否依循正常的研究方法做出？
《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的调查、研究方法确实引发质疑，尤其是牵涉到中国的部分。
多个版本的调查报告都显示这项调查并没有针对中国受访者询问下列这些问题：政府本身是否存在争议性？国家机构是否无法应对一些既存的挑战？国家是否比以前更处于分裂状态？政府和官媒有没有释出值得信任的资讯？以及，政府是否被认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皮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劳拉·西尔弗（Laura Silver）对亚洲事实核查实验室表示，删除一些不适合在当地提出的问题，有时可能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因为若提问让受访者感到不舒服，甚至退出、不愿意继续，可能会影响调查的代表性，从而产生偏颇。
西尔弗并补充说明，虽然在做比较研究时，漏掉某些问题并不理想，但只要过程透明，受调国家彼此仍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然而，研究公司 SurveyUSA 的总裁阿尔珀（Ken Alper）则警告，调查中提出的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影响所有后续问题的回答。
爱德曼另一个调查方法更加争议，它在对中国进行的调查中，删除了某些答案的选项 ---2023 年对泰国的调查中也有相同做法。调查报告在关于样本量和配额的附录页面底部，以灰色小字体注明了这一点，但没有具体说明涉及哪些问题，或是删除了哪些答案选项。
西尔弗声称，答案选项被删除，肯定会影响跨国比较研究的进行。
此外，许多投影片底部的灰色小字也指出，有些问题只对一半的受访者提出。 2023年的报告没有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2022年的报告则说，在某些情况下，对具备更高教育程度的受访者，提问会更严格。
报告抽样方式也含糊不清。阿尔珀受访时认为，所谓的民意调查，应该披露具体的抽样方法、受访者的配额或类别等资讯，但爱德曼并没有这样做。在个别国家、 1150名受访者中，该报告都没有对他们的年龄、性别或居住地区进行详细分类。
爱德曼2022年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还显示，在网路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地区，较具代表性的网路样本，往往都来自更富有、教育程度更高、更都市化的人群，胜于一般的民众。中国70%的网路普及率，是受调国家里最低的，在2023年的28个国家中仅排行第25，但有趣的是，收入低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司和媒体的信任度 (71%) ，却比收入高的中国民众（90%）还要低。中国基于收入的信任不平等程度，仅次于泰国、美国和沙乌地阿拉伯，位居第4。
不过，爱德曼没有回应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关于报告或研究方法的多次询问。
在中国能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民调吗？
在中国进行民调十分困难，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求任何外国人或公司进行研究，都必须先获得政府审批许可，即使商业性的市场研究、学术研究和社会民意调查也不例外。法律规定，中国统计局应与国务院合作，监督、审查任何威胁中国国家统一、造成社会混乱或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研究。
中国并不是唯一试图通过控制民意调查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国家。西尔弗认为，有些政府会根据自身利益、出于不同原因而控制民调，其中一个理由，可能是担心民调会揭露民怨，倘若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有无被满足，却被阐明事实并非如此，则可能会对其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阿尔珀指出，言论自由通常是获得可靠民意数据的重要先决条件，如果担心说实话会让自己有被定罪和判刑的危险，受访者就不太可能据实以告，在这种环境工作的民调专家，就应该承认他们的调查结果有其局限性。
研究也显示，当人们害怕发表批评言论，会招来失业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时，试图透过匿名网路调查或私人访谈来规避这些障碍，可能是不够的，西尔弗认为：“如果惩罚导致人们害怕参与，就可能产生偏颇”。
就中国而言，过去由知名的西方和中国团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反映出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哈佛大学阿什中心（Ash Center）一项涉及32000名受访者的长期民意调查项目发现，2016年，也就是该调查的最后一年，95.5% 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中心主任托尼赛奇（Tony Saich）将这些结果归因于几个因素，包括北京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后者在传统上倾向于赞美中央政府，却把问题都归咎于地方政府。他还指出，“全国都传播着非常积极的消息”。
中国政府确保其在爱德曼2023年报告获得人民高度信任，尽管2022年习近平政府的新冠清零政策、遏止病毒传播之严厉措施，引起广泛民怨，甚至出现罕见的群众抗议活动。
中国的受访者还高度信任民调中提到的所有机构、组织和国家媒体，在其他信任度类别也都是名列前茅。
爱德曼是公正中立的调查机构吗？
身为一间与企业组织合作的公关暨营销咨询公司，爱德曼声称自己成功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信任”。但该公司是不是真的值得信任，却一直有争议。例如，尽管爱德曼将气候变化称为“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却被一家环境非政府组织揭发曾在加拿大组织伪草根运动，秘密支持一条输送油砂、被视为碳含量最高、有毒燃料含量也最高的管道。
此外，它的母公司Daniel J. Edelman Holdings曾宣称，“尊重人权”是公司经营的基础，但据报导，爱德曼曾与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合作，例如，据媒体报道，爱德曼曾为沙特政府服务，在残杀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一案后，为其洗白形象。
与其他跨国公司一样，爱德曼有时会针对“特定市场”做出调整，而且似乎在面对专制国家时尤为谨慎。爱德曼首席执行长一篇关于2022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提到民主与专制裂痕的文章，就只刊登在该公司的英文主网上，却没有出现在该公司的中东网站上。公司英文官网上刊登的首席执行官对俄乌战争等敏感话题的看法，但这些同样也没有出现在爱德曼的中国网站上。
结论
尽管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声称，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信任度最高，但调查方法的潜在弱点，以及北京对讯息的控制，应该都会让人们怀疑，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同意，他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受信任的政府”。
一分钟完读：
中国官方近年经常引用西方世界特定调查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证明自己受“人民信任程度”在世界各国间名列前茅。其中一份经常引用的是美国公共关系公司爱德曼（Edelman）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在近五年将中国政府列为“最受人民信任”的政府之一。在2022、23年，中国政府受民众信任的程度高达91%和89%，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检视上述结果后，发现爱德曼报告关于中国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方法受到专家质疑。专业人士也认为，中国对言论的审查和控制，极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国受访者即使持反对、批评意见，也会犹豫、噤声。
深入分析：
爱德曼公司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是针对28个国家的国民进行问卷调查，评估他们对本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信任度的高低。在最近5年，就受访国家公民对国家信任度的比例而言，中国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中国官员和媒体经常将爱德曼的信任度报告，拿来当作中国人民对政府信心的“证据”。官媒《中国日报》香港版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就引用了爱德曼的2023年报告，声称“中国持续在人民信任度上引领全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以推文引述2022年报告，宣传中国排名顶尖的信任指数，中国官员还强调，这些调查是由“西方的机构”进行的。
该报告是否依循正常的研究方法做出？
《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的调查、研究方法确实引发质疑，尤其是牵涉到中国的部分。
多个版本的调查报告都显示这项调查并没有针对中国受访者询问下列这些问题：政府本身是否存在争议性？国家机构是否无法应对一些既存的挑战？国家是否比以前更处于分裂状态？政府和官媒有没有释出值得信任的资讯？以及，政府是否被认为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皮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劳拉·西尔弗（Laura Silver）对亚洲事实核查实验室表示，删除一些不适合在当地提出的问题，有时可能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因为若提问让受访者感到不舒服，甚至退出、不愿意继续，可能会影响调查的代表性，从而产生偏颇。
西尔弗并补充说明，虽然在做比较研究时，漏掉某些问题并不理想，但只要过程透明，受调国家彼此仍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然而，研究公司 SurveyUSA 的总裁阿尔珀（Ken Alper）则警告，调查中提出的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影响所有后续问题的回答。
爱德曼另一个调查方法更加争议，它在对中国进行的调查中，删除了某些答案的选项 ---2023 年对泰国的调查中也有相同做法。调查报告在关于样本量和配额的附录页面底部，以灰色小字体注明了这一点，但没有具体说明涉及哪些问题，或是删除了哪些答案选项。
西尔弗声称，答案选项被删除，肯定会影响跨国比较研究的进行。
此外，许多投影片底部的灰色小字也指出，有些问题只对一半的受访者提出。 2023年的报告没有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2022年的报告则说，在某些情况下，对具备更高教育程度的受访者，提问会更严格。
报告抽样方式也含糊不清。阿尔珀受访时认为，所谓的民意调查，应该披露具体的抽样方法、受访者的配额或类别等资讯，但爱德曼并没有这样做。在个别国家、 1150名受访者中，该报告都没有对他们的年龄、性别或居住地区进行详细分类。
爱德曼2022年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还显示，在网路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地区，较具代表性的网路样本，往往都来自更富有、教育程度更高、更都市化的人群，胜于一般的民众。中国70%的网路普及率，是受调国家里最低的，在2023年的28个国家中仅排行第25，但有趣的是，收入低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司和媒体的信任度 (71%) ，却比收入高的中国民众（90%）还要低。中国基于收入的信任不平等程度，仅次于泰国、美国和沙乌地阿拉伯，位居第4。
不过，爱德曼没有回应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关于报告或研究方法的多次询问。
在中国能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民调吗？
在中国进行民调十分困难，因为中国的法律要求任何外国人或公司进行研究，都必须先获得政府审批许可，即使商业性的市场研究、学术研究和社会民意调查也不例外。法律规定，中国统计局应与国务院合作，监督、审查任何威胁中国国家统一、造成社会混乱或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研究。
中国并不是唯一试图通过控制民意调查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国家。西尔弗认为，有些政府会根据自身利益、出于不同原因而控制民调，其中一个理由，可能是担心民调会揭露民怨，倘若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有无被满足，却被阐明事实并非如此，则可能会对其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阿尔珀指出，言论自由通常是获得可靠民意数据的重要先决条件，如果担心说实话会让自己有被定罪和判刑的危险，受访者就不太可能据实以告，在这种环境工作的民调专家，就应该承认他们的调查结果有其局限性。
研究也显示，当人们害怕发表批评言论，会招来失业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时，试图透过匿名网路调查或私人访谈来规避这些障碍，可能是不够的，西尔弗认为：“如果惩罚导致人们害怕参与，就可能产生偏颇”。
就中国而言，过去由知名的西方和中国团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反映出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哈佛大学阿什中心（Ash Center）一项涉及32000名受访者的长期民意调查项目发现，2016年，也就是该调查的最后一年，95.5% 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中心主任托尼赛奇（Tony Saich）将这些结果归因于几个因素，包括北京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差距，后者在传统上倾向于赞美中央政府，却把问题都归咎于地方政府。他还指出，“全国都传播着非常积极的消息”。
中国政府确保其在爱德曼2023年报告获得人民高度信任，尽管2022年习近平政府的新冠清零政策、遏止病毒传播之严厉措施，引起广泛民怨，甚至出现罕见的群众抗议活动。
中国的受访者还高度信任民调中提到的所有机构、组织和国家媒体，在其他信任度类别也都是名列前茅。
爱德曼是公正中立的调查机构吗？
身为一间与企业组织合作的公关暨营销咨询公司，爱德曼声称自己成功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信任”。但该公司是不是真的值得信任，却一直有争议。例如，尽管爱德曼将气候变化称为“我们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却被一家环境非政府组织揭发曾在加拿大组织伪草根运动，秘密支持一条输送油砂、被视为碳含量最高、有毒燃料含量也最高的管道。
此外，它的母公司Daniel J. Edelman Holdings曾宣称，“尊重人权”是公司经营的基础，但据报导，爱德曼曾与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合作，例如，据媒体报道，爱德曼曾为沙特政府服务，在残杀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一案后，为其洗白形象。
与其他跨国公司一样，爱德曼有时会针对“特定市场”做出调整，而且似乎在面对专制国家时尤为谨慎。爱德曼首席执行长一篇关于2022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提到民主与专制裂痕的文章，就只刊登在该公司的英文主网上，却没有出现在该公司的中东网站上。公司英文官网上刊登的首席执行官对俄乌战争等敏感话题的看法，但这些同样也没有出现在爱德曼的中国网站上。
结论
尽管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声称，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信任度最高，但调查方法的潜在弱点，以及北京对讯息的控制，应该都会让人们怀疑，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否真的同意，他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受信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