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云盛德格天难，国本将危又复安。”北京时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事项。从2019年年底至今，从个人的健康安危到国家的经济损失，从国际贸易受到的影响，到国家安全体系内容改变……这场仍在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中国引发的各种震荡并未结束，还因此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图为习近平在军事医学研究院。（新华社）
在此之前两天的3月2日，也是因为疫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院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并非中共高层首次提出将生物安全纳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之内。2月14日的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就已经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这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生物安全”，且将之与中国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
疫情如何影响国家安全
对普通公众来说，“生物安全”是个学术概念，和日常生活离得很远。国家安全虽然似乎好理解一些，不过在公众眼中，它一般都是和国家政权、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政治和军事传统安全因素相关。当然，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概念中，它还包括金融安全、太空安全等各种新的元素。不管是传统的国家安全因素，还是新的国家安全因素，从理论来看，国家安全事件的认定有3个标准：涉及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危险和威胁的存在、官方认可。
2020年2月5日，武汉首个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新华社）
从武汉1月23日宣布当日10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所有离汉通道（武汉简称汉）并进入战时状态开始，这一引发重大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正如习近平近期在公开场合多次所讲，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截止北京时间3月5日2时，中国大陆范围内已经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80424例，累计因此死亡2984例。大陆的31个省级区域和港澳台无不被波及，且纷纷启动最高级别的防控应急响应机制。
中国中央政治直接调控，仅用十余天建造出共2500多个床位的两所医院——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因为地方行政系统已经无力独自运转之称，不仅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由军队医院接手，中国中央政府还再起运用其举国体制，安排其他身份对湖北各个身份的对口支援。这场疫情还造成中国全国物资调配的空前压力，假期延迟以及停工停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暂时无法估量。所以，这次疫情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综合影响，已经堪称甚至超过了一场战争造成的影响。
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观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是有一个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十八大之后的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习近平担任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副主席。
对于这一届中共领导层而言，国家安全概念涵盖的要素将更加广泛。（新华社）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标志着在这一机构的正式运转。习近平下此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国家安全体系”的构想，即“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
不过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国家安全观至今，其涵盖内容并非一成不变。2015年年中的中国证券市场股灾，造成超过20万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市值蒸发，至今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7月1日，中国政府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时，其内容已经涵盖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外层空间安全、国际海底区域安全和极地安全等安全种类。
此次习近平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意味着生物安全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新组成部分。在此之前的2019年10月21日，中国有关方面已经将《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不过当时这场疫情尚未爆发，加速该草案出台的，是2018年11月被曝光、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及其团队主导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该事件在当时造成极大的伦理舆论争议。
当国家安全外延为人类安全
其实不仅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韩国、伊朗和意大利的快速传播，已经让这些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或警戒）状态。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认为，这场疫情冲击的已经不仅是中国或某个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而是人类共同的威胁。
疫情发生之初，全球多国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当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扩散至全球，中国也向曾帮助过自己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1日在记者会上所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期间，日本向中国捐赠物资外包装上所题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向韩国运送物资时货车上悬挂的“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无不是超越国界的人类情感。
然而，除了合作与援助，嘲讽和对抗也同时存在。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官员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就急于去批评中国政府疫情防控不透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甚至在1月30日宣布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和传播是美国的胜利。2月18日，差不多是中国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取消中国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甚至在2月3日刊出已发极大争议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这些年，非典、甲流、高致病性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新冠病毒……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成为人类共同的威胁，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4日也曾表示，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密切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形势，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国际防疫合作。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在这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命运共同体下，各国只能彼此合作，才能共同发展。
“谁云盛德格天难，国本将危又复安。”北京时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事项。从2019年年底至今，从个人的健康安危到国家的经济损失，从国际贸易受到的影响，到国家安全体系内容改变……这场仍在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中国引发的各种震荡并未结束，还因此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2020年3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图为习近平在军事医学研究院。（新华社）
在此之前两天的3月2日，也是因为疫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院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并非中共高层首次提出将生物安全纳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之内。2月14日的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就已经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这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生物安全”，且将之与中国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
疫情如何影响国家安全
对普通公众来说，“生物安全”是个学术概念，和日常生活离得很远。国家安全虽然似乎好理解一些，不过在公众眼中，它一般都是和国家政权、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政治和军事传统安全因素相关。当然，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概念中，它还包括金融安全、太空安全等各种新的元素。不管是传统的国家安全因素，还是新的国家安全因素，从理论来看，国家安全事件的认定有3个标准：涉及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危险和威胁的存在、官方认可。
2020年2月5日，武汉首个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新华社）
从武汉1月23日宣布当日10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所有离汉通道（武汉简称汉）并进入战时状态开始，这一引发重大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已经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正如习近平近期在公开场合多次所讲，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截止北京时间3月5日2时，中国大陆范围内已经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80424例，累计因此死亡2984例。大陆的31个省级区域和港澳台无不被波及，且纷纷启动最高级别的防控应急响应机制。
中国中央政治直接调控，仅用十余天建造出共2500多个床位的两所医院——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因为地方行政系统已经无力独自运转之称，不仅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由军队医院接手，中国中央政府还再起运用其举国体制，安排其他身份对湖北各个身份的对口支援。这场疫情还造成中国全国物资调配的空前压力，假期延迟以及停工停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暂时无法估量。所以，这次疫情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综合影响，已经堪称甚至超过了一场战争造成的影响。
习近平的国家安全观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没有专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只是有一个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十八大之后的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习近平担任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副主席。
对于这一届中共领导层而言，国家安全概念涵盖的要素将更加广泛。（新华社）
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标志着在这一机构的正式运转。习近平下此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国家安全体系”的构想，即“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
不过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国家安全观至今，其涵盖内容并非一成不变。2015年年中的中国证券市场股灾，造成超过20万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市值蒸发，至今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7月1日，中国政府颁布新的国家安全法时，其内容已经涵盖金融安全、粮食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外层空间安全、国际海底区域安全和极地安全等安全种类。
此次习近平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意味着生物安全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新组成部分。在此之前的2019年10月21日，中国有关方面已经将《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不过当时这场疫情尚未爆发，加速该草案出台的，是2018年11月被曝光、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及其团队主导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该事件在当时造成极大的伦理舆论争议。
当国家安全外延为人类安全
其实不仅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韩国、伊朗和意大利的快速传播，已经让这些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或警戒）状态。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认为，这场疫情冲击的已经不仅是中国或某个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而是人类共同的威胁。
疫情发生之初，全球多国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当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扩散至全球，中国也向曾帮助过自己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21日在记者会上所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期间，日本向中国捐赠物资外包装上所题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国向韩国运送物资时货车上悬挂的“道不远人、人无异国”，无不是超越国界的人类情感。
然而，除了合作与援助，嘲讽和对抗也同时存在。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官员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就急于去批评中国政府疫情防控不透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甚至在1月30日宣布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和传播是美国的胜利。2月18日，差不多是中国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取消中国WTO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甚至在2月3日刊出已发极大争议的标题——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这些年，非典、甲流、高致病性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新冠病毒……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成为人类共同的威胁，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4日也曾表示，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密切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形势，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国际防疫合作。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在这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命运共同体下，各国只能彼此合作，才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