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敏大是一只柯基，作者：敏大是一只柯基（中国执业律师，美国加州/纽约州/德州执业律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去几年，我们做美国法律业务有个感受。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虽然狠话说了不少，但除了少数重点目标，大部分中国企业还算能低调拓展业务。
但在拜登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感受到巨大的合规压力。到了我们这儿，表现就是有许多从来没做过美国法律合规的新客户开始找我们做业务。
原因其实不复杂。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能力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充分调动私营企业，光靠联邦政府的那点人手，很多政策都没办法执行到位。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过去几十年增加了不少，但规模仍然不大。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全部加起来，从火星到海底，只有三百万人。
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为例，他们负责管理全美国海关的进出口检查和执法，管辖超过300个主要边境口岸，总共却只有六万人。
当然了，我不是说美国公务员少。美国广义的公务员主体是各州的政府工作人员，联邦加各州总共有2200多万人，这可一点也不少。但对于关税、外交等联邦事权，州政府人再多也帮不上忙。
这就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真正靠政府执法来保证实施的，始终是少数。
例如，拜登时期通过的某法案，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有感。但美国海关因某法案开展检查的，从2021年到今天，总共只有1.5万件，而这其中真正查实拒绝入境的，只有8000多件。
同一时期，美国每天从中国进口的邮包，注意是每天，都有数百万件。
以美国海关的人手，绝无可能逐一检查进口邮包，连实质性的抽查都做不到。
拜登政府如何保证法案实施呢？他们把合规压力转嫁给美国的私营企业，要求私营企业做好供应链合规检查，政府只在特定情况下事后监管。
绝大部分美国私营企业都老老实实地，把美国政府的要求原模原样地传递给中国供应商。这样，每一个美国的经销商和终端客户都成了美国政府的眼线，他们会一对一盯紧中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合规。
从这个角度讲，拜登政府动员的政府执法资源绝不仅仅是美国海关的几万名公务员，而是把成百万、上千万最懂行的企业，都变成了政府权力的延伸。
拜登时期的新能源政策也是如此。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提供了高达每台7500美元的税务补贴，但享受补贴是有前提的：
具体规则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必须有超过一定比例在美国（或美墨加自贸区）生产，而且生产商的中国背景也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我们不少客户为了申请补贴，把工厂搬到墨西哥或东南亚，逐渐剥离中国背景。这完全是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自发的行为，几乎没有政府的直接监督。
如果一定要说美国联邦政府有所监督，就是在申请税务补贴的时候，美国能源部和财政部会对申请材料分别进行书面审查。
拜登政府实现的执法效果，远远超出他们付出的执法成本。
同样的事情，拜登政府能做，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不行？
因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合规政策的可行性。企业配合政府实施合规政策的前提，是企业评估认为，遵守合规政策的收益大于违法的风险。
换言之，政府必须给企业一条出路，企业才能执行下去。
拜登给新能源企业留下了墨西哥和东南亚的窗口，试图逐步削弱中国国内的产能。特朗普无疑认为拜登的举措太慢。他采取的大水漫灌式的大棒政策，看起来很占媒体版面，但其实无形中把大量美国私营企业，同时也是美国政府执法的主力，推到了对立面。
以美国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禁酒令作比较，如果美国政府精准打击苏格兰威士忌，可能确实可以让苏格兰产的威士忌在美国市场消失。
但如果美国政府通过的是全国性、一刀切的禁酒令，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如历史上发生的那样，大范围屡禁不绝的走私和私酿。
本来就是走私酒，当然无所谓产地在哪里。不光政策无法落实，禁酒令最终还会由下而上被推翻，哪怕是通过严苛程序制定了宪法修正案也一样。
关税政策也是如此。
如果美国对中国加10%的关税，美国私营企业会把成本转嫁给中国供应商，让美国消费者感受不到物价上涨。
如果美国对中国加50%的关税，美国私营企业会督促中国供应商转移到墨西哥或东南亚，代替美国政府完成中美供应链脱钩。
但如果美国对全世界都施加高额关税，对中国的额外关税加总到100%以上，我反而乐观起来了。
不要说中国企业，美国私营企业自己都会想出办法来规避美国政府的监管。他们的这些办法，一定不是美国政府乐见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私营企业才是美国政府执法的主力。
当特朗普站到美国私营企业的对立面，指望光靠几万名联邦政府公务员来推进实施，他的政策一定无法真正落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敏大是一只柯基，作者：敏大是一只柯基（中国执业律师，美国加州/纽约州/德州执业律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去几年，我们做美国法律业务有个感受。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虽然狠话说了不少，但除了少数重点目标，大部分中国企业还算能低调拓展业务。
但在拜登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感受到巨大的合规压力。到了我们这儿，表现就是有许多从来没做过美国法律合规的新客户开始找我们做业务。
原因其实不复杂。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能力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充分调动私营企业，光靠联邦政府的那点人手，很多政策都没办法执行到位。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过去几十年增加了不少，但规模仍然不大。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全部加起来，从火星到海底，只有三百万人。
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为例，他们负责管理全美国海关的进出口检查和执法，管辖超过300个主要边境口岸，总共却只有六万人。
当然了，我不是说美国公务员少。美国广义的公务员主体是各州的政府工作人员，联邦加各州总共有2200多万人，这可一点也不少。但对于关税、外交等联邦事权，州政府人再多也帮不上忙。
这就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真正靠政府执法来保证实施的，始终是少数。
例如，拜登时期通过的某法案，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有感。但美国海关因某法案开展检查的，从2021年到今天，总共只有1.5万件，而这其中真正查实拒绝入境的，只有8000多件。
同一时期，美国每天从中国进口的邮包，注意是每天，都有数百万件。
以美国海关的人手，绝无可能逐一检查进口邮包，连实质性的抽查都做不到。
拜登政府如何保证法案实施呢？他们把合规压力转嫁给美国的私营企业，要求私营企业做好供应链合规检查，政府只在特定情况下事后监管。
绝大部分美国私营企业都老老实实地，把美国政府的要求原模原样地传递给中国供应商。这样，每一个美国的经销商和终端客户都成了美国政府的眼线，他们会一对一盯紧中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合规。
从这个角度讲，拜登政府动员的政府执法资源绝不仅仅是美国海关的几万名公务员，而是把成百万、上千万最懂行的企业，都变成了政府权力的延伸。
拜登时期的新能源政策也是如此。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提供了高达每台7500美元的税务补贴，但享受补贴是有前提的：
具体规则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必须有超过一定比例在美国（或美墨加自贸区）生产，而且生产商的中国背景也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我们不少客户为了申请补贴，把工厂搬到墨西哥或东南亚，逐渐剥离中国背景。这完全是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自发的行为，几乎没有政府的直接监督。
如果一定要说美国联邦政府有所监督，就是在申请税务补贴的时候，美国能源部和财政部会对申请材料分别进行书面审查。
拜登政府实现的执法效果，远远超出他们付出的执法成本。
同样的事情，拜登政府能做，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不行？
因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合规政策的可行性。企业配合政府实施合规政策的前提，是企业评估认为，遵守合规政策的收益大于违法的风险。
换言之，政府必须给企业一条出路，企业才能执行下去。
拜登给新能源企业留下了墨西哥和东南亚的窗口，试图逐步削弱中国国内的产能。特朗普无疑认为拜登的举措太慢。他采取的大水漫灌式的大棒政策，看起来很占媒体版面，但其实无形中把大量美国私营企业，同时也是美国政府执法的主力，推到了对立面。
以美国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禁酒令作比较，如果美国政府精准打击苏格兰威士忌，可能确实可以让苏格兰产的威士忌在美国市场消失。
但如果美国政府通过的是全国性、一刀切的禁酒令，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如历史上发生的那样，大范围屡禁不绝的走私和私酿。
本来就是走私酒，当然无所谓产地在哪里。不光政策无法落实，禁酒令最终还会由下而上被推翻，哪怕是通过严苛程序制定了宪法修正案也一样。
关税政策也是如此。
如果美国对中国加10%的关税，美国私营企业会把成本转嫁给中国供应商，让美国消费者感受不到物价上涨。
如果美国对中国加50%的关税，美国私营企业会督促中国供应商转移到墨西哥或东南亚，代替美国政府完成中美供应链脱钩。
但如果美国对全世界都施加高额关税，对中国的额外关税加总到100%以上，我反而乐观起来了。
不要说中国企业，美国私营企业自己都会想出办法来规避美国政府的监管。他们的这些办法，一定不是美国政府乐见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私营企业才是美国政府执法的主力。
当特朗普站到美国私营企业的对立面，指望光靠几万名联邦政府公务员来推进实施，他的政策一定无法真正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