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想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两党领导人都成了对华鹰派。风传台湾将会发生战争。习近平发誓要主宰这个世纪。 我不禁思忖：这场冷战会是什么样子？这一次冷战会像上一次冷战那样改变美国社会吗？ 关于这场冷战，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融合在了一起。到目前为止，冲突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微芯片，这种小玩意儿不仅能驱动你的汽车和手机，还能引导导弹，对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也是必要的。谁主导了芯片制造，谁就主导了市场和战场。 其次，地缘政治不同。正如克里斯·米勒在他的《芯片战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微芯片行业由少数非常成功的企业主导。90%以上最先进的芯片都是由台湾一家公司生产。一家荷兰公司生产制造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机。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两家公司垄断了图形处理单元的设计，这种部件对在数据中心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至关重要。 这些瓶颈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西方能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那么它就能阻止中国。因此，中国的意图是实现芯片自给自足。美国的意图是在芯片方面比现在更加自给自足，并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芯片联盟。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沿着这些路线迅速重新调整。在过去两届政府中，美国积极采取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技术和设备。拜登政府切断的不只是中国军工企业，而是所有中国企业。这看上去是一种合乎常理的预防措施，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又有些夸张：美国的官方政策是让一个拥有近15亿人口的国家变得更贫穷。 更让我惊讶的是新冷战对国内政治的重新安排。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开始，一直有美国人支持产业政策——利用政府来加强私营经济部门。但这种治理方式通常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当涉及到绿色技术和芯片时，它成了美国政治的中心。去年，国会通过了《芯片法案》，为鼓励美国芯片生产提供了520亿美元的拨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这一产业政策会让汉密尔顿瞠目结舌，为之鼓掌。 在接下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中国将在一系列尖端技术领域，向自己的产业政策项目投入大量资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分析师估计，中国在工业项目上支出的GDP已经是美国的12倍以上。 在未来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必须弄清楚这些支出的效果如何，以及如何应对。这场冷战的主力军将是技术精英，甚至比上一场冷战更甚。双方可能都将在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民粹主义怨恨的时代，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 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位于中心的是那些支持《芯片法案》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包括拜登政府和17名反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他们在参议院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该法案。 在右翼，已经有一系列民粹主义者在军事方面对中国超级强硬，但他们不接受产业政策。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花在精英身上？你凭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聪明? 在左翼，是那些希望利用产业政策为进步目标服务的人。拜登政府已经对接受《芯片法案》支持的公司发布了数量惊人的命令。这些命令将迫使企业服务于一些与产业不相关的进步优先事项——儿童保育政策、增加工会、环境目标，种族正义等。与其说它是一个专注于提振芯片的计划，不如说它寻求同时实现所有功能。 人们希望，随着冷战气氛的加剧，我们的政治将变得更加严肃。在上一次冷战期间，当美国人去投票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投票可能生死攸关。这种感觉可能会再次出现。 在这个时代，治理国家需要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才能——运行工业项目，但不令其变得臃肿；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部分地去全球化经济；在不羞辱中国的情况下稳步超越中国。如果中国意识到自己每年都在进一步落后，那么对台湾的入侵可能会更加迫在眉睫。 有人问米勒，在未来五年内，中美之间发生危险的军事冲突，会有多大可能制造出一场相当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他认为可能性是20%。
这样高的可能似乎足以令人集中精神应对。
所以，我想我们正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两党领导人都成了对华鹰派。风传台湾将会发生战争。习近平发誓要主宰这个世纪。
我不禁思忖：这场冷战会是什么样子？这一次冷战会像上一次冷战那样改变美国社会吗？
关于这场冷战，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融合在了一起。到目前为止，冲突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微芯片，这种小玩意儿不仅能驱动你的汽车和手机，还能引导导弹，对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也是必要的。谁主导了芯片制造，谁就主导了市场和战场。
其次，地缘政治不同。正如克里斯·米勒在他的《芯片战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微芯片行业由少数非常成功的企业主导。90%以上最先进的芯片都是由台湾一家公司生产。一家荷兰公司生产制造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机。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两家公司垄断了图形处理单元的设计，这种部件对在数据中心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至关重要。
这些瓶颈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西方能阻止中国获得尖端技术，那么它就能阻止中国。因此，中国的意图是实现芯片自给自足。美国的意图是在芯片方面比现在更加自给自足，并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芯片联盟。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沿着这些路线迅速重新调整。在过去两届政府中，美国积极采取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技术和设备。拜登政府切断的不只是中国军工企业，而是所有中国企业。这看上去是一种合乎常理的预防措施，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又有些夸张：美国的官方政策是让一个拥有近15亿人口的国家变得更贫穷。
更让我惊讶的是新冷战对国内政治的重新安排。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开始，一直有美国人支持产业政策——利用政府来加强私营经济部门。但这种治理方式通常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当涉及到绿色技术和芯片时，它成了美国政治的中心。去年，国会通过了《芯片法案》，为鼓励美国芯片生产提供了520亿美元的拨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这一产业政策会让汉密尔顿瞠目结舌，为之鼓掌。
在接下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中国将在一系列尖端技术领域，向自己的产业政策项目投入大量资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位分析师估计，中国在工业项目上支出的GDP已经是美国的12倍以上。
在未来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必须弄清楚这些支出的效果如何，以及如何应对。这场冷战的主力军将是技术精英，甚至比上一场冷战更甚。双方可能都将在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入大量资金——在民粹主义怨恨的时代，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
你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位于中心的是那些支持《芯片法案》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包括拜登政府和17名反特朗普派的共和党人，他们在参议院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该法案。
在右翼，已经有一系列民粹主义者在军事方面对中国超级强硬，但他们不接受产业政策。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花在精英身上？你凭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聪明?
在左翼，是那些希望利用产业政策为进步目标服务的人。拜登政府已经对接受《芯片法案》支持的公司发布了数量惊人的命令。这些命令将迫使企业服务于一些与产业不相关的进步优先事项——儿童保育政策、增加工会、环境目标，种族正义等。与其说它是一个专注于提振芯片的计划，不如说它寻求同时实现所有功能。
人们希望，随着冷战气氛的加剧，我们的政治将变得更加严肃。在上一次冷战期间，当美国人去投票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投票可能生死攸关。这种感觉可能会再次出现。
在这个时代，治理国家需要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才能——运行工业项目，但不令其变得臃肿；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部分地去全球化经济；在不羞辱中国的情况下稳步超越中国。如果中国意识到自己每年都在进一步落后，那么对台湾的入侵可能会更加迫在眉睫。
有人问米勒，在未来五年内，中美之间发生危险的军事冲突，会有多大可能制造出一场相当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他认为可能性是20%。
这样高的可能似乎足以令人集中精神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