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香港反修例运动即将踏入第五个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明天首次公开接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会否有新的对港政策指示，也备受外界关注。但毋庸讳言，这次反修例事件彻底暴露出北京涉港工作的很多问题。 回顾反修例运动爆发前夕，香港反对派的声势日渐升温。但根据北京当局收集到的情报评估，过去两年香港局势稳中向好，如全国人大释法封死「港独」分子参选之路，以及法庭接连就多宗政治冲击案件作出入狱的判决，令违法冲击事件几乎绝迹。 上述的种种迹象，难免令北京掉以轻心，乐观地以为反修例运动和之前的反对「一地两检」运动同样是雷声大雨点小，进而支持林郑政府将修例草案匆匆提交立法会审议。 如今回头一看，中国大陆政府显然误判了当时的情势。激进思潮暂时偃旗息鼓，并不代表社会再无政治争拗。事实上，港府过去几年一直无针对性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令港人怨气积累。结果，来自对政治和民生不满的两股怨气宛如气球，这一边被当局强行挤压下去，在另一边终于借反修例事件爆发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反修例运动越演越烈，原本在事件中处于被动角色的大陆政府，也无法独善其身，须要确立一套是软还是硬的政策，藉以指导港府平息反修例风波。在此决策过程中，领导人担负着政策选择的重大责任。 然而从过去四个多月的事态发展来看，北京当局的表现显然不理想。譬如，初期默许港府对示威者强硬坚持不让步，结果激起更大反弹；其后在衡量各种因素后，又改而同意林郑月娥暂缓修例。 又如9月3日，港澳办在记者会上言之凿凿地声称不会对暴力妥协。岂料事隔一天，林郑月娥就突然宣布撤回修例。北京对修例立场飘浮不定，除了令一直跟随北京立场的建制派政团尴尬不已，也令不少亲中人士选择沉默，与反修例势力抗衡的力量日益单薄。 到了最近，大陆政府终于明确提出「止暴制乱」的目标，并开始通过动员可用的资源去协助港府达到这个目标。在此过程中，北京和港府在动员阶段仍然是主要的行为体，肩负着动员各界提供重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具体任务。而作为香港精英阶层的商界，若能相应地配合，动员资源的能力就会越强。 然而，以商界为主的建制派，不少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修例运动中表面上支持大陆政府，私下却阳奉阴违。如代表香港地产界的立法会议员石礼谦，日前就公开大骂港府，并且大吐真言说他个人不支持修例。香港社会尤其是商界的凝聚力欠缺，直接影响了北京动员资源的能力。 更甚的是，北京为了应对香港反修例问题，在过去四个月动用庞大资源并投放到香港。可惜在过程中，部分资源往往被一些建制派团体中饱私囊，无法落实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地方，以致成效低落。 动员的下一步，就是执行。与动员阶段相同，一个高效迅速的政府，能够保证政策按照原先设计的方案推行。反之，若政府内部分裂，则往往会使政策偏离既定轨道，造成政策的失败。 令人惊讶地是，香港回归22年，北京似乎仍然驾驭不了香港公务员队伍。中央政府本来有意运用手上权力，包括以更大的法律手段去协助港府止暴制乱，但一向保持「政治中立」的香港公务员，许多人在近月纷纷放弃该项原则，不是异常低调或者不合作，就是公然发声批评政府，令很多北京有意推行的政策举步维艰，无法落实。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多不胜数，包括早期有公务员发起罢工行动，以至近期南区民政事务专员马周佩芬巧合地「因病休假」，导致取消黄之锋参选资格一事一拖再拖。这也解释了为何近来北京突然提出要支持港府强化执法力量。 不消说，北京过去四个多月在应对反修例风波一役的多个环节接连出错，以致事件一直未能平息。随着香港的局势极有可能持续严峻，北京或许应该考虑对香港整个工作系统展开大检讨，确保日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准确实施。
不知不觉，香港反修例运动即将踏入第五个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明天首次公开接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时会否有新的对港政策指示，也备受外界关注。但毋庸讳言，这次反修例事件彻底暴露出北京涉港工作的很多问题。
回顾反修例运动爆发前夕，香港反对派的声势日渐升温。但根据北京当局收集到的情报评估，过去两年香港局势稳中向好，如全国人大释法封死「港独」分子参选之路，以及法庭接连就多宗政治冲击案件作出入狱的判决，令违法冲击事件几乎绝迹。
上述的种种迹象，难免令北京掉以轻心，乐观地以为反修例运动和之前的反对「一地两检」运动同样是雷声大雨点小，进而支持林郑政府将修例草案匆匆提交立法会审议。
如今回头一看，中国大陆政府显然误判了当时的情势。激进思潮暂时偃旗息鼓，并不代表社会再无政治争拗。事实上，港府过去几年一直无针对性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令港人怨气积累。结果，来自对政治和民生不满的两股怨气宛如气球，这一边被当局强行挤压下去，在另一边终于借反修例事件爆发出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反修例运动越演越烈，原本在事件中处于被动角色的大陆政府，也无法独善其身，须要确立一套是软还是硬的政策，藉以指导港府平息反修例风波。在此决策过程中，领导人担负着政策选择的重大责任。
然而从过去四个多月的事态发展来看，北京当局的表现显然不理想。譬如，初期默许港府对示威者强硬坚持不让步，结果激起更大反弹；其后在衡量各种因素后，又改而同意林郑月娥暂缓修例。
又如9月3日，港澳办在记者会上言之凿凿地声称不会对暴力妥协。岂料事隔一天，林郑月娥就突然宣布撤回修例。北京对修例立场飘浮不定，除了令一直跟随北京立场的建制派政团尴尬不已，也令不少亲中人士选择沉默，与反修例势力抗衡的力量日益单薄。
到了最近，大陆政府终于明确提出「止暴制乱」的目标，并开始通过动员可用的资源去协助港府达到这个目标。在此过程中，北京和港府在动员阶段仍然是主要的行为体，肩负着动员各界提供重要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具体任务。而作为香港精英阶层的商界，若能相应地配合，动员资源的能力就会越强。
然而，以商界为主的建制派，不少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修例运动中表面上支持大陆政府，私下却阳奉阴违。如代表香港地产界的立法会议员石礼谦，日前就公开大骂港府，并且大吐真言说他个人不支持修例。香港社会尤其是商界的凝聚力欠缺，直接影响了北京动员资源的能力。
更甚的是，北京为了应对香港反修例问题，在过去四个月动用庞大资源并投放到香港。可惜在过程中，部分资源往往被一些建制派团体中饱私囊，无法落实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地方，以致成效低落。
动员的下一步，就是执行。与动员阶段相同，一个高效迅速的政府，能够保证政策按照原先设计的方案推行。反之，若政府内部分裂，则往往会使政策偏离既定轨道，造成政策的失败。
令人惊讶地是，香港回归22年，北京似乎仍然驾驭不了香港公务员队伍。中央政府本来有意运用手上权力，包括以更大的法律手段去协助港府止暴制乱，但一向保持「政治中立」的香港公务员，许多人在近月纷纷放弃该项原则，不是异常低调或者不合作，就是公然发声批评政府，令很多北京有意推行的政策举步维艰，无法落实。
这方面的例子可谓多不胜数，包括早期有公务员发起罢工行动，以至近期南区民政事务专员马周佩芬巧合地「因病休假」，导致取消黄之锋参选资格一事一拖再拖。这也解释了为何近来北京突然提出要支持港府强化执法力量。
不消说，北京过去四个多月在应对反修例风波一役的多个环节接连出错，以致事件一直未能平息。随着香港的局势极有可能持续严峻，北京或许应该考虑对香港整个工作系统展开大检讨，确保日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准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