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秀夫于去年12月卸任中国大使一职， 随即上电视台拆解中日关系，有日媒编辑指垂秀夫太快曝光，难言这对中日关系是好是坏。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在《文艺春秋》一连两期撰写回忆录，除了揭露日本外交官在北京受到不礼貌的待遇，也详尽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十年对中国的改变。垂秀夫指，邓小平的高度经济发展路线已走到尽头，习近平在经济发展与强国独裁的路线上，选择走回毛泽东的独裁路线，因此习近平置国家安全于首位，纵使他强推的国安政策与中国的经济模式相违背，但仍一意孤行去实行，令各国大使摸不著头脑。有日媒国际版编辑分析指，垂秀夫卸任两个月后便高调“爆料”，难免令刚上任的大使金杉宪治难做。
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气场改变”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在《文艺春秋》撰写回忆录，记下对习近平的印象。回忆录中，垂秀夫回想2009年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首次访日见天皇的情景。当时由时任中国蒙古课长的垂秀夫，负责安排嘉宾到总理官邸参与晚宴。垂秀夫逐一接待70名嘉宾令时间超时，身为嘉宾之一的习近平苦等期间，脸上没有展露丝毫不满，因此在垂秀夫心中留下谦厚的印象。
事隔6年，垂秀夫于2015年陪同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访中，重遇已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当时垂秀夫感到“习近平的气场已完全改变”，习近平身边有多名侍卫保护，保安戒备明显比上任主席胡锦涛高，很难近距离接触他。
中共面临“统治正统性”的挑战
垂秀夫在回忆录除了著墨他在任期间的所见所闻，亦用一半的篇幅分析习近平年代的政策改变。垂秀夫用3个观点分析，其一是他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中共统治的“正统性”受到考验。垂秀夫指出，邓小平的经济年代只是个幻影，习近平上任后，“对于没有民主制度的中国，人民会思考『为何要给中国共产党』去统治？”
垂秀夫续指，在80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经历30多年繁华，贪腐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失业率估计高达40%。在这方面垂秀夫理性地指出，习近平正处于一个分岔口，一是选择邓小平的经济高速度增长路线，另一条路是走回毛泽东的“强国”路线，最后习近平的行动证明他选择了后者，以高度集权令中共的正统性得以延续。
一人集权 党、军一致服从习近平
垂秀夫未任大使之前，已感受到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速度，令党、军一致服从他。垂秀夫在回忆录透露他上任前后所看到的“变迁”：“上任之前数年，已知道『政治局常委』年末须向总书记（习近平）交出报告，政治局常委坐过的专用列车或特别飞机，必须得到『总书记事务所』严格监查，换言之，政治常委只是习近平的『下属』。”
垂秀夫特别指出，有时事评论员称由习近平一手擢升的“亲信”外交部长秦刚，与国防部长李尚福也急急下台，证明习近平政权不稳，但他反指出这些“落马”事件，证明习近平比之前紧握大权。
“国家战略目标”改变置国安于首位
2015年起至今，已有17名日人在中国被控“间谍罪”或其他国安罪名。去年中国就一宗日本间谍案审判，一名制药公司职员被判囚12年，垂秀夫多番交涉。垂秀夫指出，习近平上任之后，“国家战略目标”完全改变，他置国安于首位，甚至比经济更重要，因此习近平将原先的11项国家安全增至14项。
可是，在垂秀夫眼中，习近平重视国家安全的政策，仍然与今日中国的经济模式所违背。在回忆录中，垂秀夫便透露：“跟欧、美大使闲聊间，都认为习近平是牺牲经济达成国家安全的目的，所以他修订《反间谍法》、加强入境管治。但这些也是与经济发展矛盾的事，欧、美大使对此也是大惑不解。”
垂秀夫称，习近平目前已年过70岁，他一旦离世会否令中国政局不隐是未知之数，但作为邻国，要为“后习近平”年代做好“政策改变”的准备，例如引进如富豪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来日本，更重要是多吸引中国人来日本旅游，令中国人对日本有好感。
日编辑：爆料难免令新任大使难做
日媒资深国际版编辑佐藤（化名）读毕垂秀夫在《文艺春秋》著写的回忆录全文，他分析指，回忆录的内容比想像中仔细。佐藤指出，大使每月均会跟驻北京日本记者茶敍，而茶敍闲谈的内容是不能报道，依他所知，垂秀夫在任时对记者说话比较谨慎，例如他以个身分在北京举办摄影展受辱一事，当时没有告诉日本记者，他是阅读《文艺春秋》的文章才知悉事件。
佐藤说：“我觉得垂秀夫说得太多了，目前中日关系不太好，但中日关系亦是很重要的。虽然，我相信他的出发点是为中日关系好的。”
佐藤指出，在日本政治圈，大使卸任后言论只要不触及国家秘密，一般也可以评论时政，但卸任两个月便写回忆录“实在有点快”，今次“爆料”难免令刚上任的外交部前辈金杉宪治更难处理中日关系。
垂秀夫于去年12月卸任中国大使一职， 随即上电视台拆解中日关系，有日媒编辑指垂秀夫太快曝光，难言这对中日关系是好是坏。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在《文艺春秋》一连两期撰写回忆录，除了揭露日本外交官在北京受到不礼貌的待遇，也详尽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十年对中国的改变。垂秀夫指，邓小平的高度经济发展路线已走到尽头，习近平在经济发展与强国独裁的路线上，选择走回毛泽东的独裁路线，因此习近平置国家安全于首位，纵使他强推的国安政策与中国的经济模式相违背，但仍一意孤行去实行，令各国大使摸不著头脑。有日媒国际版编辑分析指，垂秀夫卸任两个月后便高调“爆料”，难免令刚上任的大使金杉宪治难做。
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后“气场改变”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在《文艺春秋》撰写回忆录，记下对习近平的印象。回忆录中，垂秀夫回想2009年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首次访日见天皇的情景。当时由时任中国蒙古课长的垂秀夫，负责安排嘉宾到总理官邸参与晚宴。垂秀夫逐一接待70名嘉宾令时间超时，身为嘉宾之一的习近平苦等期间，脸上没有展露丝毫不满，因此在垂秀夫心中留下谦厚的印象。
事隔6年，垂秀夫于2015年陪同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访中，重遇已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当时垂秀夫感到“习近平的气场已完全改变”，习近平身边有多名侍卫保护，保安戒备明显比上任主席胡锦涛高，很难近距离接触他。
中共面临“统治正统性”的挑战
垂秀夫在回忆录除了著墨他在任期间的所见所闻，亦用一半的篇幅分析习近平年代的政策改变。垂秀夫用3个观点分析，其一是他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中共统治的“正统性”受到考验。垂秀夫指出，邓小平的经济年代只是个幻影，习近平上任后，“对于没有民主制度的中国，人民会思考『为何要给中国共产党』去统治？”
垂秀夫续指，在80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经历30多年繁华，贪腐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失业率估计高达40%。在这方面垂秀夫理性地指出，习近平正处于一个分岔口，一是选择邓小平的经济高速度增长路线，另一条路是走回毛泽东的“强国”路线，最后习近平的行动证明他选择了后者，以高度集权令中共的正统性得以延续。
一人集权 党、军一致服从习近平
垂秀夫未任大使之前，已感受到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速度，令党、军一致服从他。垂秀夫在回忆录透露他上任前后所看到的“变迁”：“上任之前数年，已知道『政治局常委』年末须向总书记（习近平）交出报告，政治局常委坐过的专用列车或特别飞机，必须得到『总书记事务所』严格监查，换言之，政治常委只是习近平的『下属』。”
垂秀夫特别指出，有时事评论员称由习近平一手擢升的“亲信”外交部长秦刚，与国防部长李尚福也急急下台，证明习近平政权不稳，但他反指出这些“落马”事件，证明习近平比之前紧握大权。
“国家战略目标”改变置国安于首位
2015年起至今，已有17名日人在中国被控“间谍罪”或其他国安罪名。去年中国就一宗日本间谍案审判，一名制药公司职员被判囚12年，垂秀夫多番交涉。垂秀夫指出，习近平上任之后，“国家战略目标”完全改变，他置国安于首位，甚至比经济更重要，因此习近平将原先的11项国家安全增至14项。
可是，在垂秀夫眼中，习近平重视国家安全的政策，仍然与今日中国的经济模式所违背。在回忆录中，垂秀夫便透露：“跟欧、美大使闲聊间，都认为习近平是牺牲经济达成国家安全的目的，所以他修订《反间谍法》、加强入境管治。但这些也是与经济发展矛盾的事，欧、美大使对此也是大惑不解。”
垂秀夫称，习近平目前已年过70岁，他一旦离世会否令中国政局不隐是未知之数，但作为邻国，要为“后习近平”年代做好“政策改变”的准备，例如引进如富豪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来日本，更重要是多吸引中国人来日本旅游，令中国人对日本有好感。
日编辑：爆料难免令新任大使难做
日媒资深国际版编辑佐藤（化名）读毕垂秀夫在《文艺春秋》著写的回忆录全文，他分析指，回忆录的内容比想像中仔细。佐藤指出，大使每月均会跟驻北京日本记者茶敍，而茶敍闲谈的内容是不能报道，依他所知，垂秀夫在任时对记者说话比较谨慎，例如他以个身分在北京举办摄影展受辱一事，当时没有告诉日本记者，他是阅读《文艺春秋》的文章才知悉事件。
佐藤说：“我觉得垂秀夫说得太多了，目前中日关系不太好，但中日关系亦是很重要的。虽然，我相信他的出发点是为中日关系好的。”
佐藤指出，在日本政治圈，大使卸任后言论只要不触及国家秘密，一般也可以评论时政，但卸任两个月便写回忆录“实在有点快”，今次“爆料”难免令刚上任的外交部前辈金杉宪治更难处理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