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生活的头一年，我就发现他们的社会是“撕裂”的。西方人只会告诉你“要选票”，却不会告诉你拿到选票之后怎么办，一是因为他们有别的意图，二是他们自己也没摸透治世之道。来源：本文由郎言志（liusilang520）原创，作者刘斯郎。
前两年我写文章分析了不少西方民主制度的“劣根性”，谈了西式民主制度下西方社会走向衰败的必然性，引发了不少公知和信奉西方精神者的口诛笔伐。虽然郎君相信现实会狠抽媚外公知和精神洋人的脸，可郎君没想到这“洋灯塔”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打脸各路“跪族”。
可以说，最近一两年来的西方民主社会的表现果然“没让郎君失望”——郎君当初说他们要乱，果然法国暴乱了；郎君当初说他们会内部撕裂，果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闹独立了。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现场。
郎君当初说他们会陷入纷争，果然智利因为能源利益问题暴动了；郎君当初说他们会深陷内耗，果然英国和美国领导人都玩起了弹劾大戏。
▲智利暴乱现场。
郎君当初说他们的仇恨会被放大，果然连瑞典都开始被炸了；郎君还说，他们没有与时俱进的西方民主制会导致基建越来越落后，效率越来越慢，经济发展会越来越迟缓，结果美国火车出轨，意大利大桥坍塌，澳大利亚悉尼的豪华轻轨开通第一天就出轨瘫痪了······
说实话，“洋大人们”这般表现，着实让郎君也吓了一跳。以前我担心自己把话说太绝了，现在想想，“洋大人”的实际行动更绝：实力坑洋奴，一点都不含糊。
郎君这两年通过对“亲西方群体”各种口诛笔伐式内容的观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信奉西方精神的人，喜欢拿“普选的选票”说事，他们把“有无西式普选”当成社会民主的衡量标准，把西方民主制度等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没有所谓的普选选票，你就是不民主、不文明、粗鄙的落后国家。
比如前些日子，郎君在谈中国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的时候，就有人质问郎君：你们骄傲啥，自豪啥，你们有选票吗？没有选票，你们哪来的自信？
这样的逼问，看似振振有词，也显得咄咄逼人，但这种气急败坏的说辞背后，不过就这几个字：你有选票吗？
郎君早已习惯他们的套路，于是轻描淡写地回应了：选票有了，然后呢？
是的，有选票了，然后呢？
然后大家意见不合了怎么办？
然后社会出现撕裂现象了怎么办？
然后以选秀的模式选出的领导人低能怎么办？
不要只谈选票，不谈发展与治理问题，所以请回答：然后呢？
有趣的是，“然后”发生了什么，是他们很少去直面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性地看看“然后”发生了什么。
1：西方民主缺乏“责任制”
所谓的“选票”有了，那“担当”呢？西方的政客和国内的一些媚外公知会告诉我们：选票有了，啥都不是问题。这话很有蛊惑性，因为事实并不如人意。
首先就是社会群体有无“担当”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责任制”的落实问题。在西方的社会体制中，有了选票之后的神圣感，让他们执迷于理想化的理论，弱化了对社会的责任意识，缺乏对“责任落实”的监督，这也导致了其社会内部权力和义务的失衡。
简单来看，这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选选民的责任意识弱，二是候选政客的责任意识弱，三是执政者的责任意识弱。
我们先来看选民的责任意识弱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民众虽然普遍拥有普选权，但持有选票的民众在利己主义的氛围中，多数并不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这和中国很多地方的社区、农村委员会选举乱象非常像，谁给的承诺和福利多，谁对自己的未来有利，就把票投给谁。在这种情况下，本该对社会负责的“选票”极其容易被引流操纵。
▲网友曝光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现场，反对派现场专车接送支持者，还派发红包。
我们再来看候选政客的责任意识问题。因为社会民众缺乏责任感的“趋利性”普遍存在，因此在西方民主的选举制度中，候选人往往也显得喜欢“作秀”，他们并不对自己候选过程中的言行负责，为了赢得选票可以突破很多底线，也能做很多不切实际的承诺。
就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竞选时承诺在任期内解决“全民医保问题”，可事实是他把钱都拿去打战了；美国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美财政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承诺要在全美发放全民生活津贴，要让民众不工作都有饭吃；再比如照搬西方民主选举的台湾省，省长蔡英文在竞选的时候说“坚持九二共识”，要进一步维稳“两岸关系”，可一上台翻脸比翻书还快，搞起了台独事业······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忽悠老百姓？答案很简单，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屁，在民主普选的光环下，放屁是自由的，所以不用负责。
▲美国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不仅宣称要带领美国人“反华”，还要让美国人不用工作也有饭吃······
你要说在前期普选阶段责任落实不到位倒还是可以理解，毕竟大局未定。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的责任意识也非常差，往往上任之后都是能捞多少捞多少，吃着国家粮饷，和利益集团苟且勾搭，惹老百姓愤怒了，辞职拍拍屁股走人，回头又是一条好汉。
这些年澳大利亚最高领导人引起民愤后高频率更替，意大利地震灾区领导人来来去去也没重建灾区，美国的不少官员在推动枪支的进一步普及，加拿大总统特鲁多带领加拿大举国吸大麻，这些种种迹象都能印证西方社会缺乏对官员的责任约束问题。
▲意大利中部地震灾区，几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官员根本就不负责。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缺少责任约束，那就出台政策约束这些放任的有害因素呀！这种想法虽好，却难以实行，因为你要是监督民众的选票，那就违背了他们西方的民主精神；你要是限制了候选人的表达自由，那就是侵犯人权的不民主行为；你要是对执政官员施以严格的责任制，又会被扣上独裁、封建与不自由的罪名。他们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2：西方民主缺乏“务实性”
正如前文中所说，理想主义的西方民主制度，因为没有严格的“责任制”，而输给了人性。但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它们缺乏“务实性”，过于拘束于“理论民主”，他们单纯地相信人性，相信手中趋于形式的“民主选票”。
我们先来捋一捋他们的“民主逻辑”：有无普选选票和是否人人都能参选是前提，没有都不算，因此像新加坡那种“优主选举”在他们看来也不算民主，只能算独裁。然后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老百姓凭借着自身的政治素养，以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全民投票选出优秀的社会领导人，而选出的领导人也在权力分散的监督模式下，秉持着民主精神服务于民，这番景象可谓美哉。
▲古希腊民主制度中“陶片放逐法”漫画图解。
可理想化的理论终究不能和现实对等起来，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西方这一套民主制度有几个不切实际的假想点：一是民众的政治素养都比较高，会为了社会发展做长远考虑；二是候选人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不会搞形式主义，做一些“假大空”的事情；三是在权力分散的监督模式下，执政者都能秉公执政，不会辜负老百姓的信任。
但这样的“假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老百姓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市民基础普遍达不到理论水平，再加之“趋利性”的人性弱点的左右，很难让普通民众正确参与到决策中去。在《为什么一场山火难倒整个美国》这篇文章中我提到过，西方普通人投票更像是“赌博”，颜值好不好、说的话好不好听居然成了衡量的标准。这也就是为何，乌克兰人能选出“喜剧总统”、美国人能选出“推特泼妇”特朗普、加拿大能选出“高颜值毒品推销员”特鲁多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一大原因。
其次，是参选人的政治觉悟问题。在中国，官员收取商人的钱财是大罪，但在西方，因为其资本主义的特性，以及特殊的西式普选制度，导致了候选人必须依附强有力的资本财团，否则仅凭个人根本无法支付高昂的宣传费用，因此候选人又必须服务于背后的财团，而这显然和最初的设想相背而驰。
另一面，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支持，政客往往会“夸下海口”，做很多大胆而不切实际的承诺，也会恶意攻击竞争对手，让原本美好的民主选举，变成了污秽的恶性竞争，这一点在美国的历次大选中大家也都见识过了。
▲特朗普竞选宣传视频被推特屏蔽，这是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一次屏蔽。
此外，缺了“务实性”的西方民主，在现实面前，显得非常的“假大空”，这种假大空也影响着他们整个社会，就比如你今天到他们的国家的政府办事部门，会发现官僚作风非常严重，干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大半个月预约，而且预约限流严重，你没提前预约直接到场，就算工作人员躺着喝咖啡也不给你办事，效率低得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只有理论层面的规矩，而没有实际层面的改革和变通。
可以说，他们自上而下，一起在自信的“西方理论”中，沉迷下去。
3：西方民主缺乏“传承性”
西式民主社会的群体总喜欢炫耀的是，他们的社会是多党竞争，通过民主表决进行更替。在这种模式的理论中，在野党很好地起到了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执政党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也会更努力地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但前面说了，西方人只会告诉你“理论是这么一回事”，却不会告诉你“然后发生了什么”和“该怎么办”。
事实上，他们这套理论忽略了“当监督变成了陷害”的可怖问题，就比如：在法国黄背心大革命中，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跳出来，造谣攻击马克龙，怂恿民众上街轰马克龙下台；意大利国内政治乱局中，北方政党和南方党派撕得你死我活，造谣构陷更是屡见不鲜，国内政局非常动荡，领导班子也换了又换；台湾省的民进党和国民党在立法会里学着泼妇骂街，甚至厮打起来。
其实，你要说平时各大党派互相陷害、诟病一下，那也不全然是坏事，多少还能让彼此提高警惕，提升自我。可问题是，不同政党和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领导人上台，会很容易形成国家发展政策的“断代”。
这种“断代”感中国人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一个政策的实施，改革往往都是循序渐进的，就比如“自贸区”，先在上海、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试点，然后再慢慢推广到内陆，稳中求进，不急于一时，向好发展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突然有人推翻，国内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也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但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可不这样，人家可是“断代”的，换执政党就好比换朝代，前朝的项目很多会被毙掉的。最典型的还是美国，比如民主党的奥巴马执政的时候，推行了一大步的医疗改革，就被共和党的特朗普一上台给端了，可爱的特朗普还多次隔空讽刺奥巴马。
再比如法国，前些年斥巨资、免学费狂邀世界各地人才到法国留学，为的是给本国招贤纳士，提升本国学术影响，可等到马克龙新政上台，前朝的政策不但没了，外国学生的学费还暴涨十倍，上演了好一出的“断代传奇”。
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被外界视为“亲华领导人”，在其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更是尝尽了中国崛起的“甜头”，两国经济往来也越发密切。然而，当执政主体变了之后，澳大利亚的对华态度却又立刻转变，他们不仅驱逐中国的通讯企业，还大肆攻击中国社会体制与国际活动，甚至对着中国人喊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的口号。
······
而在这种“断代”氛围中，不仅前朝的好政策会被扼杀，当政的政党也不敢投入过多做太长远的规划，像中国人那种未来十年、五十年的长远计划，他们基本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也怕“断代”。
4：西方民主具有“撕裂性”
在西方生活的头一年，我就发现他们的民主社会是“撕裂”的。这种撕裂感，从精神层面，到外在的表现，都非常明显。
2016年，我在德国巴伐利亚街头收到了宣传“驱逐难民”的政治宣传，他们将难民描绘得像恐怖分子一般，希望将难民驱逐出德国。随后，德国各地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反难民大游行，也出现了多起的针对难民的袭击与难民群体针对德国普通民众的恐怖袭击，德国内部的新纳粹主义分子随之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被撕裂的德国。
表面上看，是难民危机给德国带来了“撕裂感”，但其实不过是难民危机加剧了这种现象。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西方制度下的社会，都在加剧“撕裂”，比如北欧的瑞典，早些年被世人捧上天的天堂国度，在这两年却频频遭受爆炸袭击，在过去一年里（2018-2019），原本祥和的瑞典就遭受了数百次的爆炸袭击，惊得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连发出危急的“安全警告”。
再看看法国，整个国家在“黄背心革命”的搅扰下，已经在撕裂状态中徘徊了一年多了，不同政见的群体撕得你死我活，一言不合就开打，把本国经济搞得一团糟，法国的暴徒和香港的一样，见到警察就像见到仇人一般。
美国也没有幸免于难，先是特朗普政府因政客内斗而被端了粮饷，造成政府关门歇业致举国经济损失，再是当前的“弹劾特朗普案”发酵，可见其内部早已同床异梦。
▲深陷“弹劾风波”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大家也都知道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在闹独立，而且闹得很凶，但其实不仅仅是加泰罗尼亚，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海外省、英国的苏格兰、北爱尔兰、加拿大的西部省阿尔伯塔也在闹独立。
我曾和闹独立的威尼斯人聊过，他们认为威尼斯就该是独立的国家，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很穷，南部人又蠢又穷，不想被拖后腿。这种观点我不止听到过一次，在米兰人的口中我也听到过。可以说，他们国家内部的撕裂感非常强。
那么问题来了，从宗教，到地域，从种族，到国别，西方民主社会为何一步步陷入撕裂性的仇恨深渊呢？
答案其实可以在我们的邻国印度的身上找到。实行了西方那一套西式民主制的印度最近乱了：2019年12月，印度北部地区发生涉及种族问题的大规模骚乱，12天内便有22人因此丧命。情急之下，印度直接关闭了当地的网络服务。
印度为何关闭网络服务？答案也很简单，就是控制舆论，但这显然不符合西方的“民主精神”，可要坚持西式民主，引发仇恨的言论就会不加控制地传播，暴乱规模会越来越大。可以说，在这乱局中，印度人也明白，西方的那一套救不了印度。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不久前表态了，在看到欧洲撕裂成今天这个地步之后，默克尔于11月27日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了震惊西方民主社会的观点：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一边界在仇恨传播的地方，在人的尊严被侵犯的地方。
默克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德国已经深陷“极端言论自由”的泥潭。
前世界银行顾问尹伊文在其文章《西方只教缅甸选举，那治理呢？》一文中也提到，在缅甸，因为激进分子引进了西方的那一套极端的“言论自由”，而导致了缅甸社会进一步的撕裂，也迫使缅甸境内的罗兴亚人受到迫害，无奈选择了远走他乡。
事实上，其实一切撕裂的根源，都来自过于空泛的言论管控，那些极端的、带有仇恨的言论，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被包装上了“言论自由”的外衣大行其道，并最终撕裂着社会。
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便看得出来，但被西方精神洗脑的人是不信的，所以香港的毒媒不懂，香港的暴徒不懂，台湾的台毒不懂，国内的媚外公知也不懂······他们懂不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西方精神，有利于他们大肆作妖就对了。
▲尹伊文在其文章《西方只教缅甸选举，那治理呢？》表示，丹麦一民间“民主机构”在缅甸宣传西方民主精神，却并未告知如何治国。图源：观察者网。
5：西方民主具有“低能性”
权力的分散，是西方各国体制的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制衡上层的权力。说实话，分散的权力确实有助于内部力量的彼此权衡，但这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这也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低能性”的出现。
这种低能性其实大家都见怪不怪了——美国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高铁项目，在筹建十多年后破产了；德国勃兰登堡机场建了几十年造假翻了数倍还烂尾了；意大利莫兰迪大桥坍塌一年多后才进行简单爆破，通车遥遥无期；英国人口里喊着“5G革命”，结果连4G都还没普及到位······
上图：2019年6月28日，曾震惊世界的意大利坍塌大桥——莫兰迪大桥，终于在坍塌近一年后，完成了首次爆破······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出在这种“分散制”上，毕竟人家是“民主”社会，什么事情都要讨论，不吵一吵、拖一拖的决议是没有灵魂的。于是，像英国人脱欧这种“持久战”就出现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吵到地老天荒也没个结果，颇有一种“既然不能共荣，那就一起共亡”的味道在里头。
在《为什么一场山火难倒整个美国？》这篇文章中，郎君已经带领大家领略了美国政客在面对灾情的时候，是如何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打嘴炮的了。这种现象其实在西方非常普遍，因为权力分散，因为多党纷争，因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总要抓住每一次机会为自我牟利。
简单地说就是：同船不同心，又各有权势，遇到一起，铁定糟心，这样的社会，效率能上去才怪。
▲在推特上特朗普和加州官员互相指责对方
6：西方民主具有“蛊惑性”
之前和一些海外华人聊天，我们聊到“为什么国内很多人信奉西方普世精神”的问题，当时郎君也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被这种形式主义的民主精神蛊惑。然后，一个在海外经营多年生意的老华侨一语道破：因为他们这种设想很美好啊，都是告诉你这样能占便宜，宣传的都是怎么捍卫老百姓的权益，真不真无所谓，老百姓听了高兴就可以了。
后来，我在中餐馆里遇到了一行台湾人，他们吃饭说话很大声，话里话外聊着台湾的民主发展，似乎是故意聊给我们这些坐在一旁的大陆人听的。他们的语气非常骄傲和自豪，和餐馆老板娘聊的时候张口闭口就是“你们中国没我们这样吧”，其中一个人还对着老板娘来了一句：你重庆的哦，那地方在中国内陆，应该很封闭哦，你们从山沟沟跑出来，来到欧洲做生意，也真的太不容易了哦，怎么样，还是这外面好吧？
老板娘听得脸都青了，一声不吭地走开了，结果那几个台湾“民主上等人”越发骄傲了起来。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便和对坐的友人聊重庆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讲大陆人眼中的世界。然后对坐的友人大概心领神会了我的用意，接话到：你别这样夸大陆啦，人家那些“民主自由”社会来的人不能理解呢，民主的落后不能叫落后，毕竟人家高高在上的呢，我们怎么能比。
那时空气凝固，饭店里芳香四溢，我和友人狂笑：中国菜，真香！
其实郎君和朋友还是不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鬼魅力量，能让这些人迷之自信到这种地步，居然还在认为大陆到处是穷乡僻壤，老百姓的生活不见天日······难不成，是“选票”的魔力？
写在最后：
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标杆”，把“全民普选”等同于“民主本质”，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骗局，欧美政客就喜欢这么骗大家。西方人和媚外公知只会告诉你“要选票”，却不会告诉你拿到选票之后怎么办，一是因为他们有别的意图，二是他们自己也没摸透治世之道。
不过，国有国别，毕竟风土人情不同，我们也不便给别人的制度好坏“妄下断言”，那是别人自家的事。但我们要明白，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知道该如何安家治国，根本轮不到洋人在那指手画脚，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在西方生活的头一年，我就发现他们的社会是“撕裂”的。西方人只会告诉你“要选票”，却不会告诉你拿到选票之后怎么办，一是因为他们有别的意图，二是他们自己也没摸透治世之道。来源：本文由郎言志（liusilang520）原创，作者刘斯郎。
前两年我写文章分析了不少西方民主制度的“劣根性”，谈了西式民主制度下西方社会走向衰败的必然性，引发了不少公知和信奉西方精神者的口诛笔伐。虽然郎君相信现实会狠抽媚外公知和精神洋人的脸，可郎君没想到这“洋灯塔”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打脸各路“跪族”。
可以说，最近一两年来的西方民主社会的表现果然“没让郎君失望”——郎君当初说他们要乱，果然法国暴乱了；郎君当初说他们会内部撕裂，果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闹独立了。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现场。
郎君当初说他们会陷入纷争，果然智利因为能源利益问题暴动了；郎君当初说他们会深陷内耗，果然英国和美国领导人都玩起了弹劾大戏。
▲智利暴乱现场。
郎君当初说他们的仇恨会被放大，果然连瑞典都开始被炸了；郎君还说，他们没有与时俱进的西方民主制会导致基建越来越落后，效率越来越慢，经济发展会越来越迟缓，结果美国火车出轨，意大利大桥坍塌，澳大利亚悉尼的豪华轻轨开通第一天就出轨瘫痪了······
说实话，“洋大人们”这般表现，着实让郎君也吓了一跳。以前我担心自己把话说太绝了，现在想想，“洋大人”的实际行动更绝：实力坑洋奴，一点都不含糊。
郎君这两年通过对“亲西方群体”各种口诛笔伐式内容的观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信奉西方精神的人，喜欢拿“普选的选票”说事，他们把“有无西式普选”当成社会民主的衡量标准，把西方民主制度等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标杆，没有所谓的普选选票，你就是不民主、不文明、粗鄙的落后国家。
比如前些日子，郎君在谈中国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的时候，就有人质问郎君：你们骄傲啥，自豪啥，你们有选票吗？没有选票，你们哪来的自信？
这样的逼问，看似振振有词，也显得咄咄逼人，但这种气急败坏的说辞背后，不过就这几个字：你有选票吗？
郎君早已习惯他们的套路，于是轻描淡写地回应了：选票有了，然后呢？
是的，有选票了，然后呢？
然后大家意见不合了怎么办？
然后社会出现撕裂现象了怎么办？
然后以选秀的模式选出的领导人低能怎么办？
不要只谈选票，不谈发展与治理问题，所以请回答：然后呢？
有趣的是，“然后”发生了什么，是他们很少去直面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性地看看“然后”发生了什么。
1：西方民主缺乏“责任制”
所谓的“选票”有了，那“担当”呢？西方的政客和国内的一些媚外公知会告诉我们：选票有了，啥都不是问题。这话很有蛊惑性，因为事实并不如人意。
首先就是社会群体有无“担当”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责任制”的落实问题。在西方的社会体制中，有了选票之后的神圣感，让他们执迷于理想化的理论，弱化了对社会的责任意识，缺乏对“责任落实”的监督，这也导致了其社会内部权力和义务的失衡。
简单来看，这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选选民的责任意识弱，二是候选政客的责任意识弱，三是执政者的责任意识弱。
我们先来看选民的责任意识弱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民众虽然普遍拥有普选权，但持有选票的民众在利己主义的氛围中，多数并不对社会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这和中国很多地方的社区、农村委员会选举乱象非常像，谁给的承诺和福利多，谁对自己的未来有利，就把票投给谁。在这种情况下，本该对社会负责的“选票”极其容易被引流操纵。
▲网友曝光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现场，反对派现场专车接送支持者，还派发红包。
我们再来看候选政客的责任意识问题。因为社会民众缺乏责任感的“趋利性”普遍存在，因此在西方民主的选举制度中，候选人往往也显得喜欢“作秀”，他们并不对自己候选过程中的言行负责，为了赢得选票可以突破很多底线，也能做很多不切实际的承诺。
就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竞选时承诺在任期内解决“全民医保问题”，可事实是他把钱都拿去打战了；美国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美财政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承诺要在全美发放全民生活津贴，要让民众不工作都有饭吃；再比如照搬西方民主选举的台湾省，省长蔡英文在竞选的时候说“坚持九二共识”，要进一步维稳“两岸关系”，可一上台翻脸比翻书还快，搞起了台独事业······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忽悠老百姓？答案很简单，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屁，在民主普选的光环下，放屁是自由的，所以不用负责。
▲美国华裔总统候选人杨安泽，不仅宣称要带领美国人“反华”，还要让美国人不用工作也有饭吃······
你要说在前期普选阶段责任落实不到位倒还是可以理解，毕竟大局未定。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的责任意识也非常差，往往上任之后都是能捞多少捞多少，吃着国家粮饷，和利益集团苟且勾搭，惹老百姓愤怒了，辞职拍拍屁股走人，回头又是一条好汉。
这些年澳大利亚最高领导人引起民愤后高频率更替，意大利地震灾区领导人来来去去也没重建灾区，美国的不少官员在推动枪支的进一步普及，加拿大总统特鲁多带领加拿大举国吸大麻，这些种种迹象都能印证西方社会缺乏对官员的责任约束问题。
▲意大利中部地震灾区，几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官员根本就不负责。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既然缺少责任约束，那就出台政策约束这些放任的有害因素呀！这种想法虽好，却难以实行，因为你要是监督民众的选票，那就违背了他们西方的民主精神；你要是限制了候选人的表达自由，那就是侵犯人权的不民主行为；你要是对执政官员施以严格的责任制，又会被扣上独裁、封建与不自由的罪名。他们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2：西方民主缺乏“务实性”
正如前文中所说，理想主义的西方民主制度，因为没有严格的“责任制”，而输给了人性。但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它们缺乏“务实性”，过于拘束于“理论民主”，他们单纯地相信人性，相信手中趋于形式的“民主选票”。
我们先来捋一捋他们的“民主逻辑”：有无普选选票和是否人人都能参选是前提，没有都不算，因此像新加坡那种“优主选举”在他们看来也不算民主，只能算独裁。然后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后，老百姓凭借着自身的政治素养，以负责任的态度通过全民投票选出优秀的社会领导人，而选出的领导人也在权力分散的监督模式下，秉持着民主精神服务于民，这番景象可谓美哉。
▲古希腊民主制度中“陶片放逐法”漫画图解。
可理想化的理论终究不能和现实对等起来，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西方这一套民主制度有几个不切实际的假想点：一是民众的政治素养都比较高，会为了社会发展做长远考虑；二是候选人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不会搞形式主义，做一些“假大空”的事情；三是在权力分散的监督模式下，执政者都能秉公执政，不会辜负老百姓的信任。
但这样的“假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老百姓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市民基础普遍达不到理论水平，再加之“趋利性”的人性弱点的左右，很难让普通民众正确参与到决策中去。在《为什么一场山火难倒整个美国》这篇文章中我提到过，西方普通人投票更像是“赌博”，颜值好不好、说的话好不好听居然成了衡量的标准。这也就是为何，乌克兰人能选出“喜剧总统”、美国人能选出“推特泼妇”特朗普、加拿大能选出“高颜值毒品推销员”特鲁多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一大原因。
其次，是参选人的政治觉悟问题。在中国，官员收取商人的钱财是大罪，但在西方，因为其资本主义的特性，以及特殊的西式普选制度，导致了候选人必须依附强有力的资本财团，否则仅凭个人根本无法支付高昂的宣传费用，因此候选人又必须服务于背后的财团，而这显然和最初的设想相背而驰。
另一面，是为了换取更多的支持，政客往往会“夸下海口”，做很多大胆而不切实际的承诺，也会恶意攻击竞争对手，让原本美好的民主选举，变成了污秽的恶性竞争，这一点在美国的历次大选中大家也都见识过了。
▲特朗普竞选宣传视频被推特屏蔽，这是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一次屏蔽。
此外，缺了“务实性”的西方民主，在现实面前，显得非常的“假大空”，这种假大空也影响着他们整个社会，就比如你今天到他们的国家的政府办事部门，会发现官僚作风非常严重，干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大半个月预约，而且预约限流严重，你没提前预约直接到场，就算工作人员躺着喝咖啡也不给你办事，效率低得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只有理论层面的规矩，而没有实际层面的改革和变通。
可以说，他们自上而下，一起在自信的“西方理论”中，沉迷下去。
3：西方民主缺乏“传承性”
西式民主社会的群体总喜欢炫耀的是，他们的社会是多党竞争，通过民主表决进行更替。在这种模式的理论中，在野党很好地起到了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执政党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也会更努力地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但前面说了，西方人只会告诉你“理论是这么一回事”，却不会告诉你“然后发生了什么”和“该怎么办”。
事实上，他们这套理论忽略了“当监督变成了陷害”的可怖问题，就比如：在法国黄背心大革命中，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跳出来，造谣攻击马克龙，怂恿民众上街轰马克龙下台；意大利国内政治乱局中，北方政党和南方党派撕得你死我活，造谣构陷更是屡见不鲜，国内政局非常动荡，领导班子也换了又换；台湾省的民进党和国民党在立法会里学着泼妇骂街，甚至厮打起来。
其实，你要说平时各大党派互相陷害、诟病一下，那也不全然是坏事，多少还能让彼此提高警惕，提升自我。可问题是，不同政党和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领导人上台，会很容易形成国家发展政策的“断代”。
这种“断代”感中国人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一个政策的实施，改革往往都是循序渐进的，就比如“自贸区”，先在上海、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试点，然后再慢慢推广到内陆，稳中求进，不急于一时，向好发展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突然有人推翻，国内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也都是这样，所以这些年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
但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可不这样，人家可是“断代”的，换执政党就好比换朝代，前朝的项目很多会被毙掉的。最典型的还是美国，比如民主党的奥巴马执政的时候，推行了一大步的医疗改革，就被共和党的特朗普一上台给端了，可爱的特朗普还多次隔空讽刺奥巴马。
再比如法国，前些年斥巨资、免学费狂邀世界各地人才到法国留学，为的是给本国招贤纳士，提升本国学术影响，可等到马克龙新政上台，前朝的政策不但没了，外国学生的学费还暴涨十倍，上演了好一出的“断代传奇”。
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被外界视为“亲华领导人”，在其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更是尝尽了中国崛起的“甜头”，两国经济往来也越发密切。然而，当执政主体变了之后，澳大利亚的对华态度却又立刻转变，他们不仅驱逐中国的通讯企业，还大肆攻击中国社会体制与国际活动，甚至对着中国人喊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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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种“断代”氛围中，不仅前朝的好政策会被扼杀，当政的政党也不敢投入过多做太长远的规划，像中国人那种未来十年、五十年的长远计划，他们基本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也怕“断代”。
4：西方民主具有“撕裂性”
在西方生活的头一年，我就发现他们的民主社会是“撕裂”的。这种撕裂感，从精神层面，到外在的表现，都非常明显。
2016年，我在德国巴伐利亚街头收到了宣传“驱逐难民”的政治宣传，他们将难民描绘得像恐怖分子一般，希望将难民驱逐出德国。随后，德国各地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反难民大游行，也出现了多起的针对难民的袭击与难民群体针对德国普通民众的恐怖袭击，德国内部的新纳粹主义分子随之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被撕裂的德国。
表面上看，是难民危机给德国带来了“撕裂感”，但其实不过是难民危机加剧了这种现象。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西方制度下的社会，都在加剧“撕裂”，比如北欧的瑞典，早些年被世人捧上天的天堂国度，在这两年却频频遭受爆炸袭击，在过去一年里（2018-2019），原本祥和的瑞典就遭受了数百次的爆炸袭击，惊得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连发出危急的“安全警告”。
再看看法国，整个国家在“黄背心革命”的搅扰下，已经在撕裂状态中徘徊了一年多了，不同政见的群体撕得你死我活，一言不合就开打，把本国经济搞得一团糟，法国的暴徒和香港的一样，见到警察就像见到仇人一般。
美国也没有幸免于难，先是特朗普政府因政客内斗而被端了粮饷，造成政府关门歇业致举国经济损失，再是当前的“弹劾特朗普案”发酵，可见其内部早已同床异梦。
▲深陷“弹劾风波”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大家也都知道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在闹独立，而且闹得很凶，但其实不仅仅是加泰罗尼亚，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海外省、英国的苏格兰、北爱尔兰、加拿大的西部省阿尔伯塔也在闹独立。
我曾和闹独立的威尼斯人聊过，他们认为威尼斯就该是独立的国家，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很穷，南部人又蠢又穷，不想被拖后腿。这种观点我不止听到过一次，在米兰人的口中我也听到过。可以说，他们国家内部的撕裂感非常强。
那么问题来了，从宗教，到地域，从种族，到国别，西方民主社会为何一步步陷入撕裂性的仇恨深渊呢？
答案其实可以在我们的邻国印度的身上找到。实行了西方那一套西式民主制的印度最近乱了：2019年12月，印度北部地区发生涉及种族问题的大规模骚乱，12天内便有22人因此丧命。情急之下，印度直接关闭了当地的网络服务。
印度为何关闭网络服务？答案也很简单，就是控制舆论，但这显然不符合西方的“民主精神”，可要坚持西式民主，引发仇恨的言论就会不加控制地传播，暴乱规模会越来越大。可以说，在这乱局中，印度人也明白，西方的那一套救不了印度。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不久前表态了，在看到欧洲撕裂成今天这个地步之后，默克尔于11月27日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了震惊西方民主社会的观点：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一边界在仇恨传播的地方，在人的尊严被侵犯的地方。
默克尔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德国已经深陷“极端言论自由”的泥潭。
前世界银行顾问尹伊文在其文章《西方只教缅甸选举，那治理呢？》一文中也提到，在缅甸，因为激进分子引进了西方的那一套极端的“言论自由”，而导致了缅甸社会进一步的撕裂，也迫使缅甸境内的罗兴亚人受到迫害，无奈选择了远走他乡。
事实上，其实一切撕裂的根源，都来自过于空泛的言论管控，那些极端的、带有仇恨的言论，在西方民主体制下，被包装上了“言论自由”的外衣大行其道，并最终撕裂着社会。
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便看得出来，但被西方精神洗脑的人是不信的，所以香港的毒媒不懂，香港的暴徒不懂，台湾的台毒不懂，国内的媚外公知也不懂······他们懂不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西方精神，有利于他们大肆作妖就对了。
▲尹伊文在其文章《西方只教缅甸选举，那治理呢？》表示，丹麦一民间“民主机构”在缅甸宣传西方民主精神，却并未告知如何治国。图源：观察者网。
5：西方民主具有“低能性”
权力的分散，是西方各国体制的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制衡上层的权力。说实话，分散的权力确实有助于内部力量的彼此权衡，但这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这也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低能性”的出现。
这种低能性其实大家都见怪不怪了——美国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高铁项目，在筹建十多年后破产了；德国勃兰登堡机场建了几十年造假翻了数倍还烂尾了；意大利莫兰迪大桥坍塌一年多后才进行简单爆破，通车遥遥无期；英国人口里喊着“5G革命”，结果连4G都还没普及到位······
上图：2019年6月28日，曾震惊世界的意大利坍塌大桥——莫兰迪大桥，终于在坍塌近一年后，完成了首次爆破······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出在这种“分散制”上，毕竟人家是“民主”社会，什么事情都要讨论，不吵一吵、拖一拖的决议是没有灵魂的。于是，像英国人脱欧这种“持久战”就出现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吵到地老天荒也没个结果，颇有一种“既然不能共荣，那就一起共亡”的味道在里头。
在《为什么一场山火难倒整个美国？》这篇文章中，郎君已经带领大家领略了美国政客在面对灾情的时候，是如何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打嘴炮的了。这种现象其实在西方非常普遍，因为权力分散，因为多党纷争，因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总要抓住每一次机会为自我牟利。
简单地说就是：同船不同心，又各有权势，遇到一起，铁定糟心，这样的社会，效率能上去才怪。
▲在推特上特朗普和加州官员互相指责对方
6：西方民主具有“蛊惑性”
之前和一些海外华人聊天，我们聊到“为什么国内很多人信奉西方普世精神”的问题，当时郎君也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被这种形式主义的民主精神蛊惑。然后，一个在海外经营多年生意的老华侨一语道破：因为他们这种设想很美好啊，都是告诉你这样能占便宜，宣传的都是怎么捍卫老百姓的权益，真不真无所谓，老百姓听了高兴就可以了。
后来，我在中餐馆里遇到了一行台湾人，他们吃饭说话很大声，话里话外聊着台湾的民主发展，似乎是故意聊给我们这些坐在一旁的大陆人听的。他们的语气非常骄傲和自豪，和餐馆老板娘聊的时候张口闭口就是“你们中国没我们这样吧”，其中一个人还对着老板娘来了一句：你重庆的哦，那地方在中国内陆，应该很封闭哦，你们从山沟沟跑出来，来到欧洲做生意，也真的太不容易了哦，怎么样，还是这外面好吧？
老板娘听得脸都青了，一声不吭地走开了，结果那几个台湾“民主上等人”越发骄傲了起来。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便和对坐的友人聊重庆的发展和城市建设，讲大陆人眼中的世界。然后对坐的友人大概心领神会了我的用意，接话到：你别这样夸大陆啦，人家那些“民主自由”社会来的人不能理解呢，民主的落后不能叫落后，毕竟人家高高在上的呢，我们怎么能比。
那时空气凝固，饭店里芳香四溢，我和友人狂笑：中国菜，真香！
其实郎君和朋友还是不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鬼魅力量，能让这些人迷之自信到这种地步，居然还在认为大陆到处是穷乡僻壤，老百姓的生活不见天日······难不成，是“选票”的魔力？
写在最后：
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标杆”，把“全民普选”等同于“民主本质”，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骗局，欧美政客就喜欢这么骗大家。西方人和媚外公知只会告诉你“要选票”，却不会告诉你拿到选票之后怎么办，一是因为他们有别的意图，二是他们自己也没摸透治世之道。
不过，国有国别，毕竟风土人情不同，我们也不便给别人的制度好坏“妄下断言”，那是别人自家的事。但我们要明白，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知道该如何安家治国，根本轮不到洋人在那指手画脚，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