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汀 —
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在英国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本周最新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中，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翁流出的国家。报告预测了2024年中国大陆将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国依然是这些中国富豪移民的首选之一。
根据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近四成的受访高净值家庭考虑移居境外。
另据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中国是世界上迁出移民人口第四多的国家。除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富豪移民以外，许多中国的中产也在想尽办法“用脚投票”，去海外开始新生活。
房市崩盘，经济衰退是主要因素
2023年初，弗兰克·周(Frank Zhou)的计划是卖掉北京的一套公寓来获得美国投资移民所需要的最低投资额80万美元和不菲的律师与行政费用。但从2023年下半年找中介帮忙挂牌之后，他已经降价20%，房子依然没有成交。
“感觉经济的衰退比我预期地更快，”他告诉记者，“如果再不走，我可能都没办法支付移民的费用了。”
6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从新房市场来看，5月份7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0.7%，已连续12个月下跌。这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1%，已连续13个月下跌。中国房市的崩盘让周先生这样原本有些财富的中产阶级的资产大为缩水。高盛(Goldman Sachs)甚至预测中国房价还有40%的下降空间。
周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的商人，从事电子硬件产业的他吃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红利，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后来陆陆续续做过不少投资，炒过股票，也投资过近来很红火的网红餐饮连锁店，但因为中国股市的低迷和人们的消费降级，投资都以亏损收场。
“现在的经济是全方位的不景气，政府只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会儿宣传这个火，一会儿宣传那个热门，就好像淄博烧烤，炒得很火，大家都去开店，但很快就没人吃了，投资的人都亏本。我是做生意的，说得现实一点，现在在中国做生意太难赚钱了，”他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
根据吴晓波频道发布的《2023新中产阶级白皮书》，11.4%的接受调查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示，去年他们的财富缩水了30%以上，28.9%的家庭表示财富缩水了10%至30%。
资产的缩水让周先生和他的朋友感到焦虑，他们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担心经济衰退让他们很快“就被打回原形”。而周先生最担心的则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担心如果他们留在中国读大学会找不到工作。
中国16—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去年上半年逐月创下新高，6月一度飙升至21.3%。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该数据，直到今年1月官方推出所谓的“优化”的数据，即剔除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
自从2023年中国取消疫情管控措施以来，弗兰克·周已经几次往返在美中之间，他通过中介把两个孩子送到加州读书，并为孩子在加州买了房产。
因为投资移民的平均审理期为30-36个月，所以周先生决定改为申请审理时间短很多的EB1-A杰出人才签证。他同时也在看移民去日本或者新加坡的途径，这样杰出人才签证批不下来，还能退而求其次。他笑称自己原本是很爱国的人，“我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前几年看国庆阅兵都会流泪”。但近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从疫情期间的严格管控到对补教、游戏等行业的打压，都让他不得不选择“用脚投票”，离开中国。
职场年龄歧视严重，发展遇到瓶颈
对34岁的伊克西尔(Yksial)来说，移民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对本地生活的不满，也有想走出去多一些历练的想法，更有因为职场上严重的年龄歧视和因此带来的职业发展瓶颈这样的现实问题。
他目前在上海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该行业的年龄歧视一直是个大问题，向来有“35岁魔咒”的说法。因为长时间的加班成为行业的日常，年纪稍大的员工被认为体力和精力跟不上高强度的工作，而成为被裁员的对象。
他也观察到，在自己从事的技术领域，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割裂越来越深，有一整套和国际脱钩的自称体系的东西。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希望浪费生命在闭门造车的事情上”。
他从去年开始准备移民，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咨询和专业人士后，他总结出了中国中产移民的三大途径：“首先肯定是留学，报考欧美的本科或研究生，然后在毕业后找到工作，最后转为移民；其次就是工签，在技术领域，尤其欧洲、日本的工签移民很多；找中介包装投资或工签移民，这是对于非紧缺行业，且愿意花费数十万移民的人的常见选项。”
分析过各种途径之后，他通过加拿大针对法语流利人才的快速通道，在中国境内就顺利拿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他预计明年春天搬家，到达加拿大之后，找美国公司的远程工作机会，继续从事软件开发的本行工作。
政治高压让人想要逃离
经常翻墙的伊克西尔曾经因为在X平台转发了一则国内新闻而被警察约谈，年幼的孩子在幼儿园接受到了“洗脑和仇恨教育”，这样不断收紧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则坚定了他移民的决心。
和许多年轻力壮的新移民相比，60的贺安安的年纪算大的。离开生活了60年的中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需要舍弃的也不少，但疫情期间的全民核酸、封城等“清零”政策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政府的各种手段让我看到了中国以前几十年土改反右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只是等待时机这些反人类的控制会继续冒出来。”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让他觉得恐惧，也因此决定，为了下一代，必须要离开。
来美国前，他在深圳报业集团《香港商报》深圳办事处工作。他表示自己在国内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也相对稳定：“因为工作过30年，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我们积攒了一些钱，然后投资了一些房产。我们家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套房。”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他的有些房产还没有卖掉，但因为疫情封控政策让他和家人无法忍受，所以等不及处理资产就离开了中国。
从事新闻业的他一度想在中国实现新闻理想，也喜欢深圳在十多年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新闻行业的打击让他心灰意冷：“12年前中国的新的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更加紧了对媒体的控制，对人民的言论自由的压制，对个人信息的掌控，思想的控制让你很难有透气的空间。在媒体工作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监控。但是为了生存，有的时候又必须说假话，让你的人生整个人生，都受到扭曲。”
他告诉记者，自己身边想要移民的中产很多，有邻居，有同事，也有客户。他因为年龄偏大，很难找到愿意资助自己工作签证的雇主，所以目前是以旅游签的身份进入美国。但他决定在美国申请学校读博士，研读政治学，“努力学习我在中国学不到的知识”。他希望提升自己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把自己家几代人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他还提到，想要逃离中国现在的环境的人很多，也有缺乏钱和门路的人通过非法的渠道离开中国。
过去一年里，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一直在激增。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从各边境截获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总数超过5.2万人，其中10月至12月就已超过2.3万人。而在过去，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仅为每年约1500人。在“走线”人中亦不乏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宁可踏上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来到未知的环境讨生活。
想“润”却难以执行
对拥有丰富资源的富人来说，移民或许并非难事。对中产阶级来说，离开在中国拥有的一切—工作、房产、亲友、人脉—却需要很大的决心，而移民所需要的费用对于中产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花销。
在城投平台下属的金融公司就职的34岁的张宇（化名）因为“中国糟糕的政治、经济现状，包括个体遭受的苦难”而动了移民的念头。在金融行业的工作经历让他观察到： “自疫情开始，以我的感受是经济在断崖式的崩盘，谁也不知道房地产的雷、地方政府债务的雷什么时候会爆。”
他也自称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是属于“反贼”一类，平时在中国上网都不敢发言，因此觉得压抑。
但移民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已经咨询过一些专业的移民中介机构，也在YouTube等平台上看移民博主讲述相关信息，但目前还没有明确方案。他表示: “结合自身情况，主要考虑的就是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美国不敢奢求，日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
他也坦承，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还没有到非润不可的地步，“大多数都会相信社会主义的铁拳不会砸在自己头上”，而移民之后的新环境新人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他周围的朋友大多和他一样，有本科或者硕士学历，有一两套房。大家感受到了政府对自由的限制更多了一些，房子贬值，收入下降，但还没有到非移民不可的地步。
他表示，中产移民其实是最困难的。“有钱人有经济能力办理移民，还能把在中国积累的财富转移到海外，更有保障，还能享受发达国家更好的教育、医疗、食品、空气质量；至于最没钱的，在国内以属于社会底层，本身没什么资产，现在生存环境又特别艰难，还不如润到海外出卖劳动力，还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反而是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移民机会成本太高，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润出去肯定是阶级降级。”
移民之后，面临新的挑战
在中国业内是资深作者和编辑的琳达·蔡(Linda Cai)的丈夫在一家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工作，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再加上中国有关部门去年几次突访并调查在中国的外企的办公室，他的丈夫被调去美国总部工作，全家人也跟着移民。
蔡女士表示，移民之后才知道人到中年，突然转换环境，会有许多的不适应。他们为了女儿上学的学区好一些选择住在郊区，“想要吃一顿像样的中餐或者去一下中国超市，来回开车要一个半小时”。而且一家人都是中国胃，所以每周都要大老远开车去采购，再花几个小时包饺子，炖肉，远不如在上海时候点外卖来得方便。和朋友社交，也没有像在中国时那样到处都有KTV，桌游吧，火锅店可以去。
来了美国之后，丈夫的身份和公司绑定在一起，加班或者出差也不敢有怨言。她因为大学专业是中文，在美国这里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只能接一些中国的稿约贴补家用。女儿下午三四点就放学之后她就要亲力亲为带孩子，而在中国时，双方父母轮流帮忙，她也能拼搏一下事业。
但还在中国的同行们却非常羡慕她能够移民。“主要是现在什么都不能写了，什么东西都敏感，我有些朋友在只有几个人的微信群里发发牢骚，讲的也都是大实话，第二天就有人找上门来，”她告诉记者。许多曾经的同行现在也开始找移民的途径，因为文科专业移民不如理工科专业的有优势，他们开始申请日本的语言学校，准备移民日本。
日本在近年来成为了中国人移民的新宠，去年，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达82万之多，比前年增加了6万人，是近年最大增幅。
提到移民之后的感受，蔡女士感慨最深的是脱离了之前一边写文章一边自我审查有没有敏感词的体系，也不用担心已经发表了的文章会突然被举报。“体会到了一种表达的自由，”她说，“生活上当然不如在国内方便，但总能适应的。”
奥斯汀 —
多项研究显示，中国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加速从中国流出。在英国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本周最新发布的《2024全球富豪迁徙报告》中，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多百万富翁流出的国家。报告预测了2024年中国大陆将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过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国依然是这些中国富豪移民的首选之一。
根据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近四成的受访高净值家庭考虑移居境外。
另据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中国是世界上迁出移民人口第四多的国家。除了拥有丰富资源的富豪移民以外，许多中国的中产也在想尽办法“用脚投票”，去海外开始新生活。
房市崩盘，经济衰退是主要因素
2023年初，弗兰克·周(Frank Zhou)的计划是卖掉北京的一套公寓来获得美国投资移民所需要的最低投资额80万美元和不菲的律师与行政费用。但从2023年下半年找中介帮忙挂牌之后，他已经降价20%，房子依然没有成交。
“感觉经济的衰退比我预期地更快，”他告诉记者，“如果再不走，我可能都没办法支付移民的费用了。”
6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从新房市场来看，5月份7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0.7%，已连续12个月下跌。这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1%，已连续13个月下跌。中国房市的崩盘让周先生这样原本有些财富的中产阶级的资产大为缩水。高盛(Goldman Sachs)甚至预测中国房价还有40%的下降空间。
周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的商人，从事电子硬件产业的他吃到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互联网蓬勃发展的红利，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后来陆陆续续做过不少投资，炒过股票，也投资过近来很红火的网红餐饮连锁店，但因为中国股市的低迷和人们的消费降级，投资都以亏损收场。
“现在的经济是全方位的不景气，政府只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会儿宣传这个火，一会儿宣传那个热门，就好像淄博烧烤，炒得很火，大家都去开店，但很快就没人吃了，投资的人都亏本。我是做生意的，说得现实一点，现在在中国做生意太难赚钱了，”他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
根据吴晓波频道发布的《2023新中产阶级白皮书》，11.4%的接受调查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示，去年他们的财富缩水了30%以上，28.9%的家庭表示财富缩水了10%至30%。
资产的缩水让周先生和他的朋友感到焦虑，他们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是担心经济衰退让他们很快“就被打回原形”。而周先生最担心的则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担心如果他们留在中国读大学会找不到工作。
中国16—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去年上半年逐月创下新高，6月一度飙升至21.3%。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该数据，直到今年1月官方推出所谓的“优化”的数据，即剔除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
自从2023年中国取消疫情管控措施以来，弗兰克·周已经几次往返在美中之间，他通过中介把两个孩子送到加州读书，并为孩子在加州买了房产。
因为投资移民的平均审理期为30-36个月，所以周先生决定改为申请审理时间短很多的EB1-A杰出人才签证。他同时也在看移民去日本或者新加坡的途径，这样杰出人才签证批不下来，还能退而求其次。他笑称自己原本是很爱国的人，“我说了你可能不信，我前几年看国庆阅兵都会流泪”。但近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从疫情期间的严格管控到对补教、游戏等行业的打压，都让他不得不选择“用脚投票”，离开中国。
职场年龄歧视严重，发展遇到瓶颈
对34岁的伊克西尔(Yksial)来说，移民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对本地生活的不满，也有想走出去多一些历练的想法，更有因为职场上严重的年龄歧视和因此带来的职业发展瓶颈这样的现实问题。
他目前在上海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该行业的年龄歧视一直是个大问题，向来有“35岁魔咒”的说法。因为长时间的加班成为行业的日常，年纪稍大的员工被认为体力和精力跟不上高强度的工作，而成为被裁员的对象。
他也观察到，在自己从事的技术领域，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割裂越来越深，有一整套和国际脱钩的自称体系的东西。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希望浪费生命在闭门造车的事情上”。
他从去年开始准备移民，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咨询和专业人士后，他总结出了中国中产移民的三大途径：“首先肯定是留学，报考欧美的本科或研究生，然后在毕业后找到工作，最后转为移民；其次就是工签，在技术领域，尤其欧洲、日本的工签移民很多；找中介包装投资或工签移民，这是对于非紧缺行业，且愿意花费数十万移民的人的常见选项。”
分析过各种途径之后，他通过加拿大针对法语流利人才的快速通道，在中国境内就顺利拿到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他预计明年春天搬家，到达加拿大之后，找美国公司的远程工作机会，继续从事软件开发的本行工作。
政治高压让人想要逃离
经常翻墙的伊克西尔曾经因为在X平台转发了一则国内新闻而被警察约谈，年幼的孩子在幼儿园接受到了“洗脑和仇恨教育”，这样不断收紧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则坚定了他移民的决心。
和许多年轻力壮的新移民相比，60的贺安安的年纪算大的。离开生活了60年的中国对他来说并不容易，需要舍弃的也不少，但疫情期间的全民核酸、封城等“清零”政策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政府的各种手段让我看到了中国以前几十年土改反右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只是等待时机这些反人类的控制会继续冒出来。”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让他觉得恐惧，也因此决定，为了下一代，必须要离开。
来美国前，他在深圳报业集团《香港商报》深圳办事处工作。他表示自己在国内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也相对稳定：“因为工作过30年，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我们积攒了一些钱，然后投资了一些房产。我们家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套房。”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他的有些房产还没有卖掉，但因为疫情封控政策让他和家人无法忍受，所以等不及处理资产就离开了中国。
从事新闻业的他一度想在中国实现新闻理想，也喜欢深圳在十多年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新闻行业的打击让他心灰意冷：“12年前中国的新的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更加紧了对媒体的控制，对人民的言论自由的压制，对个人信息的掌控，思想的控制让你很难有透气的空间。在媒体工作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监控。但是为了生存，有的时候又必须说假话，让你的人生整个人生，都受到扭曲。”
他告诉记者，自己身边想要移民的中产很多，有邻居，有同事，也有客户。他因为年龄偏大，很难找到愿意资助自己工作签证的雇主，所以目前是以旅游签的身份进入美国。但他决定在美国申请学校读博士，研读政治学，“努力学习我在中国学不到的知识”。他希望提升自己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把自己家几代人在中国的经历写出来。
他还提到，想要逃离中国现在的环境的人很多，也有缺乏钱和门路的人通过非法的渠道离开中国。
过去一年里，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一直在激增。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从各边境截获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总数超过5.2万人，其中10月至12月就已超过2.3万人。而在过去，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仅为每年约1500人。在“走线”人中亦不乏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自己在中国的处境，宁可踏上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来到未知的环境讨生活。
想“润”却难以执行
对拥有丰富资源的富人来说，移民或许并非难事。对中产阶级来说，离开在中国拥有的一切—工作、房产、亲友、人脉—却需要很大的决心，而移民所需要的费用对于中产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花销。
在城投平台下属的金融公司就职的34岁的张宇（化名）因为“中国糟糕的政治、经济现状，包括个体遭受的苦难”而动了移民的念头。在金融行业的工作经历让他观察到： “自疫情开始，以我的感受是经济在断崖式的崩盘，谁也不知道房地产的雷、地方政府债务的雷什么时候会爆。”
他也自称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是属于“反贼”一类，平时在中国上网都不敢发言，因此觉得压抑。
但移民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已经咨询过一些专业的移民中介机构，也在YouTube等平台上看移民博主讲述相关信息，但目前还没有明确方案。他表示: “结合自身情况，主要考虑的就是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美国不敢奢求，日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
他也坦承，中产阶级的人们都还没有到非润不可的地步，“大多数都会相信社会主义的铁拳不会砸在自己头上”，而移民之后的新环境新人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他周围的朋友大多和他一样，有本科或者硕士学历，有一两套房。大家感受到了政府对自由的限制更多了一些，房子贬值，收入下降，但还没有到非移民不可的地步。
他表示，中产移民其实是最困难的。“有钱人有经济能力办理移民，还能把在中国积累的财富转移到海外，更有保障，还能享受发达国家更好的教育、医疗、食品、空气质量；至于最没钱的，在国内以属于社会底层，本身没什么资产，现在生存环境又特别艰难，还不如润到海外出卖劳动力，还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反而是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移民机会成本太高，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润出去肯定是阶级降级。”
移民之后，面临新的挑战
在中国业内是资深作者和编辑的琳达·蔡(Linda Cai)的丈夫在一家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工作，因为美中关系紧张，再加上中国有关部门去年几次突访并调查在中国的外企的办公室，他的丈夫被调去美国总部工作，全家人也跟着移民。
蔡女士表示，移民之后才知道人到中年，突然转换环境，会有许多的不适应。他们为了女儿上学的学区好一些选择住在郊区，“想要吃一顿像样的中餐或者去一下中国超市，来回开车要一个半小时”。而且一家人都是中国胃，所以每周都要大老远开车去采购，再花几个小时包饺子，炖肉，远不如在上海时候点外卖来得方便。和朋友社交，也没有像在中国时那样到处都有KTV，桌游吧，火锅店可以去。
来了美国之后，丈夫的身份和公司绑定在一起，加班或者出差也不敢有怨言。她因为大学专业是中文，在美国这里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只能接一些中国的稿约贴补家用。女儿下午三四点就放学之后她就要亲力亲为带孩子，而在中国时，双方父母轮流帮忙，她也能拼搏一下事业。
但还在中国的同行们却非常羡慕她能够移民。“主要是现在什么都不能写了，什么东西都敏感，我有些朋友在只有几个人的微信群里发发牢骚，讲的也都是大实话，第二天就有人找上门来，”她告诉记者。许多曾经的同行现在也开始找移民的途径，因为文科专业移民不如理工科专业的有优势，他们开始申请日本的语言学校，准备移民日本。
日本在近年来成为了中国人移民的新宠，去年，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达82万之多，比前年增加了6万人，是近年最大增幅。
提到移民之后的感受，蔡女士感慨最深的是脱离了之前一边写文章一边自我审查有没有敏感词的体系，也不用担心已经发表了的文章会突然被举报。“体会到了一种表达的自由，”她说，“生活上当然不如在国内方便，但总能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