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民主运动亲历者蔡崇国在巴黎分享“六四”经历 （美国之音记者赵楠旭拍摄）
在六四34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海外华人群体正在筹备每年例行的纪念活动。近日法国巴黎一批老一辈的民运人士与新生代青年举办了一场“从六四到A4”的沙龙，两代抗争者分享了个人参与政治抗争的经历。预计今年在欧洲各大城市一些参与白纸运动的青年将加入到六四纪念的行列中。
中国各地去年底爆发抗议活动，青年抗议者公开喊出“要自由”的诉求，一系列抗议活动也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扩散。在六四过去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态、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青年失业率上升，疫情三年积累的不满情绪蔓延，然而，中国当局严苛精细的社会管控体系给抗争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抗争者回望六四
5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从六四到A4”沙龙上，六四参与者蔡崇国介绍了天安门屠杀的状况以及帮助学运领袖逃离中国大陆的“黄雀行动”。来自香港的移民介绍了香港近年来的抗议，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则谈到了去年由于疫情封控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
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蒋不在法国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蒋不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在法华人喜迎习主席登基”抗议活动，声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载舟。蒋不提到最近他在法国参加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抗议活动，他希望海外的抗争经验和民主制度对中国未来转型有所启发。然而蒋不坦承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远不如80年代开放，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蒋不：“跟八十年代、八九年的民运相比，我觉得那时环境可能更好一些。大家刚刚结束文革，然后很多西方的思想涌进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不满于现状。而且不止是青年学生，当年427大游行上百万北京市民把那些军警推开。然后带着北大的学生走上长安街，当时有一种特别高的社会广泛支持度。有社会广泛支持度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不想再继续文革，然后也看到了西方，觉得西方很美好。”
蒋不接着说，“但现在不一样，可能疫情这几年还好，再往前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大家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在高速发展，看到海外，看到西方是在衰落，所以就没有一个憧憬的对象。或者很多人觉得中国这样也不错，经常看到西方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说中国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忍受了。”
蒋不表示，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更多的人不觉得中国的问题非改变不可。不像八九年的时候，大家上下一心想要社会发生变动。他指出，无论是白纸运动还是现在的抗争，都是很小的声音，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即使像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那么温和的人，在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以翎是一位中国跨性别群体人士，目前正在瑞士申请政治庇护，她现居住在一个难民营里，她表示营地内有几名来自中国的难民正在寻求政治庇护，有汉族人也有维吾尔人。以翎表示，她没有听到营地内申请政治庇护的汉族人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原因来到瑞士。
以翎：“据我所知，瑞士这边现在目前中国人的群体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活动的，因为我也是刚出来。像天安门的纪录片，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每年想起来都越发觉得沉重。”
“真的很可惜，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学习和取经的。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可以放弃所有的生活。放弃他们的所有的退路，去寻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去献出自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却往往拘束于一些简单的生活的约束，也是惧怕于目前严苛的政治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安全的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她说。
海外抗争任重道远
中国国内的白纸运动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一批留学生开始形成线下组织，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在德国柏林线下抗议集会后，这些在欧洲的青年创办了独立杂志《莽莽》。
然而，欧洲中国留学生群体发起的集会抗议活动一般仅限于留学生群体内部，在欧洲整个中国移民群体内影响力有限。目前欧洲的中国移民群体大多来自浙江省，以宗族、地域为纽带，通过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申请庇护或非法移民渠道居留欧洲国家，从事餐饮、服装、小商品批发零售等行业，尚无迹象表明该群体参与了这类政治活动。
蒋不表示，目前这个群体在海外数量相当庞大，他们不敢关心政治，因为他们的产业、商会、同乡会和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大家不敢不“爱国”。此外，中共对媒体的审查和渗透、中国移民对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的依赖，使很多人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现象。
蒋不对白纸运动后续的发展并不乐观，但白纸运动确实在海外形成了一些共识，一些人因此敢于上街。
“白纸的时候有经历两场活动，一场大概有三四百人，一场有两三百人，然后在白纸之后，我们又组织了其他的活动，好像来的人非常少，因为白纸那个气或者那个风口过了，大家好像觉得那个愤怒已经发泄掉了。很多朋友已经回到了中国，朋友圈里吃着火锅唱着歌都挺高兴，好像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
蒋不说，“最重要的是，大家觉得当对这个生活不满意的时候，就是我突然觉得不安于现状，我不能忍受现在的生活的时候，这样才能发生变革。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点，或者说整个中国人对于现在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完全不满意的那个程度。”
新生代理念不同
去年中国爆发的白纸运动呈现出抗议“去中心化”、诉求多元化的特征。一些女性青年走在抗议者前列遭到当局秘密逮捕，性少数群体的活跃人士也加入到抗议行列中。
2022年11月28日，在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之际，北京民众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守夜后，举着白纸抗议中共当局的封控限制。
以翎表示，酷儿群体（Queer，性少数群体）之所以参与到白纸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因而更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身权益。以翎表示，很多在国内上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选择考公务员，为了生计最终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翎：“酷儿这个群体，它是一个分布很广泛的群体，它其实是不受阶级、文化程度和经济程度限制的，它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它其实具有一个普遍性。这个群体其实很庞大，但是他们又往往在社会当中处于一个不利的情况。无论是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工作上，甚至很多敏感性比较强的群体在国内连生存都生存不下来。所以说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更是在这个大家而承担起改善社会环境的一份责任。”
从六四到A4的两代人在抗争理念上有不同之处，新生代所面临的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的社会环境均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国内，当局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仍占主导地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困难的背景下，一些民众出于经济原因移民海外谋生，觉醒者为追求自由“润”出中国，海外新生代抗争者如何扩大影响力将是这一群体未来发展的关键。
天安门民主运动亲历者蔡崇国在巴黎分享“六四”经历 （美国之音记者赵楠旭拍摄）
在六四34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海外华人群体正在筹备每年例行的纪念活动。近日法国巴黎一批老一辈的民运人士与新生代青年举办了一场“从六四到A4”的沙龙，两代抗争者分享了个人参与政治抗争的经历。预计今年在欧洲各大城市一些参与白纸运动的青年将加入到六四纪念的行列中。
中国各地去年底爆发抗议活动，青年抗议者公开喊出“要自由”的诉求，一系列抗议活动也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扩散。在六四过去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态、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青年失业率上升，疫情三年积累的不满情绪蔓延，然而，中国当局严苛精细的社会管控体系给抗争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抗争者回望六四
5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从六四到A4”沙龙上，六四参与者蔡崇国介绍了天安门屠杀的状况以及帮助学运领袖逃离中国大陆的“黄雀行动”。来自香港的移民介绍了香港近年来的抗议，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则谈到了去年由于疫情封控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
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蒋不在法国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蒋不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在法华人喜迎习主席登基”抗议活动，声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载舟。蒋不提到最近他在法国参加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抗议活动，他希望海外的抗争经验和民主制度对中国未来转型有所启发。然而蒋不坦承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远不如80年代开放，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蒋不：“跟八十年代、八九年的民运相比，我觉得那时环境可能更好一些。大家刚刚结束文革，然后很多西方的思想涌进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不满于现状。而且不止是青年学生，当年427大游行上百万北京市民把那些军警推开。然后带着北大的学生走上长安街，当时有一种特别高的社会广泛支持度。有社会广泛支持度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不想再继续文革，然后也看到了西方，觉得西方很美好。”
蒋不接着说，“但现在不一样，可能疫情这几年还好，再往前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大家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在高速发展，看到海外，看到西方是在衰落，所以就没有一个憧憬的对象。或者很多人觉得中国这样也不错，经常看到西方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说中国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忍受了。”
蒋不表示，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更多的人不觉得中国的问题非改变不可。不像八九年的时候，大家上下一心想要社会发生变动。他指出，无论是白纸运动还是现在的抗争，都是很小的声音，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即使像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那么温和的人，在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以翎是一位中国跨性别群体人士，目前正在瑞士申请政治庇护，她现居住在一个难民营里，她表示营地内有几名来自中国的难民正在寻求政治庇护，有汉族人也有维吾尔人。以翎表示，她没有听到营地内申请政治庇护的汉族人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原因来到瑞士。
以翎：“据我所知，瑞士这边现在目前中国人的群体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活动的，因为我也是刚出来。像天安门的纪录片，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每年想起来都越发觉得沉重。”
“真的很可惜，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学习和取经的。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可以放弃所有的生活。放弃他们的所有的退路，去寻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去献出自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却往往拘束于一些简单的生活的约束，也是惧怕于目前严苛的政治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安全的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她说。
海外抗争任重道远
中国国内的白纸运动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一批留学生开始形成线下组织，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在德国柏林线下抗议集会后，这些在欧洲的青年创办了独立杂志《莽莽》。
然而，欧洲中国留学生群体发起的集会抗议活动一般仅限于留学生群体内部，在欧洲整个中国移民群体内影响力有限。目前欧洲的中国移民群体大多来自浙江省，以宗族、地域为纽带，通过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申请庇护或非法移民渠道居留欧洲国家，从事餐饮、服装、小商品批发零售等行业，尚无迹象表明该群体参与了这类政治活动。
蒋不表示，目前这个群体在海外数量相当庞大，他们不敢关心政治，因为他们的产业、商会、同乡会和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大家不敢不“爱国”。此外，中共对媒体的审查和渗透、中国移民对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的依赖，使很多人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现象。
蒋不对白纸运动后续的发展并不乐观，但白纸运动确实在海外形成了一些共识，一些人因此敢于上街。
“白纸的时候有经历两场活动，一场大概有三四百人，一场有两三百人，然后在白纸之后，我们又组织了其他的活动，好像来的人非常少，因为白纸那个气或者那个风口过了，大家好像觉得那个愤怒已经发泄掉了。很多朋友已经回到了中国，朋友圈里吃着火锅唱着歌都挺高兴，好像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
蒋不说，“最重要的是，大家觉得当对这个生活不满意的时候，就是我突然觉得不安于现状，我不能忍受现在的生活的时候，这样才能发生变革。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点，或者说整个中国人对于现在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完全不满意的那个程度。”
新生代理念不同
去年中国爆发的白纸运动呈现出抗议“去中心化”、诉求多元化的特征。一些女性青年走在抗议者前列遭到当局秘密逮捕，性少数群体的活跃人士也加入到抗议行列中。
2022年11月28日，在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之际，北京民众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守夜后，举着白纸抗议中共当局的封控限制。
以翎表示，酷儿群体（Queer，性少数群体）之所以参与到白纸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因而更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身权益。以翎表示，很多在国内上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选择考公务员，为了生计最终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翎：“酷儿这个群体，它是一个分布很广泛的群体，它其实是不受阶级、文化程度和经济程度限制的，它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它其实具有一个普遍性。这个群体其实很庞大，但是他们又往往在社会当中处于一个不利的情况。无论是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工作上，甚至很多敏感性比较强的群体在国内连生存都生存不下来。所以说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更是在这个大家而承担起改善社会环境的一份责任。”
从六四到A4的两代人在抗争理念上有不同之处，新生代所面临的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的社会环境均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国内，当局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仍占主导地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困难的背景下，一些民众出于经济原因移民海外谋生，觉醒者为追求自由“润”出中国，海外新生代抗争者如何扩大影响力将是这一群体未来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