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钱线：黄昏的上方有一颗铁球——地方债危机“落地” 贵州省政府推动的沿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网络截图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这里是《中国最钱线》，我是主持人子朝。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已经被大家聊烂了的话题，中国的地方债危机。 “铁球”终于落地 黄昏的上方有一颗铁球 它落下来的时候首先摧毁事业单位的集资建房 厨子用发黄的板刷给肉体上秘制酱料 在恰到好处之前翻到另一面 这是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诗，于2010年首见于网络。诗人网名“大咕咕咕鸡”，江湖人称“特师”，是大约十年前活跃于简中网络的一位神秘大咖。这首作于天降伟人上台之前，当时看来如同疯话呓语的诗，现在看来确实准得可怕的预言。天降伟人怎么样用厨子烤肉一般的手段翻来覆去地整治中国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而当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步入黄昏之时，确实有一颗在空中晃了很久的“铁球”开始重重砸下，将各种繁华光鲜砸得粉碎。这颗大家都不可能看不见的巨大“铁球”，就是中国极度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 2023年4月11日，贵州省政府通过其下属的政策咨询机构“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上发文称，该省的债务问题解决起来“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解决，必须依靠中央支持。这等同于公开宣布“躺平摆烂”，并开了省级政府向中央公开喊话求救的先河，说得严重点就是在“逼宫”中央来给自己擦屁股。虽然贵州省刚刚换了新领导班子，这种表现可能也有“新官不理旧账”的嫌疑。但在天降伟人时时强调“定于一尊”的当下，这种公然给中央添堵的行为还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最担心的是，债台高筑的省份远不止贵州一个，中央如果给贵州擦了屁股，那势必会引发大批省份跟进效仿。但如果不帮，则相当于向地方政府表示中央没能力或没意愿管他们的死活——这恐怕是更加危险的信号，一百多年前大清国不就完蛋在这上头了吗？ 贵州为什么欠了这么多钱？其实随便去b站之类地方用“贵州”作为关键词搜索就能明白几分。贵州这些年用这些债务，在地无三尺平的大山中修了无数的高速公路——它是西部第一个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交通改善后，外面的人方便来旅游，本地人方便去沿海打工，这又给了各地方炒作房地产的空间。一时间，贵州各地奇葩的建设项目层出不穷。b站上贵州的“奇观”已经成为一个专门项目，当然这些“奇观”大多是烂尾的。贵州南部的独山县花两个亿盖了一栋极其雄伟壮观但意味不明的“水司楼”，几乎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烂尾”的一个标志了。 借了这么多钱就搞了这些烂玩意固然令人失望。而贵州到底欠了多少债？数字则更加吓人。贵州GDP只有两万亿，其中很大部分还是借债支撑的各种不赚钱的基础建设或地产开发，但地方债负债规模就已经高达1.2万亿，与人口和经济规模都是其三倍多的河南相当。债务总额达到GDP的60%。放在国际上看，这倒是“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但贵州无论从人均经济指标还是社会发展现状看，显然在中国内部它也绝对是“发展中”。对于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基础薄弱的省份，60%的债务足以将其压垮。而贵州并非孤例，实际上西部和东北省份的负债率都在40%以上。毕竟中国所谓“六省一市养全国”已经持续有年，对于大量财政不能自给自足的内陆省份，借债才是当地社会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真正源动力。 地方债之缘起 中国各省市区政府负债状况（来源：知乎） 自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公债以来，很长时间里公开发债的权力只属于中央。直到2009年才第一次出现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公开发行的债券。但地方政府对于借债的依赖，却开始于远比这更早的时间。地方政府举债始于改开之初，整个80年代大部分省市县区政府都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债务存在，一度被视为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隐患。1994年与分税制改革同时颁布的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理由是地方政府已经有了地税这一块“法内收入”，也就无举债之必要了。 但实际上分税制改革这种看似让中国在经济上“联邦化”的举措，其布局却都是冲着“强干弱枝”去的。国税拿走了最稳定的增值税，能从任何经济活动中稳赚17%，有点像古代帝国的食盐专卖那个味道。而地方则不得不依靠各种波动极大且征收困难的所得税。但另一方面，医疗、基础教育、城市建设、社会保障等却都成了地方政府的任务。加上官员绩效考核侧重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都有推动大规模投资的动力。这使得“找钱”成为地方政府永远的魔咒。 当然各地方都有一笔最直接的收入：土地出让金。但房地产能炒起来，也离不开天量资金的前期投入。不论是城市基础建设还是发展各类产业，总归是得把开发商和买房的资金引进来才能赚到这笔钱。而一向没有过夜钱的地方政府还是得先借债才能支付各种开发先期费用。而因为不能公开举债，它们只能采取各种隐形债务的模式，比如通过地方城投平台或国有企业举债，同时由地方政府担保，这几乎成了各地融资的标准操作。但这部分钱一方面由于名义上是以企业运作的，对其的控制和监管相当不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各地方举债需求强烈，同时也处于将隐性债务显性化以便监管的目的，中国终于放开了地方债的公开发行。但彼时，各地方其实远没有今天这样渴求资金，这个设置除了让各地融资显性化以外，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而地方债开始失控式膨胀的转折点，则是在2015年。 地方债恶化之因 2015年，企图以刺激股市刺激投资热情，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这一看似完美的计划遭遇了最惨烈的失败。这一年便以股灾为人们所牢记。这是天降伟人上位以来经历的第三严重的危机——剩下两次分别是疫情爆发和魔怔防疫。这次危机让曾执掌经济的技术官僚们灰头土脸，可以说是习近平成为今天这个天降伟人的重要转折点。而中国走出这次危机采用的手段就非常简单粗暴了：以大印钱大放水为依托，大干快上搞房地产。 2015年开始，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为止，中国经济的主旋律就是五个字“涨价去库存”。“涨价”的支柱当然是炒地皮——我以前提到过，土地垄断对于中共政权的重要性堪比古代中华帝国的食盐官营。而这轮炒地皮既然是来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的，那么就不能扭扭捏捏，步子上来就得跨得大。 当然，咱们天降伟人在把这件事办砸上，还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他老人家对市场、资本特别是“境外势力”的资本的偏见和防范尽人皆知，又是个总认为“只要给政策，海南就能变香港”的对市场经济规律完全无视的人。他主导的这轮大放水大建设大开发，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在地域上讲究雨露均沾，深圳上海可以炒地皮，贵阳昆明当然也可以。漫天的货币洪水如果在一二线城市，无非是把已经高不可攀的房价再往上顶一顶，让一些市民的纸面财富增加一些，获得一种既得利益者的虚幻错觉。但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三线以下城市，这等于是凭空给当地创造了一个产业部门，相对于当地原本贫弱的经济，则几乎是唯一的、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产业。地方政府借债搞各种豪华的基础建设、形象工程把地皮炒上去，吸引地产商拍地开发，拿到的土地出让金可以作为担保，借更多的债搞更多的建设。尤其是在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出的西南地区，因为当地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能贡献税收的产业——比如“靠茅台养全省”的贵州，但当地大量在外打工的人手里是有钱的。因为可以吸引在沿海务工的那些人的“侨汇”收入给地产游戏买单，这一模式更是被发扬光大到夸张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癫狂妖冶的奇观。当然地方政府也不都是纯粹为了短期利益瞎搞，按这套模式的支持者所说，高房价带来高额政府收入，进一步会转化为更光鲜的城市景观，有了这些就可以去大力吸引那些赚钱的产业。借债最疯狂的贵州，这些年就忙于引进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IT产业入驻。贵阳成为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发展最快的大城市，看起来也没有白冒险。 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玩到202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6万亿元人民币。但前面这套模式只要还能玩下去，就算纯靠吹牛也还能再撑一会儿。最后压倒这一切的，还得归功于所谓“三年新冠疫情”，当然主要是最后一年天降伟人亲自部署指挥的魔怔防疫。 三年清零：最后一根稻草 “清零”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被争论的话题。从直接的账面数字看，它首先带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崩溃。据著名财经写手“老蛮”分析，防疫三年中国政府全口径财政赤字增加62%，国债余额增长59%，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64%，财政负担就这样增加了六成。 频繁的封控打击最狠的就是各类中小企业或是服务行业，而这些企业的税收一般都归地方政府，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收入。而无休止的全民核酸、隔离酒店或方舱的建设维持、为封控和保供提供的人力物力，这都严重增加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大家都知道，天降伟人虽然热爱撒币，但要他自己支持下面跑腿的人，那他可是相当的抠门。各级政府只好求助于城投债，毕竟它名义上是城投公司作为企业借来的钱，不像其他财政资金的使用受到那么多监管，特别适合丢到清零大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上去，导致疫情头两年城投债余额翻倍暴涨。但城投债的弱点也在于它是在公开市场上募资的，银行、保险、基金等各路金主虽然一般也有过国家背景，手里的钱却是别人的，不能不管不顾地乱丢。 进入2022年，地方债务开始陆续暴雷，156亿规模的遵义城投债公开宣布展期二十年，且前十年只付息不还本。于是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城投债融资规模暴跌85%。 更严重的是，这三年毁掉来中国人的未来预期，对地产游戏的打击更是釜底抽薪式的。中国年出生人口从2019年的1468万跌到2022年的956万，且还有加速下滑的态势，预计2027年会降到500万左右，与此同时退休人口以每年近千万的速度增长。而新增居民贷款余额在2022年出现了腰斩，表明人们面对惨淡的局面再无信心让自己背上沉重债务去买房。这直接导致了地产行业的排队仆街——百强地产企业里差不多一半都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到期债务。这又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暴跌。直接让各级地方政府财力崩塌，无力再执行魔怔的严格封控要求，甚至对人民的反抗采取躺平态度，导致了清零政策的结束。 “铁球”会砸到谁？ 地方债危机首先影响到的，自然是债务负担沉重的那些地方的政府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分的收入都拿去还债了，可想而知当地的医疗、教育开支会怎样打折。即使是具有绝对优先权的维稳，地方财政出现问题也会直接减少其可以使用的资源，有可能会恶化当地的治安。当然了，各类体制内人口，肯定也会被要求跟政府“共克时艰”，如开头那篇诗说的，“首先摧毁事业单位的集资建房”。 更进一步的危险，是这颗炸弹爆开以后要怎么去填这个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靠少量定向放水避免爆雷，同时搞一些展期之类操作，依然是拖字诀。拖到目标当然是找到能将债务稀释或者一笔勾销的时机，就像90年代巨大的银行坏账最后被加入WTO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所稀释一样。但眼下的中国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所有人心里都不太有底。而如果中国终于走到像很多金融系统官员已经吹过风的那样，直接印钱搞债务货币化，那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胀，让每一个中国人为此买单。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朝，我们下周继续相约《中国最钱线》，再见。
中国最钱线：黄昏的上方有一颗铁球——地方债危机“落地”
贵州省政府推动的沿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网络截图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这里是《中国最钱线》，我是主持人子朝。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一个可能已经被大家聊烂了的话题，中国的地方债危机。
“铁球”终于落地
黄昏的上方有一颗铁球
它落下来的时候首先摧毁事业单位的集资建房
厨子用发黄的板刷给肉体上秘制酱料
在恰到好处之前翻到另一面
这是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诗，于2010年首见于网络。诗人网名“大咕咕咕鸡”，江湖人称“特师”，是大约十年前活跃于简中网络的一位神秘大咖。这首作于天降伟人上台之前，当时看来如同疯话呓语的诗，现在看来确实准得可怕的预言。天降伟人怎么样用厨子烤肉一般的手段翻来覆去地整治中国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而当中国所谓的“经济奇迹”步入黄昏之时，确实有一颗在空中晃了很久的“铁球”开始重重砸下，将各种繁华光鲜砸得粉碎。这颗大家都不可能看不见的巨大“铁球”，就是中国极度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
2023年4月11日，贵州省政府通过其下属的政策咨询机构“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上发文称，该省的债务问题解决起来“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解决，必须依靠中央支持。这等同于公开宣布“躺平摆烂”，并开了省级政府向中央公开喊话求救的先河，说得严重点就是在“逼宫”中央来给自己擦屁股。虽然贵州省刚刚换了新领导班子，这种表现可能也有“新官不理旧账”的嫌疑。但在天降伟人时时强调“定于一尊”的当下，这种公然给中央添堵的行为还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最担心的是，债台高筑的省份远不止贵州一个，中央如果给贵州擦了屁股，那势必会引发大批省份跟进效仿。但如果不帮，则相当于向地方政府表示中央没能力或没意愿管他们的死活——这恐怕是更加危险的信号，一百多年前大清国不就完蛋在这上头了吗？
贵州为什么欠了这么多钱？其实随便去b站之类地方用“贵州”作为关键词搜索就能明白几分。贵州这些年用这些债务，在地无三尺平的大山中修了无数的高速公路——它是西部第一个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交通改善后，外面的人方便来旅游，本地人方便去沿海打工，这又给了各地方炒作房地产的空间。一时间，贵州各地奇葩的建设项目层出不穷。b站上贵州的“奇观”已经成为一个专门项目，当然这些“奇观”大多是烂尾的。贵州南部的独山县花两个亿盖了一栋极其雄伟壮观但意味不明的“水司楼”，几乎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烂尾”的一个标志了。
借了这么多钱就搞了这些烂玩意固然令人失望。而贵州到底欠了多少债？数字则更加吓人。贵州GDP只有两万亿，其中很大部分还是借债支撑的各种不赚钱的基础建设或地产开发，但地方债负债规模就已经高达1.2万亿，与人口和经济规模都是其三倍多的河南相当。债务总额达到GDP的60%。放在国际上看，这倒是“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但贵州无论从人均经济指标还是社会发展现状看，显然在中国内部它也绝对是“发展中”。对于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基础薄弱的省份，60%的债务足以将其压垮。而贵州并非孤例，实际上西部和东北省份的负债率都在40%以上。毕竟中国所谓“六省一市养全国”已经持续有年，对于大量财政不能自给自足的内陆省份，借债才是当地社会经济能够正常运转的真正源动力。
地方债之缘起
中国各省市区政府负债状况（来源：知乎）
自1981年中国恢复发行公债以来，很长时间里公开发债的权力只属于中央。直到2009年才第一次出现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公开发行的债券。但地方政府对于借债的依赖，却开始于远比这更早的时间。地方政府举债始于改开之初，整个80年代大部分省市县区政府都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债务存在，一度被视为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隐患。1994年与分税制改革同时颁布的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举债，理由是地方政府已经有了地税这一块“法内收入”，也就无举债之必要了。
但实际上分税制改革这种看似让中国在经济上“联邦化”的举措，其布局却都是冲着“强干弱枝”去的。国税拿走了最稳定的增值税，能从任何经济活动中稳赚17%，有点像古代帝国的食盐专卖那个味道。而地方则不得不依靠各种波动极大且征收困难的所得税。但另一方面，医疗、基础教育、城市建设、社会保障等却都成了地方政府的任务。加上官员绩效考核侧重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都有推动大规模投资的动力。这使得“找钱”成为地方政府永远的魔咒。
当然各地方都有一笔最直接的收入：土地出让金。但房地产能炒起来，也离不开天量资金的前期投入。不论是城市基础建设还是发展各类产业，总归是得把开发商和买房的资金引进来才能赚到这笔钱。而一向没有过夜钱的地方政府还是得先借债才能支付各种开发先期费用。而因为不能公开举债，它们只能采取各种隐形债务的模式，比如通过地方城投平台或国有企业举债，同时由地方政府担保，这几乎成了各地融资的标准操作。但这部分钱一方面由于名义上是以企业运作的，对其的控制和监管相当不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各地方举债需求强烈，同时也处于将隐性债务显性化以便监管的目的，中国终于放开了地方债的公开发行。但彼时，各地方其实远没有今天这样渴求资金，这个设置除了让各地融资显性化以外，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而地方债开始失控式膨胀的转折点，则是在2015年。
地方债恶化之因
2015年，企图以刺激股市刺激投资热情，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这一看似完美的计划遭遇了最惨烈的失败。这一年便以股灾为人们所牢记。这是天降伟人上位以来经历的第三严重的危机——剩下两次分别是疫情爆发和魔怔防疫。这次危机让曾执掌经济的技术官僚们灰头土脸，可以说是习近平成为今天这个天降伟人的重要转折点。而中国走出这次危机采用的手段就非常简单粗暴了：以大印钱大放水为依托，大干快上搞房地产。
2015年开始，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为止，中国经济的主旋律就是五个字“涨价去库存”。“涨价”的支柱当然是炒地皮——我以前提到过，土地垄断对于中共政权的重要性堪比古代中华帝国的食盐官营。而这轮炒地皮既然是来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的，那么就不能扭扭捏捏，步子上来就得跨得大。
当然，咱们天降伟人在把这件事办砸上，还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他老人家对市场、资本特别是“境外势力”的资本的偏见和防范尽人皆知，又是个总认为“只要给政策，海南就能变香港”的对市场经济规律完全无视的人。他主导的这轮大放水大建设大开发，一大突出特点就是在地域上讲究雨露均沾，深圳上海可以炒地皮，贵阳昆明当然也可以。漫天的货币洪水如果在一二线城市，无非是把已经高不可攀的房价再往上顶一顶，让一些市民的纸面财富增加一些，获得一种既得利益者的虚幻错觉。但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三线以下城市，这等于是凭空给当地创造了一个产业部门，相对于当地原本贫弱的经济，则几乎是唯一的、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产业。地方政府借债搞各种豪华的基础建设、形象工程把地皮炒上去，吸引地产商拍地开发，拿到的土地出让金可以作为担保，借更多的债搞更多的建设。尤其是在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出的西南地区，因为当地几乎没什么像样的能贡献税收的产业——比如“靠茅台养全省”的贵州，但当地大量在外打工的人手里是有钱的。因为可以吸引在沿海务工的那些人的“侨汇”收入给地产游戏买单，这一模式更是被发扬光大到夸张的地步。以至于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癫狂妖冶的奇观。当然地方政府也不都是纯粹为了短期利益瞎搞，按这套模式的支持者所说，高房价带来高额政府收入，进一步会转化为更光鲜的城市景观，有了这些就可以去大力吸引那些赚钱的产业。借债最疯狂的贵州，这些年就忙于引进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IT产业入驻。贵阳成为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发展最快的大城市，看起来也没有白冒险。
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玩到202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6万亿元人民币。但前面这套模式只要还能玩下去，就算纯靠吹牛也还能再撑一会儿。最后压倒这一切的，还得归功于所谓“三年新冠疫情”，当然主要是最后一年天降伟人亲自部署指挥的魔怔防疫。
三年清零：最后一根稻草
“清零”的代价到底有多大？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被争论的话题。从直接的账面数字看，它首先带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崩溃。据著名财经写手“老蛮”分析，防疫三年中国政府全口径财政赤字增加62%，国债余额增长59%，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64%，财政负担就这样增加了六成。
频繁的封控打击最狠的就是各类中小企业或是服务行业，而这些企业的税收一般都归地方政府，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收入。而无休止的全民核酸、隔离酒店或方舱的建设维持、为封控和保供提供的人力物力，这都严重增加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大家都知道，天降伟人虽然热爱撒币，但要他自己支持下面跑腿的人，那他可是相当的抠门。各级政府只好求助于城投债，毕竟它名义上是城投公司作为企业借来的钱，不像其他财政资金的使用受到那么多监管，特别适合丢到清零大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上去，导致疫情头两年城投债余额翻倍暴涨。但城投债的弱点也在于它是在公开市场上募资的，银行、保险、基金等各路金主虽然一般也有过国家背景，手里的钱却是别人的，不能不管不顾地乱丢。 进入2022年，地方债务开始陆续暴雷，156亿规模的遵义城投债公开宣布展期二十年，且前十年只付息不还本。于是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城投债融资规模暴跌85%。
更严重的是，这三年毁掉来中国人的未来预期，对地产游戏的打击更是釜底抽薪式的。中国年出生人口从2019年的1468万跌到2022年的956万，且还有加速下滑的态势，预计2027年会降到500万左右，与此同时退休人口以每年近千万的速度增长。而新增居民贷款余额在2022年出现了腰斩，表明人们面对惨淡的局面再无信心让自己背上沉重债务去买房。这直接导致了地产行业的排队仆街——百强地产企业里差不多一半都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到期债务。这又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暴跌。直接让各级地方政府财力崩塌，无力再执行魔怔的严格封控要求，甚至对人民的反抗采取躺平态度，导致了清零政策的结束。
“铁球”会砸到谁？
地方债危机首先影响到的，自然是债务负担沉重的那些地方的政府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分的收入都拿去还债了，可想而知当地的医疗、教育开支会怎样打折。即使是具有绝对优先权的维稳，地方财政出现问题也会直接减少其可以使用的资源，有可能会恶化当地的治安。当然了，各类体制内人口，肯定也会被要求跟政府“共克时艰”，如开头那篇诗说的，“首先摧毁事业单位的集资建房”。
更进一步的危险，是这颗炸弹爆开以后要怎么去填这个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靠少量定向放水避免爆雷，同时搞一些展期之类操作，依然是拖字诀。拖到目标当然是找到能将债务稀释或者一笔勾销的时机，就像90年代巨大的银行坏账最后被加入WTO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所稀释一样。但眼下的中国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所有人心里都不太有底。而如果中国终于走到像很多金融系统官员已经吹过风的那样，直接印钱搞债务货币化，那可能会引发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胀，让每一个中国人为此买单。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朝，我们下周继续相约《中国最钱线》，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