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男人的“逆社会时钟”实验
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
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五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
此后的十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三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
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正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
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
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躺平的生活,多花十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
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找了这么多罪受。
以下根据他的自述整理:
一
30岁,离开体制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
那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地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
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时,学术交流小组的合影
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
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
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
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
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羡艳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她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
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
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三十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四次雅思、两次托福、一次GRE,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UCL)读了一年书。
英国读书期间,书桌一瞥
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
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工作或者实习,它的要求是必须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
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
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地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
过去在英国的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80%作为失业金,可以领两年。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
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
我的副业是开展中法电影文化交流,不久前,我在戛纳电影节上提问王兵导演
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食美景。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二
不可复制的路径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
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
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
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不好走。
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
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
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九到十二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
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
和医院的同事们的开会日常
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
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
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
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博士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
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时的情景
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
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
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
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 40 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
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三
稳中求变的时代
要说同样都是在体制内躺平,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我还是觉得值得。
戛纳街景
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
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
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要走出去,拥有更多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
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们,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
“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
我现在供职的机构,法国医学科研中心
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想要躺平,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我自己是在一个和平年代、发展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难、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
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一些确定性。
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
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
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
一位中年男人的“逆社会时钟”实验
2013年,旭旭只身一人来到英国。走出地铁站的那一刻,伦敦以其古老的都市风貌,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他面前。
那时他30岁。因为厌倦五年如一日的重复,刚刚从体制内辞职。
此后的十年间,他遇到了无数个分岔口,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那边。他从零开始学法语、游历考察欧洲各国、转了一次专业、读了三个硕士,和一个险些没能成功毕业的博士。
人生的分水岭就此开始显现。当国内的同事同学赶上互联网大潮,投资、赚钱,陆续跻身中产时,旭旭正作为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异乡人,独自在欧洲寂寞求学。
折腾了一大圈,直到40岁这一年,他才终于在法国稳定下来,又一次回到了体制。
这是一个逆社会时钟的故事。贯穿故事始末的矛盾是,为什么要放弃在国内体制躺平的生活,多花十年,才又卷进法国体制内躺平?
对此,旭旭偶尔自嘲,大概是太安逸了,才给自个找了这么多罪受。
以下根据他的自述整理:
一
30岁,离开体制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发生在2011年。
那年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还有另外一面。教育可以是启蒙式的,做研究也可以不为了什么,只是纯粹地求知。这使得我对学术产生了一些向往。
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时,学术交流小组的合影
在此之前,我大学读的是医学公共卫生,2006年本科毕业,考编进入当地的疾控中心。一直是比较正常、比较顺理成章的人生轨道,工作很稳定,只是有些机械、重复。
一开始还没察觉,但当我工作到第五年,看着手里积攒的五本工作日志,发现除了年份改变,剩下的一切都是相同的。在同样的日子开同样的会议、做同样的工作、写同样的报告。生活像一潭死水。
我想自己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又在岗位上无法寻得任何突破和挑战,如果就一年一年这么过下去,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过单薄。
于是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想去探索更大的、未知的世界。
但要放弃一份旱涝保收、人人羡艳的体制内工作,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做回学生,说没有动摇是假的。我还去请教过一位本科就在英国读书的朋友,她说这种事情因人而异,还是要亲自体会过才知道。
所以当时并没有想到太长远的以后,更没有想到如今会在法国定居,只是想先走出去试试。
回国后,我开始着手准备。近三十岁的年纪捡起英语,并不容易,两年里考了四次雅思、两次托福、一次GRE,才得到满意的成绩,申请全额奖学金,去伦敦大学学院(UCL)读了一年书。
英国读书期间,书桌一瞥
但英国的硕士很短暂,只有一年,结束后就得离开。我当时觉得刚到欧洲没多久,对文化、社会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就立即启程回国,很不甘心,想再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留在欧洲的机会。
我所读的学科,比较对口的是去国际组织。过去我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很想去那工作或者实习,它的要求是必须掌握三门联合国官方语言,我会汉语和英语,又想留在欧洲,剩下一门就从西班牙语和法语里挑。
这时有另一个工作机会,是无国界医生在香港的分部,希望我能学会法语,去非洲的一些法语国家控制传染病。
就这样选择了去法国。原先计划的是,全日制地学习半年,就去无国界医生就职。但没想到法语真的太难了,我学了整整一年也没能达到能够顺畅交流的程度。但在法国,我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好感。
过去在英国的那一年,我去欧洲各个国家学习、参会,又分别在德国和挪威都读了一段时间书。对比而言,法国是其中社会福利最好的。想要生育,可以休好几个月的带薪产假,政府额外给予补贴;如果失业,政府提供工作收入的80%作为失业金,可以领两年。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很到位。像我这样的少数族裔,如果在银行等公共场合和白人产生冲突,身边的法国市民会立刻声援我。他们总会选择站在弱者一边,我每天都能见到这样的场景。
更不用提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我原先在国内就是影迷,只是平日里选择很少。来到法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看不完的好电影,参加不完的各种文化活动、展览。
我的副业是开展中法电影文化交流,不久前,我在戛纳电影节上提问王兵导演
加之身处巴黎,处处都是美食美景。综合一切考量,我觉得这个国家很适合生活,有了长期定居的念头,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二
不可复制的路径
现在回想,在英国的那一年或许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年。物质上,全部花销由英国政府承担,在辞职前也一直是工作的状态,有收入有积蓄。精神上,刚刚抵达一块从未踏足过的大陆,满眼满心只有对新鲜事物的兴奋和好奇。
而当我来到法国学习语言,一切都不一样了。
学习上的困难尚可以克服,但和班上同学、国内同龄人的对比,时常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在语言班,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十来岁的青少年,要不就是嫁来法国的妇女,没有一个和我一样,已经迈过而立之年,还要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那时朋友圈刚刚兴起,大家发得很勤,每天都能直观地在朋友圈看到国内同事同学的生活动态,结婚生子、买车买房、互联网兴起开始投资赚钱了……而我不仅没有完成这些积累,在法国甚至连话都不会说。时不时就会想,或许当初留在国内,留在舒适圈才是最好的,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找这么多困难。
哪怕勉强学会了法语,度过最痛苦的第一阶段,之后的路也一点不好走。
在欧洲,很多华人会放弃他们自己本来的专业,去做一些更加容易立足的工作。比如说去开中餐厅,或者是去做中文销售。这些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学了十几年医学,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在欧洲留学时,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学术会议最后发现法国还是蛮欢迎高学历人才留下的,我就决心要继续读博。
我在英国读了硕士,按理说可以直接申博。但法国的教育体系和别国不同,他们不承认一年制的硕士,仅认同两年制的。我于是在法国又读了一年硕。
紧接着我又发现,我原来学习的专业,属于纯医学的范畴,需要在当地医学院读九到十二年,才能具备医师从业资格。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我没有任何机会。
当时我正在一家医院实习,留意到办公室里有两间屋子,一间是由医学院的毕业生组成的、纯医学的团队,一间是由数学系和计算机系毕业生组成的、做数据分析的团队。每天早上,这两拨人都要跑到会议室不停开会,讨论如何把两方面的信息结合起来。
和医院的同事们的开会日常
我突然想,既然现状是懂医学的不懂数据,懂数据的不懂医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两者都懂的人呢?
那就意味着要转专业、换赛道了。
我又读了在欧洲的第三个硕士,全法语授课的医疗数据专业。一直读到了博士。
读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差点没能成功毕业。在我博士最后一年,马上就要写大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突然生重病,放弃了继续担任我的导师。这几乎就要导致博士失败,让几年的付出白费。在向学院申请导师失败后,在几乎绝望的最后一刻,我通过自己所在的实验室联系到一位刚拿到导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才很惊险地完成了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关。
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时的情景
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尽管艰难,但还只是在挑战自我。更让人焦虑的,是文化上的隔阂。
读博过程中,老板带大家开会,他说大家请列一个表,写上年龄、性别等各类信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中国人,我理解的这个表是从左往右列,然而法国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从上到下列,最终结果果然是唯独我和其他法国人是不同的方式。谁都没有错,可这样的文化差异永远无法消弭,它无解。
折腾了这么久,调转了许多次人生方向,其实没有哪件事有信心。能学会法语吗?能顺利毕业吗?换了专业就能找到工作吗?读了这么多个学位就能留下来吗?回答不了的。
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没办法在那时候躺平。国内这些年真的太卷了,优秀青年学者基金的申请线是35岁以下,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线是38岁以下,像我这个年纪,超过 40 岁,不管是回国做科研还是从基层做起,都几乎不可能。
好在我确实找对了方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是行业的未来趋势,人才缺口也很大。目前我在法国等同于中科院的某科研机构任职,又回到了体制内。
三
稳中求变的时代
要说同样都是在体制内躺平,折腾十年从中国折腾到法国,值得吗,我还是觉得值得。
戛纳街景
前阵子我看到国内“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找不到工作”的新闻,觉得很感慨,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我父母过去都是国企职工,小学的时候,他们工作稳定,单位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等我上了初中,整个国企改革,所有的人都下岗了。那时我父母和新闻里的人一样,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坠落,我们整个家庭也都会坠落。
少年时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从那时候起,我就想我绝对不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不然还是会像我的父母那样,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
或许每一代人都会遭遇这样的事。与其说是卷还是躺平,不如说我其实是想要走出去,拥有更多选择权,找到人生的可能性。
现在我也到了要迎接“中年危机”的时候。国内的同龄人们,常常会担心失业,有的还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焦虑。然而在法国,“中年危机”会被政府的保护以及高福利冲淡。
“卷”了这么多年,我手上也积累了一些项目,哪怕现在回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这时候会更明确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些可能性。
我现在供职的机构,法国医学科研中心
但如今许多年轻人涌向体制、想要躺平,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我自己是在一个和平年代、发展年代成长起来的。90年代往后,国内外都特别和平,经济高速发展。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会失业,或者会对前途有太多的迷惘。虽然也竞争,会考试,但你只要学习好,成绩优秀,或者有一门本事,你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你想读研,还是想进体制内,还是想去企业,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我现在回首过往的10年,不管是全世界的经济动荡、战争,还是爆发的自然灾难、疾病,都给了年轻人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非常恐慌和恐惧,有一种没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掌控人生命运的感觉。
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巨变导致的,是时代引发的全人类的通病,没有安全感、没有未来、迷茫。所以大家选择让体制来保护自己。似乎必须拥抱更大的机构、体制,才能拥一些确定性。
这样的情绪,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没感受过。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稳定,只要你想,完全可以躺平,生活可以没有一丝波澜、一点水花。所以才会那么迫切地想寻求一些挑战,那是个稳中求变的年代。
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逆社会时钟小组,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可能参照你的路径走出去?我其实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学习的专业、身处的时代,都很特殊,这条路只对我自己有参考价值。
但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有想改变的决心,那就永远不要担心年纪过大、牵绊太多,不折腾一下,怎么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