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中国领导人的最初几年里，习近平会去廉价餐馆自己掏钱买包子吃，大大咧咧把裤管卷起以免被雨水溅到，人们用甜腻的流行小曲称颂他。他的形象设计者将他塑造成“习大大”——人民心中的一位坚定而和蔼的“习伯伯”。
这跟现在是天差地别。十年后，习近平像一个严厉的共产主义君王，凌驾于这个国家之上，他反思中国古代那些覆灭的王朝，决心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实现江山永固的伟业。
中国官员像对待神圣的经文一般赞美他的讲话，表忠心的狂热言语有时让人想到毛泽东时代。私下里贬损习近平可能会惹来牢狱之灾。在公开场合与他见面，需要按照事先的编排表达对他的赞扬。
本周日开幕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将成为习近平走上帝位的时刻，让他的统治得到加固和延续，同时也加剧他的一人独大带来的长期风险。在这场于北京举行的会议中，他似乎可以肯定会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这与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惯例——即中国每十年左右更换一次领导人——是相悖的。
“这确定性实际上只是在最高层安排的确定性，就是他的权力是不可挑战的，但是我们在这种确定性之下我们就会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身在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在采访中说。
习近平的公众形象的演变与他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更自豪的威权国家的过程是相呼应的，这个国家对华盛顿的批评不屑一顾，越来越确信西式民主已经失去了光环，迫不及待地想在21世纪全球秩序的塑造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党代会将是习近平的舞台，用来证明他仍然无所畏惧，尽管近年面临着经济困局、新冠疫情以及美国越来越明确的敌意，后者已经将中国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他很可能会对2296位代表说，他的政府通过严厉的“清零”政策挽救了大量生命；让经济转向了一条更清洁、更公平、更高效的增长道路；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军事现代化上取得重大进展。
“他想证明自己有做大事的决心，”欧亚集团中国政治分析师尼尔·托马斯说。“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破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让中国共产党永远掌权。”
现年69岁的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深谙历史的中国命运守卫者。他以中国古代帝王的覆灭为鉴，一心要确保这个国家不再成为政治腐化、叛乱或外敌入侵的牺牲品。他引用了古人向皇帝的谏言“如臂使指”来说明该如何确保人民的服从。
他使用了一句宏大的、有古文味道的格言“国之大者”：大致意思是“国家的重大目标”。听起来像是世代流传的至理名言，实际上是习近平或他的顾问在2020年创造的。
习近平的目光并不止于未来五年，他试图建立一个持久的权力与政策大厦。他正在令自己的信条进一步丰满，并提拔一批年轻的门生、技术专家和军事指挥官，这些人可能会在几十年内提升他的影响力。准备参加大会的高级官员表示，巩固他的中心地位对中国的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是想证明他不只一个政党领袖而几乎也是中国一个精神导师，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悉尼科技大学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副教授冯崇义说。
在顺从的职能部门簇拥下，习近平可能会更倾向于公然越权行事。关于他将执政多长时间以及他何时指定继任者的问题尚未得到回答，这可能会使官员、投资者和其他政府感到不安。大多数专家认为，他不会在这次大会上指定继承人，因为他害怕削弱自己的权威。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下滑，习近平可能会减少对大型技术项目和雄安等标志性项目的投入，雄安是北京郊区一座由整齐的林荫道和办公大楼组成的未完工城市，其设计体现了他对有序、先进社会的想法。这也将为他的经济议程增加压力，该议程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给私人投资者带来困扰。
“经济社会还不是完全听从他的一个时代，”吴强说。“未来五年政治经济之间这种矛盾紧张会比过去十年更严重。”
2012年11月，习近平首次被任命为党的领导人后的一天，数十名教授、律师和退休官员聚集在北京一家酒店，敦促中国的新政府把政治自由化作为治疗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良方。他们的请愿书上写道：“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几十年来，习近平一直在高度商业化的沿海地区官场往上爬，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会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即使不采取行动，也愿意容忍这种呼声。许多人指出，他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和开放时，曾在邓小平手下任职，这也可能产生影响。
习近平对“中国梦”的最初承诺并不分明，足以唤起一些希望。但政界内部人士很快开始感觉到习近平的强硬方向，特别是在2012年底他对前苏联改革者发表轻蔑的评论之后。
“那些退休的自由派干部开始觉得，‘他的确不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悉尼学者冯崇义说，习近平上述言论传开时他正在北京。
五个月后，习近平发布了一项谴责人权和法治的法令，他认为这些都是受西方支持的颠覆工具。此后，他一步步压制异议，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机构来保卫党和他自己。
十年过去了，北京那家曾组织2012年会议的杂志已被清洗。许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老干部已去世；一位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商人被关进监狱；其他参与者则不再发声，或接受了习近平的议程。
在习近平的世界观中，党是中国传统等级制度和纪律的守护者，这些制度和纪律与民主国家的功能失调形成了对比。他认为，党的中央集权可以动员中国完成西方国家无法实现的壮举，比如减少农村贫困，迅速转向新技术，或者——有一段时间似乎是这样——有效地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践中进一步彰显显著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习近平在3月说。
几个月后，当习近平召集数百名官员听取大会计划之际，中国的公众情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政府对不断暴发的疫情采取的严厉措施，让人民的不满不断加剧。中国的经济已陷入痛苦的放缓，这是由疫情限制、控制大型科技公司和债台高筑的开发商所带来的。而与习近平同为强人领袖的普京一直深陷于入侵乌克兰的困境之中，迫使北京在外交上做出调整。
习近平没有被吓倒。他告诉与会的官员，中国必须专注于为一个日益动荡的世界做好准备。这又一次说明他如何将一个潜在的麻烦——中国陷入困境的脆弱情绪——转化为强硬政策的基础和争取服从的工具。
“我们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习近平对官员们说，后者对他报以热烈掌声。
习近平很少点名美国，但他的警告足够明确。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技术出售、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似乎使他对西方的意图更加不信任。
拜登总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会加剧北京的戒心。在该战略中，拜登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
习近平此前曾表示，“时与势”在中国一边，并称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
大会临近之际，中国高级官员向“核心”领导人习近平表忠心，宣告自己的绝对忠诚。一人写道：“感情上衷心拥戴核心。”另一人写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信赖核心、忠诚核心、维护核心。”
但为了实现目标，习近平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誓言。他将中国建设成为科技巨头的雄心，正在将新一代的中国技术官僚推向幕前：在太空计划等项目上取得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习近平在上个月召开的一次科技创新会议上说：“我们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政治局由25名高级官员组成，有可能被习近平提拔进入政治局的人包括几名来自航空和其他前沿领域的官员。其中一些人已在掌舵经济强省，包括湖南的张庆伟和指挥中国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的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鉴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不太友好的外部环境，可能会更倾向于技术官僚领导人，”研究中国的机构麦克罗波洛智库的执行董事马旸说。
这些即将升迁的官员似乎都不会很快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他的统治时间没有正式限制，只有当中国遭受严重危机时，他对权力的控制才会减弱。
北京的分析人士吴强将习近平的主导地位比作篮球比赛中的“垃圾时间”：当比分差距太大时，球队在最后阶段的换人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改变。
“一些球员可能会离场，另一些可能会继续比赛，甚至投进漂亮的三分球，大家会欢呼，”他说。“但不会影响结果。”
在担任中国领导人的最初几年里，习近平会去廉价餐馆自己掏钱买包子吃，大大咧咧把裤管卷起以免被雨水溅到，人们用甜腻的流行小曲称颂他。他的形象设计者将他塑造成“习大大”——人民心中的一位坚定而和蔼的“习伯伯”。
这跟现在是天差地别。十年后，习近平像一个严厉的共产主义君王，凌驾于这个国家之上，他反思中国古代那些覆灭的王朝，决心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实现江山永固的伟业。
中国官员像对待神圣的经文一般赞美他的讲话，表忠心的狂热言语有时让人想到毛泽东时代。私下里贬损习近平可能会惹来牢狱之灾。在公开场合与他见面，需要按照事先的编排表达对他的赞扬。
本周日开幕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将成为习近平走上帝位的时刻，让他的统治得到加固和延续，同时也加剧他的一人独大带来的长期风险。在这场于北京举行的会议中，他似乎可以肯定会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这与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惯例——即中国每十年左右更换一次领导人——是相悖的。
“这确定性实际上只是在最高层安排的确定性，就是他的权力是不可挑战的，但是我们在这种确定性之下我们就会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身在北京的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在采访中说。
习近平的公众形象的演变与他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更自豪的威权国家的过程是相呼应的，这个国家对华盛顿的批评不屑一顾，越来越确信西式民主已经失去了光环，迫不及待地想在21世纪全球秩序的塑造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党代会将是习近平的舞台，用来证明他仍然无所畏惧，尽管近年面临着经济困局、新冠疫情以及美国越来越明确的敌意，后者已经将中国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他很可能会对2296位代表说，他的政府通过严厉的“清零”政策挽救了大量生命；让经济转向了一条更清洁、更公平、更高效的增长道路；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军事现代化上取得重大进展。
“他想证明自己有做大事的决心，”欧亚集团中国政治分析师尼尔·托马斯说。“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打破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让中国共产党永远掌权。”
现年69岁的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深谙历史的中国命运守卫者。他以中国古代帝王的覆灭为鉴，一心要确保这个国家不再成为政治腐化、叛乱或外敌入侵的牺牲品。他引用了古人向皇帝的谏言“如臂使指”来说明该如何确保人民的服从。
他使用了一句宏大的、有古文味道的格言“国之大者”：大致意思是“国家的重大目标”。听起来像是世代流传的至理名言，实际上是习近平或他的顾问在2020年创造的。
习近平的目光并不止于未来五年，他试图建立一个持久的权力与政策大厦。他正在令自己的信条进一步丰满，并提拔一批年轻的门生、技术专家和军事指挥官，这些人可能会在几十年内提升他的影响力。准备参加大会的高级官员表示，巩固他的中心地位对中国的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
“习近平是想证明他不只一个政党领袖而几乎也是中国一个精神导师，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悉尼科技大学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副教授冯崇义说。
在顺从的职能部门簇拥下，习近平可能会更倾向于公然越权行事。关于他将执政多长时间以及他何时指定继任者的问题尚未得到回答，这可能会使官员、投资者和其他政府感到不安。大多数专家认为，他不会在这次大会上指定继承人，因为他害怕削弱自己的权威。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下滑，习近平可能会减少对大型技术项目和雄安等标志性项目的投入，雄安是北京郊区一座由整齐的林荫道和办公大楼组成的未完工城市，其设计体现了他对有序、先进社会的想法。这也将为他的经济议程增加压力，该议程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给私人投资者带来困扰。
“经济社会还不是完全听从他的一个时代，”吴强说。“未来五年政治经济之间这种矛盾紧张会比过去十年更严重。”
2012年11月，习近平首次被任命为党的领导人后的一天，数十名教授、律师和退休官员聚集在北京一家酒店，敦促中国的新政府把政治自由化作为治疗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良方。他们的请愿书上写道：“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几十年来，习近平一直在高度商业化的沿海地区官场往上爬，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会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即使不采取行动，也愿意容忍这种呼声。许多人指出，他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和开放时，曾在邓小平手下任职，这也可能产生影响。
习近平对“中国梦”的最初承诺并不分明，足以唤起一些希望。但政界内部人士很快开始感觉到习近平的强硬方向，特别是在2012年底他对前苏联改革者发表轻蔑的评论之后。
“那些退休的自由派干部开始觉得，‘他的确不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悉尼学者冯崇义说，习近平上述言论传开时他正在北京。
五个月后，习近平发布了一项谴责人权和法治的法令，他认为这些都是受西方支持的颠覆工具。此后，他一步步压制异议，建立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机构来保卫党和他自己。
十年过去了，北京那家曾组织2012年会议的杂志已被清洗。许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老干部已去世；一位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商人被关进监狱；其他参与者则不再发声，或接受了习近平的议程。
在习近平的世界观中，党是中国传统等级制度和纪律的守护者，这些制度和纪律与民主国家的功能失调形成了对比。他认为，党的中央集权可以动员中国完成西方国家无法实现的壮举，比如减少农村贫困，迅速转向新技术，或者——有一段时间似乎是这样——有效地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践中进一步彰显显著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习近平在3月说。
几个月后，当习近平召集数百名官员听取大会计划之际，中国的公众情绪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政府对不断暴发的疫情采取的严厉措施，让人民的不满不断加剧。中国的经济已陷入痛苦的放缓，这是由疫情限制、控制大型科技公司和债台高筑的开发商所带来的。而与习近平同为强人领袖的普京一直深陷于入侵乌克兰的困境之中，迫使北京在外交上做出调整。
习近平没有被吓倒。他告诉与会的官员，中国必须专注于为一个日益动荡的世界做好准备。这又一次说明他如何将一个潜在的麻烦——中国陷入困境的脆弱情绪——转化为强硬政策的基础和争取服从的工具。
“我们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习近平对官员们说，后者对他报以热烈掌声。
习近平很少点名美国，但他的警告足够明确。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技术出售、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似乎使他对西方的意图更加不信任。
拜登总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会加剧北京的戒心。在该战略中，拜登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
习近平此前曾表示，“时与势”在中国一边，并称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
大会临近之际，中国高级官员向“核心”领导人习近平表忠心，宣告自己的绝对忠诚。一人写道：“感情上衷心拥戴核心。”另一人写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信赖核心、忠诚核心、维护核心。”
但为了实现目标，习近平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誓言。他将中国建设成为科技巨头的雄心，正在将新一代的中国技术官僚推向幕前：在太空计划等项目上取得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习近平在上个月召开的一次科技创新会议上说：“我们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政治局由25名高级官员组成，有可能被习近平提拔进入政治局的人包括几名来自航空和其他前沿领域的官员。其中一些人已在掌舵经济强省，包括湖南的张庆伟和指挥中国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的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
“鉴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不太友好的外部环境，可能会更倾向于技术官僚领导人，”研究中国的机构麦克罗波洛智库的执行董事马旸说。
这些即将升迁的官员似乎都不会很快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他的统治时间没有正式限制，只有当中国遭受严重危机时，他对权力的控制才会减弱。
北京的分析人士吴强将习近平的主导地位比作篮球比赛中的“垃圾时间”：当比分差距太大时，球队在最后阶段的换人几乎不会产生什么改变。
“一些球员可能会离场，另一些可能会继续比赛，甚至投进漂亮的三分球，大家会欢呼，”他说。“但不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