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引发公众对当局在疫情初期控制不力、隐瞒信息酿出大祸的强烈质疑。近期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领导层“换血”，湖北省省委书记以及湖北省委多名常委，包括武汉市委书记被撤换，被认为作了替罪羊。 也有分析称，国际专家有责任查明扑朔迷离的新冠病毒来源，声称“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导人有义务公布其对疫情防控过程中所发出的指示。 13日上午，中国官媒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而在此前，湖北省卫健委系统有多人被免职，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空降”任职湖北省委常委，并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和主任。 此外，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还被安排担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仕途发端于浙江，曾短暂担任武汉市委书记。 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长周先旺目前还没有变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法律需要走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免程序。中共宣布对一些湖北省高层领导人物免职，但没有表明“另有任用”。 湖北潜江市居民姚立法1990年代曾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成功。他认为当前形势下，换人做比不换人好，但中共用人制度应尽早民主化，否则空降大员到疫区仍难以让人民满意。 姚立法：官员产生的问题上，要多一些直接选举，少一些间接选举，选举的话严格的按照法律，法律也应该完善。就是说，选举的层次、这个级别向上的调整， 再个就是说，选举的话，要向民主的方向过渡，发展。（如果）选举只是一个形式，这样产生的官员，往往老百姓也可能不满意的。 12日，武汉市“汉网”发表一篇评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该文称“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早在疫情发生的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武汉党媒《长江日报》发表评论称“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该文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网民认为该文将武汉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做类比，属于“高级黑”。中国各大网站已将该文撤下。 随着疫情不断扩散，湖北省地方官员疲于应付疫情和舆情的双重压力。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央视上不忘“表忠心”，还表示若能早一点决定采取现在的严厉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则说，疫情必须授权以后才能披露，愿意“革职以谢天下”，湖北省地方官员的一系列举动被认为是向上“甩锅”。周先旺在出席新闻发布会还将口罩戴反，引发公关危机。 对于此次疫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严重灾祸，姚立法周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湖北地方官员和中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武汉市两位主要领导人暗示未及时采取行动公布疫情的原因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姚立法表示，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市都有责任。 姚立法说，疫情爆发后，武汉市和湖北省刻意对公众隐瞒，仍然召开地方上的“两会”，照常搞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 姚立法：我了解的，老百姓不接受的。当然，他在找他的理由，实质是推脱责任。 这次在北京官方所说的抗疫关键时刻发生的湖北官场地震格外引人注目。此前一日，湖北公布的确诊病例窜升了一万多例。 根据中国官方的疫情统计数字，确诊感染者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而湖北省12日的新增病例就达到14840人，此前几天官方公布的湖北省新确诊患者仅有两三千人，有很大悬殊。在湖北省人事震荡之际，湖北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其中有何玄机？有网民认为“毕竟换了掌柜，不能把老账算到新掌柜身上”。 中国官媒新华社则刊文解释称，湖北省对诊断标准进行了修订，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而不再仅将核算试剂检测结果作为主要标准。 澳大利亚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说，中共高层临阵换将，旨在消除先前瞒报疫情和病例的负资产，同时将地方官员作为替罪羊。 冯崇义：这是一个负资产，原来前任留下来的问题，欠下来的债。我来以后重新开始。所以是把原来积累的这些（病例），原来外界一直在讲，病情一直是瞒报的，为了维稳也好，为了他本身工作上避免受谴责，或者避免（代人）受罪也好，他清空，把原来积累的瞒报，报出去。第二问题是，官方的解释是它改变了诊断方法。我想应该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有可能是现在相对放松了对数字的管控，因为世卫组织的代表团也到了，好像也不好隐瞒了。 目前对于这次瘟疫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存在一些疑点。有人猜测是病毒研究中的不慎泄露，也有人把疫情传染源指向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 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冯崇义指出，疫情为何没有及时向中国民众公布，中国政府有必要向人民和国际社会交代。同时他表示，由于海鲜市场已经被消灭，关于病毒源头的调查将很困难。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引发公众对当局在疫情初期控制不力、隐瞒信息酿出大祸的强烈质疑。近期疫情重灾区湖北省领导层“换血”，湖北省省委书记以及湖北省委多名常委，包括武汉市委书记被撤换，被认为作了替罪羊。
也有分析称，国际专家有责任查明扑朔迷离的新冠病毒来源，声称“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导人有义务公布其对疫情防控过程中所发出的指示。
13日上午，中国官媒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替马国强担任武汉市委书记。而在此前，湖北省卫健委系统有多人被免职，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空降”任职湖北省委常委，并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和主任。
此外，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还被安排担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仕途发端于浙江，曾短暂担任武汉市委书记。
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长周先旺目前还没有变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法律需要走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免程序。中共宣布对一些湖北省高层领导人物免职，但没有表明“另有任用”。
湖北潜江市居民姚立法1990年代曾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成功。他认为当前形势下，换人做比不换人好，但中共用人制度应尽早民主化，否则空降大员到疫区仍难以让人民满意。
姚立法：官员产生的问题上，要多一些直接选举，少一些间接选举，选举的话严格的按照法律，法律也应该完善。就是说，选举的层次、这个级别向上的调整， 再个就是说，选举的话，要向民主的方向过渡，发展。（如果）选举只是一个形式，这样产生的官员，往往老百姓也可能不满意的。
12日，武汉市“汉网”发表一篇评论“‘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该文称“很多人说，疫情在全国的蔓延，武汉市长周先旺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可是又有谁去理性看待这位市长背后的无奈？早在疫情发生的12月，武汉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家卫生部门，专家组一行也深入到武汉调研，给出了初步结论，这位市长亦非专业医学出身，遵从专家的建议又何错之有？”
武汉党媒《长江日报》发表评论称“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该文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网民认为该文将武汉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做类比，属于“高级黑”。中国各大网站已将该文撤下。
随着疫情不断扩散，湖北省地方官员疲于应付疫情和舆情的双重压力。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央视上不忘“表忠心”，还表示若能早一点决定采取现在的严厉管控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小，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则说，疫情必须授权以后才能披露，愿意“革职以谢天下”，湖北省地方官员的一系列举动被认为是向上“甩锅”。周先旺在出席新闻发布会还将口罩戴反，引发公关危机。
对于此次疫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严重灾祸，姚立法周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湖北地方官员和中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针对武汉市两位主要领导人暗示未及时采取行动公布疫情的原因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姚立法表示，国家卫健委和武汉市都有责任。
姚立法说，疫情爆发后，武汉市和湖北省刻意对公众隐瞒，仍然召开地方上的“两会”，照常搞百步亭社区的万家宴。
姚立法：我了解的，老百姓不接受的。当然，他在找他的理由，实质是推脱责任。
这次在北京官方所说的抗疫关键时刻发生的湖北官场地震格外引人注目。此前一日，湖北公布的确诊病例窜升了一万多例。
根据中国官方的疫情统计数字，确诊感染者人数已经接近6万人，而湖北省12日的新增病例就达到14840人，此前几天官方公布的湖北省新确诊患者仅有两三千人，有很大悬殊。在湖北省人事震荡之际，湖北新增病例突然激增，其中有何玄机？有网民认为“毕竟换了掌柜，不能把老账算到新掌柜身上”。
中国官媒新华社则刊文解释称，湖北省对诊断标准进行了修订，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例，而不再仅将核算试剂检测结果作为主要标准。
澳大利亚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说，中共高层临阵换将，旨在消除先前瞒报疫情和病例的负资产，同时将地方官员作为替罪羊。
冯崇义：这是一个负资产，原来前任留下来的问题，欠下来的债。我来以后重新开始。所以是把原来积累的这些（病例），原来外界一直在讲，病情一直是瞒报的，为了维稳也好，为了他本身工作上避免受谴责，或者避免（代人）受罪也好，他清空，把原来积累的瞒报，报出去。第二问题是，官方的解释是它改变了诊断方法。我想应该是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有可能是现在相对放松了对数字的管控，因为世卫组织的代表团也到了，好像也不好隐瞒了。
目前对于这次瘟疫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存在一些疑点。有人猜测是病毒研究中的不慎泄露，也有人把疫情传染源指向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
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冯崇义指出，疫情为何没有及时向中国民众公布，中国政府有必要向人民和国际社会交代。同时他表示，由于海鲜市场已经被消灭，关于病毒源头的调查将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