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时代的原子化百姓，没有任何与朝廷正面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是基本常识。南宋自然也适用这一常识。
朱熹评价两宋的财政汲取力度，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乃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远大于北宋。南宋国土面积不如北宋，但财政数据显示，宋孝宗时代的汲取总额，已直追高强度敛财的宋神宗时代——须知，此时距离靖康之难不过短短数十年，经济与人口皆远未恢复到巨变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南宋时，也说它是个“取民无艺” 的政权，汲取百姓血汗毫无节制。
南宋“取民无艺”的典型证据之一，是被北宋朝野视为暴政、在真宗与仁宗时代一度被取消的丁税（丁身钱），在南宋又以各种名目重新冒了出来。百姓的负担随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据南宋地方志《嘉泰会稽志》卷五《赋税》提供的绍兴府新增税赋资料，做过一番计算，结论是南宋的绍兴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贯文的税赋负担，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于是，在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说，浙东百姓苦于人头税，已经开始拒绝养活新生儿了：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紬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现下，许多浙东百姓生了儿子不肯养育。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经常听百姓们说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给朝廷缴纳紬绢，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会发愁没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他们生了女儿也不养。总之，百姓杀子的原因，是朝廷赋税太重导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五月，宋高宗下发了一道谕旨：“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严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养活。与该诏书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乡村人里的第五等，城里人里的第七等（官府按资产多少给百姓家庭划定了等级），这些贫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无力抚养，每个孩子可向官府领四千文“免役宽剩钱”。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应地方官员奏请，准许自孕妇怀胎第五个月起，无论贫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杂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顾产妇与婴儿 。此外，南宋政府还在地方设立“举子仓”。仓库的粮食，专门用于救助生了孩子无力抚养的家庭，标准是生一个孩子“给米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60公斤 。
中枢频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养的政策，意味着生子不养这种情况。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引起朝野重点关注的广泛现象。
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来美好，并未真正改变南宋百姓养子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在宋孝宗时代，“民不举子”仍是南宋社会极为严重的问题。乾道年间，在处州（今浙江境内）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上奏朝廷，称“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人头税收得太狠，处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过提刑官的郑兴裔，也有一道给孝宗的《请禁民不举子状》，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杀害子女。奏章说：“生子恒多不举”这种风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剑汀邵四州”最为严重，原因是“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紬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郑兴裔告诉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两年了，这两年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父母杀害子女的惨剧，“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他提供给朝廷的对策，是恢复本朝“杀子孙徒二年”的律例，发动民众举报，“告官审实，以犯人家财给之”，若举报属实，便将“不举子”家庭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郑兴裔的办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纳，也可能是采纳了但没有效果，然后被放弃。稍晚一些时候，孝宗淳熙年间去福建南剑州做地方官的陈安节，发现当地仍是“民俗类不举子”。陈安节的挽救办法，不是发动民众举报，而是“劝其举者，官赋之粟者三年” ——对生养孩子者实施奖赏，由官府连续三年给生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粮食。据陈安节的墓志铭讲，有了三年粮食补助，南剑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的风气发生了转变。三年粮食补助不是小数目，墓志铭对陈安节治绩的叙述，也许不算夸张。
大略同期的严州（也在今浙江境内），现象也很典型。据吕祖谦说，严州多盗贼，原因不是民风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钱偏重于它邦，原其情状，实可怜悯”，当地百姓被人头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上山去做盗匪。严州地方官府实地探访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不敢裹头。县吏恐丁数亏折，时复搜括相验，纠令输纳，谓之“貎丁”。民间旣无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举，规脱丁口。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阨于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
大意是：严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着很多年过三十、容貌老成却不裹头、不行成人礼的男丁——因为行了成人礼就要纳入簿册，就是缴人头税。地方官吏为了将他们抓出来，常下乡挨家挨户搜查，这种搜查有个专用名词“貌丁”，就是当面检验百姓的面容相貌来判断其是否已经成年、是否应纳人头税。老百姓被“貌丁”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养活，以求减少家庭人丁。一年之间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层百姓虽然愚昧，也有父子之爱。他们如此泯灭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税赋所逼。
严州的情况太惨，所以朝野舆论的批评声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实施减税政策。据做过谏官的詹元宗讲：严州百姓以耕田养蚕种茶割漆为主业，全家人终年劳作“仅得以无饥”，加上朝廷的种种摊派与苛捐杂税，便活得极为艰难。朝廷实施了减税政策后——该州共计175740人，每年减免14292匹绢，相当于“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 ，也就是将税负从十成降低为四成——严州百姓终于不再杀子：
严之习俗，苦于丁税之苛，有贫不举子之患。至是不复有闻。
可惜的是，严州减税只是特例，并未普及至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官员，仍要继续面对辖下百姓不肯养活新生子女的难题。如在安庆府做地方官的余嵘，面对“乡俗不举子”，能做的只是设立三所救助机构，“各给钱米药饵” ，拨一点钱粮药物，能挽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在福建为官的赵善俊，则大棒加胡萝卜，一面“痛惩不举子者”，一面“凡产育给金谷” 。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终南宋一朝，朝廷拒不减税，故始终没能解决“民不举子”这个问题。
人头税的重压，必然会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提到：
从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这64年间，（南宋的）户数只增长了114.23%，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3‰，是相当低的。在此期间，南宋境内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长似不应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杀子现象中，有多起恰好发生在“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后。换言之，若将南宋政权治下存在极重人头税这个事实，与南宋“愚民”宁愿杀子以避人头税这种社会风气联系起来，这六十余年间那相当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简言之，这种低增长率是南宋政权“取民无艺”暴政的必然结果；也是秦汉三国两晋那些人头税负担沉重的时代里，频繁发生过的事情。不必惊讶，没有意外。
秦制时代的原子化百姓，没有任何与朝廷正面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是基本常识。南宋自然也适用这一常识。
朱熹评价两宋的财政汲取力度，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乃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远大于北宋。南宋国土面积不如北宋，但财政数据显示，宋孝宗时代的汲取总额，已直追高强度敛财的宋神宗时代——须知，此时距离靖康之难不过短短数十年，经济与人口皆远未恢复到巨变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南宋时，也说它是个“取民无艺” 的政权，汲取百姓血汗毫无节制。
南宋“取民无艺”的典型证据之一，是被北宋朝野视为暴政、在真宗与仁宗时代一度被取消的丁税（丁身钱），在南宋又以各种名目重新冒了出来。百姓的负担随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据南宋地方志《嘉泰会稽志》卷五《赋税》提供的绍兴府新增税赋资料，做过一番计算，结论是南宋的绍兴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贯文的税赋负担，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于是，在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说，浙东百姓苦于人头税，已经开始拒绝养活新生儿了：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紬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紬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现下，许多浙东百姓生了儿子不肯养育。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经常听百姓们说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给朝廷缴纳紬绢，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会发愁没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他们生了女儿也不养。总之，百姓杀子的原因，是朝廷赋税太重导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五月，宋高宗下发了一道谕旨：“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严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养活。与该诏书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 ——乡村人里的第五等，城里人里的第七等（官府按资产多少给百姓家庭划定了等级），这些贫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无力抚养，每个孩子可向官府领四千文“免役宽剩钱”。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应地方官员奏请，准许自孕妇怀胎第五个月起，无论贫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杂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顾产妇与婴儿 。此外，南宋政府还在地方设立“举子仓”。仓库的粮食，专门用于救助生了孩子无力抚养的家庭，标准是生一个孩子“给米一石”，约相当于今天的60公斤 。
中枢频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养的政策，意味着生子不养这种情况。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引起朝野重点关注的广泛现象。
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来美好，并未真正改变南宋百姓养子成本过高的问题。所以，在宋孝宗时代，“民不举子”仍是南宋社会极为严重的问题。乾道年间，在处州（今浙江境内）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上奏朝廷，称“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 ——人头税收得太狠，处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过提刑官的郑兴裔，也有一道给孝宗的《请禁民不举子状》，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杀害子女。奏章说：“生子恒多不举”这种风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剑汀邵四州”最为严重，原因是“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紬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郑兴裔告诉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两年了，这两年里耳闻目睹了太多父母杀害子女的惨剧，“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他提供给朝廷的对策，是恢复本朝“杀子孙徒二年”的律例，发动民众举报，“告官审实，以犯人家财给之”，若举报属实，便将“不举子”家庭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郑兴裔的办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纳，也可能是采纳了但没有效果，然后被放弃。稍晚一些时候，孝宗淳熙年间去福建南剑州做地方官的陈安节，发现当地仍是“民俗类不举子”。陈安节的挽救办法，不是发动民众举报，而是“劝其举者，官赋之粟者三年” ——对生养孩子者实施奖赏，由官府连续三年给生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粮食。据陈安节的墓志铭讲，有了三年粮食补助，南剑州百姓不肯生养孩子的风气发生了转变。三年粮食补助不是小数目，墓志铭对陈安节治绩的叙述，也许不算夸张。
大略同期的严州（也在今浙江境内），现象也很典型。据吕祖谦说，严州多盗贼，原因不是民风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钱偏重于它邦，原其情状，实可怜悯”，当地百姓被人头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上山去做盗匪。严州地方官府实地探访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不敢裹头。县吏恐丁数亏折，时复搜括相验，纠令输纳，谓之“貎丁”。民间旣无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举，规脱丁口。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阨于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
大意是：严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着很多年过三十、容貌老成却不裹头、不行成人礼的男丁——因为行了成人礼就要纳入簿册，就是缴人头税。地方官吏为了将他们抓出来，常下乡挨家挨户搜查，这种搜查有个专用名词“貌丁”，就是当面检验百姓的面容相貌来判断其是否已经成年、是否应纳人头税。老百姓被“貌丁”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养活，以求减少家庭人丁。一年之间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层百姓虽然愚昧，也有父子之爱。他们如此泯灭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税赋所逼。
严州的情况太惨，所以朝野舆论的批评声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实施减税政策。据做过谏官的詹元宗讲：严州百姓以耕田养蚕种茶割漆为主业，全家人终年劳作“仅得以无饥”，加上朝廷的种种摊派与苛捐杂税，便活得极为艰难。朝廷实施了减税政策后——该州共计175740人，每年减免14292匹绢，相当于“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 ，也就是将税负从十成降低为四成——严州百姓终于不再杀子：
严之习俗，苦于丁税之苛，有贫不举子之患。至是不复有闻。
可惜的是，严州减税只是特例，并未普及至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的官员，仍要继续面对辖下百姓不肯养活新生子女的难题。如在安庆府做地方官的余嵘，面对“乡俗不举子”，能做的只是设立三所救助机构，“各给钱米药饵” ，拨一点钱粮药物，能挽救一个孩子是一个。在福建为官的赵善俊，则大棒加胡萝卜，一面“痛惩不举子者”，一面“凡产育给金谷” 。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终南宋一朝，朝廷拒不减税，故始终没能解决“民不举子”这个问题。
人头税的重压，必然会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提到：
从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这64年间，（南宋的）户数只增长了114.23%，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3‰，是相当低的。在此期间，南宋境内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长似不应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杀子现象中，有多起恰好发生在“绍兴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后。换言之，若将南宋政权治下存在极重人头税这个事实，与南宋“愚民”宁愿杀子以避人头税这种社会风气联系起来，这六十余年间那相当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简言之，这种低增长率是南宋政权“取民无艺”暴政的必然结果；也是秦汉三国两晋那些人头税负担沉重的时代里，频繁发生过的事情。不必惊讶，没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