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在中国至少夺走了4000多条人命，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疫情逐渐趋缓之际，有死者家属开始向中国当局提告，其中一人向中国当局求偿近200万人民币。然而有维权人士认为，在习近平时代，想透过维权求偿不见得能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
新冠疫情自武汉爆发至今已将近五个月，这个肆虐全球的疫情也造成中国至少4634人丧命。当各国政府针对病毒源自何处在追责之际，武汉当地也有一群新冠病亡者的家属，近期开始展开对武汉政府追责的动作。
其中，武汉市民张海于6月10日正式向武汉市长丶湖北省长与位于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提起诉讼，他要向这三个单位求偿近200万人民币的赔偿。他告诉德国之声，今年1月16日，因为他父亲跌倒骨折，为了能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他们遵循建议从深圳返回武汉进行手术。
然而，当时他父亲的工作单位并未提及武汉当地爆发新冠疫情，导致他父亲在1月23日从手术过程中恢复清醒不久后，便在中部战区总医院染上新冠病毒。张海说：“我父亲在医院后期感染了新冠病毒，刚开始是发烧，接着越来越严重，到了1月29日他做了核酸检测，我1月30日被告知他染上新冠，结果他2月1日就去世了。”
张海对于父亲从住院到过世仅短短15天这件事感到非常气愤，认为父亲是因为武汉政府瞒报疫情，才染上新冠病毒而去世。这让他决定向武汉政府提出求偿，并公开谴责地方官员。他告诉德国之声：“我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希望能募款建立一个新冠亡者的纪念碑，因为我认为武汉因新冠丧命的人都是无辜者，他们都因政府的谎言，而不知道疫情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因没有防范才染上新冠病毒，并因此失去生命。”
然而，张海发起立纪念碑活动后没多久，中国当局立即对他展开监控。政府除了屏蔽他在微信与微博上发布与立纪念碑相关的内容外，也多次要求张海到深圳派出所做笔录，过程中用受害者家属群组内的讨论来拷问他。张海向德国之声表示：“警察问我是不是建了一个群，我说我是建了一个群。他们接着说群中有律师，我便直说有家属想打官司，我一定支持且会协助介绍律师。”
之后虽然警察又上门找张海几次，但他都因不在家而躲过警方的拷问。张海强调，他从决定向政府追责后，便一直以真实身份公开发言，但中国政府仍持续对他进行监控与打压。这种作法也让他感到十分气愤。他告诉德国之声：“他们透过各种方式监控与打压我，所以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特别气愤。如果政府能直接面对我们家属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对政府的公信力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但他反而用打压的方式来面对我们。”
“博弈”性的追责行动
为了协助新冠受害者家属透过法律渠道向中国政府追责，中国海内外一群维权律师3月初便成立一个“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替在新冠疫情间被侵权或家属不幸染病丧命的民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服务项目包含了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提告。
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人杨占青告诉德国之声，刚开始愿意接受法律协助的武汉民众非常少，但自从武汉解封后，受害者家属的群组逐渐增加至40多个人，其中有10至20多人愿意维权。然而，在家属陆续按照指导去搜集证据后，有些人开始受到当地警察或社区人员的骚扰与威胁。
杨占青说：“最早只有一两个人接受媒体采访后被骚扰。后来有很多人是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就是因与我联系，也被要求不准用微信发表相关讯息，不准接受律师谘询，也不准与我联系。有些人因此而放弃维权，但有些人被警察骚扰多次后，仍坚持维权。”
杨占青表示，虽然顾问团知道中国法院不可能按照法律程序去应对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诉求，但他们仍建议家属依法求偿的原因是因为，提出诉求的过程，便是向武汉政府施压的一种方法。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法，让政府与受害者家属去谈判协商，这样也能满足受害者的要求。虽然可能无法满足全部诉求，但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
杨占青也以三鹿毒奶粉事件或假疫苗事件为例子，表示过往这些案子的受害者都是透过维权的方式，试图迫使政府与他们协商沟通，实际上提出诉讼的人并不多。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一方面法院不立案，另一方面受害者家属也不愿提交诉状，因为他们不相信法院会公正审理。所以他们大多在网路发起诉求，或是到官员办公的地方与他们交涉，透过这种方式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向政府施压，藉此来达到一部分的权益。”
杨占青指出，目前按照顾问团指示去搜证并按照步骤准备提出告诉的受害者家属，大约有11人，而他们大多是因家属病逝，所以希望向武汉政府寻求赔偿。然而，也有部分成员是康复后，发现医院造假病例，所以希望追求公道。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疫情期间不知道病毒会人传人，导致他们在没做好适当防护下，正常上班而染上新冠病毒。
不过杨占青认为，与过往不同的是，习近平时代，政府不会因为民间施压而试图满足部分受害者家属的诉求。政府反而会延续过去监控的手段与维稳体系打压受害者家属。他告诉德国之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为了安抚大批受害者家属，成立了不少公益机构。在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只会透过维稳体系，持续打压试图向政府求偿的人。以后任何没有官方授权的公益行动，都可能会被阻止或镇压。”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在中国至少夺走了4000多条人命，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疫情逐渐趋缓之际，有死者家属开始向中国当局提告，其中一人向中国当局求偿近200万人民币。然而有维权人士认为，在习近平时代，想透过维权求偿不见得能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
新冠疫情自武汉爆发至今已将近五个月，这个肆虐全球的疫情也造成中国至少4634人丧命。当各国政府针对病毒源自何处在追责之际，武汉当地也有一群新冠病亡者的家属，近期开始展开对武汉政府追责的动作。
其中，武汉市民张海于6月10日正式向武汉市长丶湖北省长与位于武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提起诉讼，他要向这三个单位求偿近200万人民币的赔偿。他告诉德国之声，今年1月16日，因为他父亲跌倒骨折，为了能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他们遵循建议从深圳返回武汉进行手术。
然而，当时他父亲的工作单位并未提及武汉当地爆发新冠疫情，导致他父亲在1月23日从手术过程中恢复清醒不久后，便在中部战区总医院染上新冠病毒。张海说：“我父亲在医院后期感染了新冠病毒，刚开始是发烧，接着越来越严重，到了1月29日他做了核酸检测，我1月30日被告知他染上新冠，结果他2月1日就去世了。”
张海对于父亲从住院到过世仅短短15天这件事感到非常气愤，认为父亲是因为武汉政府瞒报疫情，才染上新冠病毒而去世。这让他决定向武汉政府提出求偿，并公开谴责地方官员。他告诉德国之声：“我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希望能募款建立一个新冠亡者的纪念碑，因为我认为武汉因新冠丧命的人都是无辜者，他们都因政府的谎言，而不知道疫情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因没有防范才染上新冠病毒，并因此失去生命。”
然而，张海发起立纪念碑活动后没多久，中国当局立即对他展开监控。政府除了屏蔽他在微信与微博上发布与立纪念碑相关的内容外，也多次要求张海到深圳派出所做笔录，过程中用受害者家属群组内的讨论来拷问他。张海向德国之声表示：“警察问我是不是建了一个群，我说我是建了一个群。他们接着说群中有律师，我便直说有家属想打官司，我一定支持且会协助介绍律师。”
之后虽然警察又上门找张海几次，但他都因不在家而躲过警方的拷问。张海强调，他从决定向政府追责后，便一直以真实身份公开发言，但中国政府仍持续对他进行监控与打压。这种作法也让他感到十分气愤。他告诉德国之声：“他们透过各种方式监控与打压我，所以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特别气愤。如果政府能直接面对我们家属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对政府的公信力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但他反而用打压的方式来面对我们。”
“博弈”性的追责行动
为了协助新冠受害者家属透过法律渠道向中国政府追责，中国海内外一群维权律师3月初便成立一个“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替在新冠疫情间被侵权或家属不幸染病丧命的民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服务项目包含了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提告。
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人杨占青告诉德国之声，刚开始愿意接受法律协助的武汉民众非常少，但自从武汉解封后，受害者家属的群组逐渐增加至40多个人，其中有10至20多人愿意维权。然而，在家属陆续按照指导去搜集证据后，有些人开始受到当地警察或社区人员的骚扰与威胁。
杨占青说：“最早只有一两个人接受媒体采访后被骚扰。后来有很多人是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就是因与我联系，也被要求不准用微信发表相关讯息，不准接受律师谘询，也不准与我联系。有些人因此而放弃维权，但有些人被警察骚扰多次后，仍坚持维权。”
杨占青表示，虽然顾问团知道中国法院不可能按照法律程序去应对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诉求，但他们仍建议家属依法求偿的原因是因为，提出诉求的过程，便是向武汉政府施压的一种方法。他告诉德国之声：“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方法，让政府与受害者家属去谈判协商，这样也能满足受害者的要求。虽然可能无法满足全部诉求，但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
杨占青也以三鹿毒奶粉事件或假疫苗事件为例子，表示过往这些案子的受害者都是透过维权的方式，试图迫使政府与他们协商沟通，实际上提出诉讼的人并不多。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一方面法院不立案，另一方面受害者家属也不愿提交诉状，因为他们不相信法院会公正审理。所以他们大多在网路发起诉求，或是到官员办公的地方与他们交涉，透过这种方式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向政府施压，藉此来达到一部分的权益。”
杨占青指出，目前按照顾问团指示去搜证并按照步骤准备提出告诉的受害者家属，大约有11人，而他们大多是因家属病逝，所以希望向武汉政府寻求赔偿。然而，也有部分成员是康复后，发现医院造假病例，所以希望追求公道。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疫情期间不知道病毒会人传人，导致他们在没做好适当防护下，正常上班而染上新冠病毒。
不过杨占青认为，与过往不同的是，习近平时代，政府不会因为民间施压而试图满足部分受害者家属的诉求。政府反而会延续过去监控的手段与维稳体系打压受害者家属。他告诉德国之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为了安抚大批受害者家属，成立了不少公益机构。在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只会透过维稳体系，持续打压试图向政府求偿的人。以后任何没有官方授权的公益行动，都可能会被阻止或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