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7点多，我开车从香梅花园一期小区正门进去，走到半道就被拦下来，居委干部告诉我，你出不去了……” 11月25日，位于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绣路1650弄香梅花园一期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闫旭锋“不幸”成为开篇故事的主角。他本来是要去马路对面小区取东西的，没想到开错了路，误入香梅花园一期。 突如其来的14天封闭，这个“闯入者”究竟会怎么应对？一起来听听闫旭锋的讲述：第一个做核酸，做完就穿上红马甲 25日7点多，我去香梅花园五期找同事取文件。这个小区实在太大了，一个不留神，我开车进了隔壁的一期。 走到小区深处，突然发现很多穿着隔离服的人在忙着摆桌椅，有人拦住我说，小区已经封闭起来了，我肯定是走不掉了，让我把车停好，下来做核酸。 当时我的脑子是懵的，甚至还存在一丝侥幸：我只是个过路人，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这个小区车位都是固定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路边的位置，一下车又发现自己穿少了，只有一件西装外套。真要在里面呆14天，可就麻烦了。 我是第一个到达核酸检测区域的。一切都太仓促了，等我做完核酸后，回头发现身后排队的居民里，有不会用登记小程序的，也有心情焦虑低落的，现场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最关键的，这个小区有上百号外国居民，操着不同国家的语言，沟通屡有不畅。 当时我想，反正我也无事可做，就主动帮他们一起引导排队吧。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件红马甲，我也顺势穿上了。从那一刻起，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临时抗疫志愿者。 右一为闫旭锋。会三国语言，当上翻译组长 第一天的核酸检测工作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一直到下午6点，还陆陆续续有居民过来做检测。等到忙完收摊子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都冻僵了，也累惨了。这时，小区正式封闭的通知也来了，我只好收起最后的一丝回家的“侥幸”。 吃过晚饭，我跟着工作人员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大家一边复盘这一天的各种组织安排、突发状况，一边提出新的建议。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共同商讨工作细节。 我们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身为党员的我也加入其中，并被任命为翻译组的组长。 小区里有200多名外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光是第一天的核酸检测中，我就遇到了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等等。好在我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小区里还有其他志愿者熟悉小语种，所以顺利地完成了当天现场各种问题的沟通解释。 为了第二天的二次核酸检测进展更顺利，我们当晚进行了全新的动线和组织安排，直至凌晨1点，大家才各自散去。 经历了短暂的休息，早上5点，我们重新布置检测现场。上午8点半，检测开始。有了前一天的经验教训，这一次我们规避了很多操作上不顺畅的环节，特别是开辟了一条外国人的专用检测通道。 因为外国居民的检测登记程序和中国居民的很不一样，加上需要沟通和解释的内容更多，混在一起检测容易拖慢彼此进度。 在新的检测安排和居民的配合下，这一次的全员核酸检测，竟然只用了3个多小时。 我们目前还在改进工作方式，尽最大可能减少人与人的不必要接触。比如针对大家的快递和外卖管理，我们准备了一批置物架，打算放在各个楼栋门前，消杀后由工作人员分发，方便大家拿取。作为丈夫失责，但作为党员还是要身先士卒 这两天，时有偶发状况。比如老人下不了楼做核酸，或者有居民身体不舒服，我们都通过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主动上门得以解决。 不过，你别看我处理起居民琐事越来越有经验，可自己家的事却“一脑门子官司”。我的太太下个星期就将临盆，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再加上我被“隔离”后，没有第一时间跟她解释，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街道知道我的特殊情况，也在想办法帮我解决家庭照顾的问题。不过对我而言，此刻作为一个丈夫的失责，我已无暇去顾及，身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只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先承担起一个党员的职责。 就在刚才，我又处理了一桩事情。一位外国女士反复解释，自己有急事，必须离开，有没有办法出去。我现身说法：我也有急事，甚至在小区里没有固定的居所，我同样出不去，还当上了志愿者。 她虽然着急，却很快表示了理解，并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有吃的吗？昨晚睡在哪里？ 突然弄得我还挺感动的。事实上，自打昨天进来后，我还没有腾出时间关心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但小区物业早已在办公室里给我支了一个行军床，新的床单被褥，毛巾牙刷也都是新的。我告诉那位外国女士：不必担心我，中国政府都给我准备好了，请她放心。 闫旭锋的临时床铺。 这两天做核酸检测期间，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家的孩子，他们有的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有的五六岁，却调皮得很。我有时一边帮着翻译，一边还帮着他们照顾小朋友，感觉拉近了距离。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场灾难，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帮助，同样是没有国界的。因为这场突然的隔离，还有两位外国友人、一位中国司机意外走进了这个小区，大家都不容易，但也都理解和配合。
昨天早上7点多，我开车从香梅花园一期小区正门进去，走到半道就被拦下来，居委干部告诉我，你出不去了……”
11月25日，位于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绣路1650弄香梅花园一期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闫旭锋“不幸”成为开篇故事的主角。他本来是要去马路对面小区取东西的，没想到开错了路，误入香梅花园一期。
突如其来的14天封闭，这个“闯入者”究竟会怎么应对？一起来听听闫旭锋的讲述：
第一个做核酸，做完就穿上红马甲
25日7点多，我去香梅花园五期找同事取文件。这个小区实在太大了，一个不留神，我开车进了隔壁的一期。
走到小区深处，突然发现很多穿着隔离服的人在忙着摆桌椅，有人拦住我说，小区已经封闭起来了，我肯定是走不掉了，让我把车停好，下来做核酸。
当时我的脑子是懵的，甚至还存在一丝侥幸：我只是个过路人，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
这个小区车位都是固定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路边的位置，一下车又发现自己穿少了，只有一件西装外套。真要在里面呆14天，可就麻烦了。
我是第一个到达核酸检测区域的。一切都太仓促了，等我做完核酸后，回头发现身后排队的居民里，有不会用登记小程序的，也有心情焦虑低落的，现场工作人员根本忙不过来。
最关键的，这个小区有上百号外国居民，操着不同国家的语言，沟通屡有不畅。
当时我想，反正我也无事可做，就主动帮他们一起引导排队吧。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件红马甲，我也顺势穿上了。从那一刻起，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临时抗疫志愿者。
右一为闫旭锋。
会三国语言，当上翻译组长
第一天的核酸检测工作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一直到下午6点，还陆陆续续有居民过来做检测。等到忙完收摊子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都冻僵了，也累惨了。这时，小区正式封闭的通知也来了，我只好收起最后的一丝回家的“侥幸”。
吃过晚饭，我跟着工作人员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大家一边复盘这一天的各种组织安排、突发状况，一边提出新的建议。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共同商讨工作细节。
我们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身为党员的我也加入其中，并被任命为翻译组的组长。
小区里有200多名外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光是第一天的核酸检测中，我就遇到了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西班牙人等等。好在我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小区里还有其他志愿者熟悉小语种，所以顺利地完成了当天现场各种问题的沟通解释。
为了第二天的二次核酸检测进展更顺利，我们当晚进行了全新的动线和组织安排，直至凌晨1点，大家才各自散去。
经历了短暂的休息，早上5点，我们重新布置检测现场。上午8点半，检测开始。有了前一天的经验教训，这一次我们规避了很多操作上不顺畅的环节，特别是开辟了一条外国人的专用检测通道。
因为外国居民的检测登记程序和中国居民的很不一样，加上需要沟通和解释的内容更多，混在一起检测容易拖慢彼此进度。
在新的检测安排和居民的配合下，这一次的全员核酸检测，竟然只用了3个多小时。
我们目前还在改进工作方式，尽最大可能减少人与人的不必要接触。比如针对大家的快递和外卖管理，我们准备了一批置物架，打算放在各个楼栋门前，消杀后由工作人员分发，方便大家拿取。
作为丈夫失责，但作为党员还是要身先士卒
这两天，时有偶发状况。比如老人下不了楼做核酸，或者有居民身体不舒服，我们都通过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志愿者主动上门得以解决。
不过，你别看我处理起居民琐事越来越有经验，可自己家的事却“一脑门子官司”。我的太太下个星期就将临盆，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再加上我被“隔离”后，没有第一时间跟她解释，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街道知道我的特殊情况，也在想办法帮我解决家庭照顾的问题。不过对我而言，此刻作为一个丈夫的失责，我已无暇去顾及，身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只能让自己冷静下来，先承担起一个党员的职责。
就在刚才，我又处理了一桩事情。一位外国女士反复解释，自己有急事，必须离开，有没有办法出去。我现身说法：我也有急事，甚至在小区里没有固定的居所，我同样出不去，还当上了志愿者。
她虽然着急，却很快表示了理解，并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有吃的吗？昨晚睡在哪里？
突然弄得我还挺感动的。事实上，自打昨天进来后，我还没有腾出时间关心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但小区物业早已在办公室里给我支了一个行军床，新的床单被褥，毛巾牙刷也都是新的。我告诉那位外国女士：不必担心我，中国政府都给我准备好了，请她放心。
闫旭锋的临时床铺。
这两天做核酸检测期间，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家的孩子，他们有的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有的五六岁，却调皮得很。我有时一边帮着翻译，一边还帮着他们照顾小朋友，感觉拉近了距离。
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场灾难，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帮助，同样是没有国界的。因为这场突然的隔离，还有两位外国友人、一位中国司机意外走进了这个小区，大家都不容易，但也都理解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