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重点：
1
中国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实现5%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2
按照购买力平价去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
3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只要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高收入国家）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
4
消费非常重要，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前设定在5%左右。中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哪些增长潜力可以挖掘？在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方面，究竟孰轻孰重？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实现5%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去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
中国能否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林毅夫表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只要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林毅夫预测，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2026年也能够实现。
关于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林毅夫表示，消费非常重要，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而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
以下是问答实录（有删节）：
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1、你提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在5%以上，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为何相对乐观？
林毅夫：主要是中国有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需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还处于产业升级阶段，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差距，这个差距具有后来者优势。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优势——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跟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并且中国在新经济上面有三个优势。
第一，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有很多既有企业精神，又有技术能力的天才。数量跟人口成正比，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数量就多。
第二，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达到规模经济。其他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但是因为我们国内市场规模大，实现了规模经济速度就可以比他们快，我们的竞争力就强。
第三，国内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
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让我们在新经济的技术创新上面跟其他国家比具有优势。
从硬件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像特斯拉电动汽车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的产量不到三万辆。它到中国来投资，第一年工厂就建成了，第二年产量就达到了48万辆，所以在新经济上面中国具有优势。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还挺大。再一个，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的资源也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
当然我前面讲的是潜力，这个潜力实际会实现多少要看国内、国际经济的情况。但是有8%的潜力，实现5%以上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2、外界有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无法超越美国，你怎么看待这种言论？
林毅夫：这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0%左右放缓到去年的5.2%。在这种状况之下就让人家觉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些乏力。
按照购买力平价去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现在GDP与美国的比例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情形。当时很多人都讲“日本第一”，日本会超越美国，结果日本不仅没超越美国，还跟美国的差距一度加大，现在日本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美国的20%。
所以这些经验就造成了有些人认为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我对这个看法不太同意。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美国打压，放弃了当时属于全世界最前沿的芯片产业。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几家芯片企业都在日本，像日立，东芝等，后来被要求转移到了美国。
第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放弃了利用产业政策去支持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产业政策是错的，政府不应该制订产业政策，制订产业政策一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经济发展不好。日本接受这个看法，80年代以后，就放弃了产业政策，使得日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处于停滞状态。
我前面讲，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再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我们在新经济上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而且我们和其他国家比，还有人才多、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
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
3、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哪里？
林毅夫：这也是一个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悲观的看法。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国内、国际上都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经济增长那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就认为中国失掉人口红利、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对经济增长来讲，劳动力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有效劳动就是劳动力数量乘以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最主要是教育水平。教育水平高，人力资本就高，教育质量就高。
我们确实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但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我们过去有人口红利，现在也有人口红利。过去是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
现在全世界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有53个，其中有27个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就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或更高，已经是发达国家；另外26个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50%，还处于追赶阶段，或是我们常讲的“未富先老”国家。
中国把创新摆在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位，相信新的生产力会不断涌现，生产力水平会不断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人均GDP还会不断提高，经济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率上。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讲，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发展态势可能会更好。
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3、你之前曾经说过，中国会在2025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否还坚持这一判断？
林毅夫：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联合国采用的一个标准。2021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13205美元，现在稍微调整了一下，达到13000美元。你要是跨过这个门槛，就是高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只要每年保持5%以上增长，快则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
只要把我们的增长潜力得到比较好的发挥，利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有利的条件，我相信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2026年也能够实现。
经济增长仍需要投资拉动
4、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当前我国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要让居民敢于消费，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林毅夫：过去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把过去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归因于投资拉动，需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对这种看法，我一直持有保留态度。
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又是什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所以，认为中国通过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需要转变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是不准确的。
曾经有段时间，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这个观点在国际上很流行，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环球经济展望》中，做了一个针对过去70年各国经验的专门研究。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投资增长率达到长期投资的三倍时，它的经济表现会非常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收入和出口增加、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都会加快。
这个研究基本上印证了我长期以来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有比较高的投资增长。当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应该是聚焦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面。
我们过去常讲中国投资增长快，有的人可能会把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对立起来。但从改革开放到2022年，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人均GDP增长达到8.1%，消费增长也维持在每年7%左右，是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
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要提振消费，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大家的收入增长，并提高大家对收入增长的预期。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增长、生产率水平提高，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提供必要的融资条件和政策环境。这样，我相信消费就能够非常有活力。
民营企业需要“练练功”
5、去年以来有关促进民营经济的政策密集出台，如何才能真正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林毅夫：民营经济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动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毫不动摇的。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人把我国经济发展不好归因于所谓的“国进民退”，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是强调国有企业、忽视甚至打压民营企业，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民营企业可能会对经营环境信心不足，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
现在中国发展最快、出口增长最有活力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像电动汽车、光伏太阳能、锂电池等，所以，认为中国打压民营企业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但是，现在民营企业确实遇到一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最好状态，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慢导致需求增加慢，对贸易就会有影响，民营企业所在产业有产能过剩的情形。所以，民营企业的表现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场影响，是国际贸易趋势变化造成的，并不是政策造成的。
面对这种情况，民营企业就需要“练练功”，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利用新的技术来转型。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好互联网带来的跨境贸易需求，也要探讨新经济所带来的新投资机会。
总的来讲，我认为民营企业需要把这些概念想清楚，同时随着经济态势变化挖掘外在存在的机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中国还是可以维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在30%左右，中国还会是全世界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这个过程也会给民营经济带来无限多机会。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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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实现5%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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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购买力平价去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
3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只要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高收入国家）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
4
消费非常重要，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前设定在5%左右。中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哪些增长潜力可以挖掘？在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方面，究竟孰轻孰重？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资源多，实现5%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去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
中国能否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林毅夫表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只要每年保持5%以上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林毅夫预测，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2026年也能够实现。
关于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林毅夫表示，消费非常重要，但是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而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
以下是问答实录（有删节）：
实现5%以上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
1、你提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在5%以上，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为何相对乐观？
林毅夫：主要是中国有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需要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还处于产业升级阶段，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差距，这个差距具有后来者优势。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优势——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跟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并且中国在新经济上面有三个优势。
第一，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有很多既有企业精神，又有技术能力的天才。数量跟人口成正比，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数量就多。
第二，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可以快速进入国内市场达到规模经济。其他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但是因为我们国内市场规模大，实现了规模经济速度就可以比他们快，我们的竞争力就强。
第三，国内有最好的产业配套能力。
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就让我们在新经济的技术创新上面跟其他国家比具有优势。
从硬件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像特斯拉电动汽车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的产量不到三万辆。它到中国来投资，第一年工厂就建成了，第二年产量就达到了48万辆，所以在新经济上面中国具有优势。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空间，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空间还挺大。再一个，中国的储蓄率高，投资的资源也多，中国也有发展经济的意愿。
当然我前面讲的是潜力，这个潜力实际会实现多少要看国内、国际经济的情况。但是有8%的潜力，实现5%以上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2、外界有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无法超越美国，你怎么看待这种言论？
林毅夫：这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0%左右放缓到去年的5.2%。在这种状况之下就让人家觉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些乏力。
按照购买力平价去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现在GDP与美国的比例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情形。当时很多人都讲“日本第一”，日本会超越美国，结果日本不仅没超越美国，还跟美国的差距一度加大，现在日本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美国的20%。
所以这些经验就造成了有些人认为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我对这个看法不太同意。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美国打压，放弃了当时属于全世界最前沿的芯片产业。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几家芯片企业都在日本，像日立，东芝等，后来被要求转移到了美国。
第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放弃了利用产业政策去支持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产业政策是错的，政府不应该制订产业政策，制订产业政策一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经济发展不好。日本接受这个看法，80年代以后，就放弃了产业政策，使得日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处于停滞状态。
我前面讲，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再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我们在新经济上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而且我们和其他国家比，还有人才多、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
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
3、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哪里？
林毅夫：这也是一个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悲观的看法。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国内、国际上都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经济增长那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就认为中国失掉人口红利、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因为对经济增长来讲，劳动力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劳动。有效劳动就是劳动力数量乘以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最主要是教育水平。教育水平高，人力资本就高，教育质量就高。
我们确实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但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我们过去有人口红利，现在也有人口红利。过去是数量红利，现在是质量红利。
现在全世界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有53个，其中有27个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就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或更高，已经是发达国家；另外26个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50%，还处于追赶阶段，或是我们常讲的“未富先老”国家。
中国把创新摆在新发展理念的第一位，相信新的生产力会不断涌现，生产力水平会不断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人均GDP还会不断提高，经济还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率上。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讲，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发展态势可能会更好。
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3、你之前曾经说过，中国会在2025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否还坚持这一判断？
林毅夫：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联合国采用的一个标准。2021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是13205美元，现在稍微调整了一下，达到13000美元。你要是跨过这个门槛，就是高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只要每年保持5%以上增长，快则一两年，慢的话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够跨过去。
只要把我们的增长潜力得到比较好的发挥，利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有利的条件，我相信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2026年也能够实现。
经济增长仍需要投资拉动
4、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当前我国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要让居民敢于消费，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
林毅夫：过去一段时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把过去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归因于投资拉动，需要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对这种看法，我一直持有保留态度。
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要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又是什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需要投资的。所以，认为中国通过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需要转变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是不准确的。
曾经有段时间，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持续这个观点在国际上很流行，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环球经济展望》中，做了一个针对过去70年各国经验的专门研究。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投资增长率达到长期投资的三倍时，它的经济表现会非常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收入和出口增加、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都会加快。
这个研究基本上印证了我长期以来的观点：一个国家如果要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就必须有比较高的投资增长。当然，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应该是聚焦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方面。
我们过去常讲中国投资增长快，有的人可能会把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对立起来。但从改革开放到2022年，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人均GDP增长达到8.1%，消费增长也维持在每年7%左右，是全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
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要提振消费，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大家的收入增长，并提高大家对收入增长的预期。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增长、生产率水平提高，不断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提供必要的融资条件和政策环境。这样，我相信消费就能够非常有活力。
民营企业需要“练练功”
5、去年以来有关促进民营经济的政策密集出台，如何才能真正稳定民营企业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林毅夫：民营经济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动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毫不动摇的。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人把我国经济发展不好归因于所谓的“国进民退”，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是强调国有企业、忽视甚至打压民营企业，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民营企业可能会对经营环境信心不足，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
现在中国发展最快、出口增长最有活力的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像电动汽车、光伏太阳能、锂电池等，所以，认为中国打压民营企业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但是，现在民营企业确实遇到一些困难，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恢复到以往的最好状态，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慢导致需求增加慢，对贸易就会有影响，民营企业所在产业有产能过剩的情形。所以，民营企业的表现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场影响，是国际贸易趋势变化造成的，并不是政策造成的。
面对这种情况，民营企业就需要“练练功”，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并且利用新的技术来转型。另一方面也要利用好互联网带来的跨境贸易需求，也要探讨新经济所带来的新投资机会。
总的来讲，我认为民营企业需要把这些概念想清楚，同时随着经济态势变化挖掘外在存在的机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中国还是可以维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在30%左右，中国还会是全世界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这个过程也会给民营经济带来无限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