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这本批评好莱坞为市场而逢迎中国政府的警世之作，2020年8月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作者芬顿也作为“曾经的喂龙人”而被定格在美中关系的宏大舞台上。 时隔数月，“喂龙人”芬顿和他的这部回忆录(以下简称《投喂中国龙》)近来再度被热炒。美国之音记者因此专访了芬顿，请他分享更多“投喂中国龙”的应景启示。 记者：芬顿先生，很荣幸您能再度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我们看到，法国广播电台本月初专访了您，并做了长篇报道。这受到媒体广泛注意，包括一些中国以外的中文媒体也敏锐反应，再度热议您这位曾经的“喂龙人”和您的《投喂中国龙》。您的回忆录出版数月后，为什么再度被热炒？ 芬顿：我也很高兴你们再次采访我。我是美国之音的粉丝，认为你们的使命符合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与美国之音中文部和英文部都有着不浅的渊源。 芬顿在回忆录的扉页上关于“自省”的感悟。（截屏） 我的那本《投喂中国龙》出版之后，甚至之前，都受到广泛关注。此前，因为美国选举全面铺开，特朗普的共和党频繁谈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而好莱坞、NBA都是很高调的行业，我们自然成为讨论美中关系的一个部分。而我的那本书正好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像在一堵墙上打开了一个洞，让原来墙后的一切变得一目了然。 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国内政治一度成为焦点，人们更关注政权的和平移交。这一切完成之后，如何应对中国重回视线，包括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应该延续下去，还是将寿终正寝；还有拜登在中国问题上会让怎样的一些顾问和官员围绕身边，比方说国务卿，国家安全机构负责的人选等。所有这些都围绕拜登是否继续强硬对待中国。 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仍然严重，显而易见，我们的中心思想是疫情来自中国，本来是中国的问题，然后变成了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的态度依然好斗和具挑衅性(aggressive),包括南中国海的军演，通过政府手段禁演一些电影，比方说《无依之地》，对该片导演赵婷发动的言论攻势，还有特斯拉因为批评南昌电网而道歉，后被新华网批“傲慢” 等等，这些现象都获得媒体关注。这也说明，这段时期，中国挑战没有变化，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它们或许感到，《投喂中国龙》里的故事的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播。 记者：我想美国等西方国家彷徨的应该是未来如何与中国共存，是黑脸唱到底，还是保留某种程度的红脸。您如何认为呢？ 芬顿：我要说的是，我不是鸽派。如果完全的鸽派是1分，完全鹰派是10分的话，我大约是6分，偏向鹰派。但是，我不想跟中国打热仗，也不希望打冷战，而是认为我们两个超级大国需要想办法共存。 我认为，我们顶多是战略竞争对手，同时也心知肚明，两国不会做朋友。我说的是两国政府，而不是两国人民。从人民的层面来说，我很喜欢中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 文化和商业交流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五个支柱中可以共同合作的两个。我们需要改变过去的交往方式，为两国制造公平，这是美国及其盟友更需要重点对待的。 我不认为政治、国安和人权方面我们和中国会有一致看法，至少不会在可见的未来达成一致。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把重点放在文化和商业交流上，找到一个公平的方式。 我认为，进入美国人为中国创造的资本市场是中国走到今天的根源，就是金融市场培养了中国对我们的竞争能力。此外，在每个企业，包括好莱坞在内，我们愿意转让技术，办合资企业，教中国人如何学习我们的做事方法，同时却没有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智慧产权，而且这些都是明明知道在给自己制造对手的情况下做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800年代早期也上演过类似的剧本，只不过当时的美国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不好的做法是企业个体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我们当时要追上欧洲工业革命，偷窃了欧洲很多技术之类的。有一天，欧洲说，嘿，美国，够了吧，请适可而止。这就是我们需要告知中国的时刻。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等到高调的特朗普上台后才拉响警报？我们需要反思。 我们的确应该更早对中国说，请适可而止。比方说，美国证交所(SEC)应该说，要进入我们的市场，你们要遵循与我们同样的会计标准，就像任何美国公司一样；世贸组织也应该把中国归类为发达国家，总之，我们需要在方方面面的细节上制造公平的竞争场所。 记者：您现在认为，《投喂中国龙》在帮助美国从中国“解套”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芬顿：我不想让我的书太说教，太政策化，而是更想让读者看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如何卷入和陷得(entangled and stuck)这么深；以及我们有多少优势力量(leverage)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包括他们的经济对我们那些想进入他们市场的企业和行业所造成的压力。 我想到的是，如果能够让人们进入我说的故事中，看看我是如何卷进去的，以及如何在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还是很内疚，没有看到当时自己做的事情长远来说是有害的，直到2019年，我看到香港反修例运动如何让美国NBA在中国遭遇禁播，才醒过来。我要读者了解，多数人都在做我做过的事情，这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像一台机器里的一个齿轮一样，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就是文化和商业交流，没有要有意出卖美国的灵魂和我们坚守的价值和利益，尽管我们是资本主义，需要赚钱；谁都没有为了进入市场而刻意出卖自己，当然也许有个别的会这么做。多数人都在全球化的使命中，在竭尽全力打开市场，因为这也利于美国和世界盟友。 这是当时推动我的，但是时间一长，发现结果是助长了另一个大国的不公平竞争心态。这点不但我们个人需要反思，政府也需要反思。 记者：刚才您提到最近蜚声影坛的年轻华裔女导演赵婷，因言论而受到中国批评，其金球奖获奖影片《无依之地》在中国被悄悄取消上演的事情。有网友评论说，未来，好莱坞不会再敢启用中国人拍电影了，或者不让他们涉足中国题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踩到地雷阵。您认为是这样吗？ 芬顿：我恰恰认为，好莱坞应该回到拍摄好片子的时代，拍出好的电影和电视内容，不要再想着中国，只管拍好电影，让电影业做好电影业。只要我们干得好，自然有中国消费者来消费。现在还有一点，还有人问我，我们能否制作一些对中国来说的敏感话题？我的回答是，当然，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开始更多朝这方面走。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支持所有制片厂作为一个行业来行动，而不是单打独斗，以防止在中国遭到报复。只有进行行业联合，我们才有力量对付报复。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共同坚守，中国用后退来保住颜面是更加容易的选择，因为政府可以用防火墙来阻挡不喜欢的内容进入。但是，好莱坞可以把电影拿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放映。我们还是可以赢。 我认为，现在整个好莱坞都看清了中共，没有谁不了解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认为，这些错误都应该纠正。尽管两年前，我还莫名奇怪地傻到没有意识到。 但是，也要看到现实的问题。不像亚马逊这类与中国没有历史交往的公司，传统的好莱坞制片厂与中国打交道是有历史的。而且，传统好莱坞的基础设施现在受到高科技日新月异、新冠疫情和消费者味口改变的围攻，所以，中国继续成为制片厂与投资人、股东等谈论的话题。我认为，传统制片厂非常不情愿讨论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好莱坞仍然在试图尽很大努力让中国对我们的活动感到激动，包括那些不对的事情。还有，好莱坞也在失去市场，因为用我们这一套训练了中国电影业，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人马拍出跟我们同样水平的片子。更有甚者，他们在监管制度下变得更加强大和威风。 我认为，现在，好莱坞制片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又不敢公开承认，因为那会让股东和投资人不安与担心，也会导致对制片厂的评估发生改变。就是说，如果这些制片厂对中国表明立场，只能加速市场份额的丢失。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播客用“投喂中国龙”命名，而且使用的口号是“芬顿与莱恩(另一名主持人)详解中国最新新闻”。您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学术研究人员，却致力于专门开节目来密集讨论中国，您是否感到自己肩负着某种使命？ 芬顿：我有两个孩子，是金猪龙凤胎，现在14岁。我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我坚定地相信，美中两个超级大国某种程度上需要共享这个世界，这样才能让我活下来，让我的孩子们活下来，也让我的孙子们活下来。 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推动两国之间走向有建设性的方向。但是，我不是专家，虽然无数次来往中国，但是从来没有在那里住下过；虽然了解很多，但也知道我还不了解很多。 不过，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呼吁每个美国人，告诉大家我们都与中国相关。我希望以此来获得关注，来推动政策，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政策，也包括大公司层面的政策。 我认为，了解和参与的人多，就意味着我要讲故事，要通过娱乐的方式，才能让人懂；用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吸引他们，这是我的作用。 我可以做到让事情简单化，要人们意识到，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打仗或者进入冷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想出一个突破过去40年的方法，这是关键所在。 美国帮助中国建立了市场。我们要用符合美国坚守和引以为豪的价值观，把钱赚回来，并让中国也获利，但是明白他们可能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而且坦率说，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民主；也许我们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荣辱与共的纽带，但是，却有必要矫正比赛场上的不公，让两国都获得新的机会。 只有足够多的人了解问题，这一切才可能发生。这就是我试图在播客中做的。 记者：您回忆录的名字“喂龙”(Feeding the Dragon)已经进入到您的推名--“喂龙人” (TheDragonFeeder)，以及您的播客名—同样是“喂龙”。看来，这两个字已经成为您的标签，或者说您已经创立了一个品牌。这是您有意推动的，还是自然的水到渠成？ 芬顿：人们也问我为什么推文号是“喂龙人”，我的回答是，我必须与这个标签共存，直到能够推动出变化为止，就是不再喂龙为止。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共谋，一切发展到今天，我也喂了龙，但是，我想改变这一切，哪怕只能起到一些微小的作用也在所不惜。事实上，这个品牌也在变得流行起来。 我在书里披露，那个过程中的确有人提醒过我，说我在喂龙；我老婆也一再问我，说真要这么喂野兽吗，可能喂到一定程度后，野兽会变得失控，我说其实这就是中国，也许是一头红龙。她说，啊，就是喂食红龙。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我这个“喂食红龙” 的主题是自然演化的。 让我欣慰的是，这个名字每天都在给我动力，从背后推动我前行。当然，现在我们推动改变跟中国的关系，推动让赛场变得平衡，肯定会引起一阵混乱。但是，当我们走出混乱之后，即便中国不会是我们的盟友，而是战略对手，我们双方的关系却会变得更加健康一些。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 做到这点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我会一直战斗下去，抗争下去。总要试一试，对吧。我很高兴你为美国之音进行这样的报道，因为你们拥有的是国际读者和观众，而“喂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好契合。 现在，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都在行动了。我认为，美国真需要尽快加入，以展示西方国家的团结战线。 记者：感谢芬顿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并为解锁美中关系提供思路。希望芬顿先生的子子孙孙都能平安幸福地在地球村里生活下去。 后记：根据娱乐业周刊《综艺》(Variety)的报道，芬顿曾经担任DMG娱乐公司的总裁 ，以及该公司的北美总经理。他是二十一部电影的制片人或者监制，这些影片在全球票房收入为20亿美元。
《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这本批评好莱坞为市场而逢迎中国政府的警世之作，2020年8月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作者芬顿也作为“曾经的喂龙人”而被定格在美中关系的宏大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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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数月，“喂龙人”芬顿和他的这部回忆录(以下简称《投喂中国龙》)近来再度被热炒。美国之音记者因此专访了芬顿，请他分享更多“投喂中国龙”的应景启示。
记者：芬顿先生，很荣幸您能再度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我们看到，法国广播电台本月初专访了您，并做了长篇报道。这受到媒体广泛注意，包括一些中国以外的中文媒体也敏锐反应，再度热议您这位曾经的“喂龙人”和您的《投喂中国龙》。您的回忆录出版数月后，为什么再度被热炒？
芬顿：我也很高兴你们再次采访我。我是美国之音的粉丝，认为你们的使命符合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与美国之音中文部和英文部都有着不浅的渊源。
芬顿在回忆录的扉页上关于“自省”的感悟。（截屏）
我的那本《投喂中国龙》出版之后，甚至之前，都受到广泛关注。此前，因为美国选举全面铺开，特朗普的共和党频繁谈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而好莱坞、NBA都是很高调的行业，我们自然成为讨论美中关系的一个部分。而我的那本书正好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像在一堵墙上打开了一个洞，让原来墙后的一切变得一目了然。
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国内政治一度成为焦点，人们更关注政权的和平移交。这一切完成之后，如何应对中国重回视线，包括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应该延续下去，还是将寿终正寝；还有拜登在中国问题上会让怎样的一些顾问和官员围绕身边，比方说国务卿，国家安全机构负责的人选等。所有这些都围绕拜登是否继续强硬对待中国。
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仍然严重，显而易见，我们的中心思想是疫情来自中国，本来是中国的问题，然后变成了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的态度依然好斗和具挑衅性(aggressive),包括南中国海的军演，通过政府手段禁演一些电影，比方说《无依之地》，对该片导演赵婷发动的言论攻势，还有特斯拉因为批评南昌电网而道歉，后被新华网批“傲慢” 等等，这些现象都获得媒体关注。这也说明，这段时期，中国挑战没有变化，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它们或许感到，《投喂中国龙》里的故事的确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播。
记者：我想美国等西方国家彷徨的应该是未来如何与中国共存，是黑脸唱到底，还是保留某种程度的红脸。您如何认为呢？
芬顿：我要说的是，我不是鸽派。如果完全的鸽派是1分，完全鹰派是10分的话，我大约是6分，偏向鹰派。但是，我不想跟中国打热仗，也不希望打冷战，而是认为我们两个超级大国需要想办法共存。
我认为，我们顶多是战略竞争对手，同时也心知肚明，两国不会做朋友。我说的是两国政府，而不是两国人民。从人民的层面来说，我很喜欢中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
文化和商业交流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五个支柱中可以共同合作的两个。我们需要改变过去的交往方式，为两国制造公平，这是美国及其盟友更需要重点对待的。
我不认为政治、国安和人权方面我们和中国会有一致看法，至少不会在可见的未来达成一致。让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边，把重点放在文化和商业交流上，找到一个公平的方式。
我认为，进入美国人为中国创造的资本市场是中国走到今天的根源，就是金融市场培养了中国对我们的竞争能力。此外，在每个企业，包括好莱坞在内，我们愿意转让技术，办合资企业，教中国人如何学习我们的做事方法，同时却没有保护我们自己的知识智慧产权，而且这些都是明明知道在给自己制造对手的情况下做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800年代早期也上演过类似的剧本，只不过当时的美国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不好的做法是企业个体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我们当时要追上欧洲工业革命，偷窃了欧洲很多技术之类的。有一天，欧洲说，嘿，美国，够了吧，请适可而止。这就是我们需要告知中国的时刻。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等到高调的特朗普上台后才拉响警报？我们需要反思。
我们的确应该更早对中国说，请适可而止。比方说，美国证交所(SEC)应该说，要进入我们的市场，你们要遵循与我们同样的会计标准，就像任何美国公司一样；世贸组织也应该把中国归类为发达国家，总之，我们需要在方方面面的细节上制造公平的竞争场所。
记者：您现在认为，《投喂中国龙》在帮助美国从中国“解套”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芬顿：我不想让我的书太说教，太政策化，而是更想让读者看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如何卷入和陷得(entangled and stuck)这么深；以及我们有多少优势力量(leverage)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包括他们的经济对我们那些想进入他们市场的企业和行业所造成的压力。
我想到的是，如果能够让人们进入我说的故事中，看看我是如何卷进去的，以及如何在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还是很内疚，没有看到当时自己做的事情长远来说是有害的，直到2019年，我看到香港反修例运动如何让美国NBA在中国遭遇禁播，才醒过来。我要读者了解，多数人都在做我做过的事情，这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像一台机器里的一个齿轮一样，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就是文化和商业交流，没有要有意出卖美国的灵魂和我们坚守的价值和利益，尽管我们是资本主义，需要赚钱；谁都没有为了进入市场而刻意出卖自己，当然也许有个别的会这么做。多数人都在全球化的使命中，在竭尽全力打开市场，因为这也利于美国和世界盟友。
这是当时推动我的，但是时间一长，发现结果是助长了另一个大国的不公平竞争心态。这点不但我们个人需要反思，政府也需要反思。
记者：刚才您提到最近蜚声影坛的年轻华裔女导演赵婷，因言论而受到中国批评，其金球奖获奖影片《无依之地》在中国被悄悄取消上演的事情。有网友评论说，未来，好莱坞不会再敢启用中国人拍电影了，或者不让他们涉足中国题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踩到地雷阵。您认为是这样吗？
芬顿：我恰恰认为，好莱坞应该回到拍摄好片子的时代，拍出好的电影和电视内容，不要再想着中国，只管拍好电影，让电影业做好电影业。只要我们干得好，自然有中国消费者来消费。现在还有一点，还有人问我，我们能否制作一些对中国来说的敏感话题？我的回答是，当然，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开始更多朝这方面走。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支持所有制片厂作为一个行业来行动，而不是单打独斗，以防止在中国遭到报复。只有进行行业联合，我们才有力量对付报复。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共同坚守，中国用后退来保住颜面是更加容易的选择，因为政府可以用防火墙来阻挡不喜欢的内容进入。但是，好莱坞可以把电影拿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放映。我们还是可以赢。
我认为，现在整个好莱坞都看清了中共，没有谁不了解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认为，这些错误都应该纠正。尽管两年前，我还莫名奇怪地傻到没有意识到。
但是，也要看到现实的问题。不像亚马逊这类与中国没有历史交往的公司，传统的好莱坞制片厂与中国打交道是有历史的。而且，传统好莱坞的基础设施现在受到高科技日新月异、新冠疫情和消费者味口改变的围攻，所以，中国继续成为制片厂与投资人、股东等谈论的话题。我认为，传统制片厂非常不情愿讨论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好莱坞仍然在试图尽很大努力让中国对我们的活动感到激动，包括那些不对的事情。还有，好莱坞也在失去市场，因为用我们这一套训练了中国电影业，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人马拍出跟我们同样水平的片子。更有甚者，他们在监管制度下变得更加强大和威风。
我认为，现在，好莱坞制片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又不敢公开承认，因为那会让股东和投资人不安与担心，也会导致对制片厂的评估发生改变。就是说，如果这些制片厂对中国表明立场，只能加速市场份额的丢失。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播客用“投喂中国龙”命名，而且使用的口号是“芬顿与莱恩(另一名主持人)详解中国最新新闻”。您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学术研究人员，却致力于专门开节目来密集讨论中国，您是否感到自己肩负着某种使命？
芬顿：我有两个孩子，是金猪龙凤胎，现在14岁。我的使命和目的就是，我坚定地相信，美中两个超级大国某种程度上需要共享这个世界，这样才能让我活下来，让我的孩子们活下来，也让我的孙子们活下来。
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推动两国之间走向有建设性的方向。但是，我不是专家，虽然无数次来往中国，但是从来没有在那里住下过；虽然了解很多，但也知道我还不了解很多。
不过，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争取呼吁每个美国人，告诉大家我们都与中国相关。我希望以此来获得关注，来推动政策，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政策，也包括大公司层面的政策。
我认为，了解和参与的人多，就意味着我要讲故事，要通过娱乐的方式，才能让人懂；用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吸引他们，这是我的作用。
我可以做到让事情简单化，要人们意识到，与另一个超级大国打仗或者进入冷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想出一个突破过去40年的方法，这是关键所在。
美国帮助中国建立了市场。我们要用符合美国坚守和引以为豪的价值观，把钱赚回来，并让中国也获利，但是明白他们可能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而且坦率说，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民主；也许我们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荣辱与共的纽带，但是，却有必要矫正比赛场上的不公，让两国都获得新的机会。
只有足够多的人了解问题，这一切才可能发生。这就是我试图在播客中做的。
记者：您回忆录的名字“喂龙”(Feeding the Dragon)已经进入到您的推名--“喂龙人” (TheDragonFeeder)，以及您的播客名—同样是“喂龙”。看来，这两个字已经成为您的标签，或者说您已经创立了一个品牌。这是您有意推动的，还是自然的水到渠成？
芬顿：人们也问我为什么推文号是“喂龙人”，我的回答是，我必须与这个标签共存，直到能够推动出变化为止，就是不再喂龙为止。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共谋，一切发展到今天，我也喂了龙，但是，我想改变这一切，哪怕只能起到一些微小的作用也在所不惜。事实上，这个品牌也在变得流行起来。
我在书里披露，那个过程中的确有人提醒过我，说我在喂龙；我老婆也一再问我，说真要这么喂野兽吗，可能喂到一定程度后，野兽会变得失控，我说其实这就是中国，也许是一头红龙。她说，啊，就是喂食红龙。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我这个“喂食红龙” 的主题是自然演化的。
让我欣慰的是，这个名字每天都在给我动力，从背后推动我前行。当然，现在我们推动改变跟中国的关系，推动让赛场变得平衡，肯定会引起一阵混乱。但是，当我们走出混乱之后，即便中国不会是我们的盟友，而是战略对手，我们双方的关系却会变得更加健康一些。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
做到这点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我会一直战斗下去，抗争下去。总要试一试，对吧。我很高兴你为美国之音进行这样的报道，因为你们拥有的是国际读者和观众，而“喂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正好契合。
现在，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都在行动了。我认为，美国真需要尽快加入，以展示西方国家的团结战线。
记者：感谢芬顿先生抽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并为解锁美中关系提供思路。希望芬顿先生的子子孙孙都能平安幸福地在地球村里生活下去。
后记：根据娱乐业周刊《综艺》(Variety)的报道，芬顿曾经担任DMG娱乐公司的总裁 ，以及该公司的北美总经理。他是二十一部电影的制片人或者监制，这些影片在全球票房收入为2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