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美国失业潮汹涌而至，令很多美国人猝不及防。伴随失业潮而来的，是一种矛盾的社会情绪——曾以“自给自足”为骄傲的人，现在却被迫申请失业救济，而普通人“努力工作就有回报”的信念、移民者们执着的“美国梦”，也开始受到挑战。
美国劳工部26日公布，截至3月2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328.3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3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描绘了这些初领失业救济的人的心情。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上星期的一天，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南部的食物银行“十字路口社区服务”的门口，聚集了很多人。27岁的达伦·兰西（Dalen Lacy），是一名仓库管理员兼7-11便利店店员。与当天前去食物银行的70%的人一样，兰西以前也从没来过这种地方。
作为2个孩子的父亲的他，仓库管理员的工作被辞退，7-11便利店的工作时长也被大幅缩减。
“我以前从没做过这样的事，”他与两个邻居一起驾车前来，“但为了孩子，我没有选择。”
隐忍着羞耻感，成千上万失业的美国人被迫向外求助，申请失业救济金、求助于众筹平台、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求捐款、接受同样受困的同事们的施舍。很多食品银行因访问者人数激增而难以招架。它们的很多志愿者出于安全原因留在家中，其中很多还是退休人士。
纽约市一家提供食物和住房援助的非盈利性机构，“大都会理事会”（Met Council）的首席执行官大卫·格林菲尔德（David Greenfield）表示，除了“第一次见到零售商雇员、厨师长、服务员以及餐厅老板”以外，上个星期他还很意外地见到了律师事务所的雇员前来领取救济，“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是一辈子不愁工作的。”
报道称，这场危机让美国的两大社会观念——“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的美国格言以及对“勤奋工作就能带来回报”的“近乎宗教式的虔诚信仰”，都受到挑战，失业者们被迫重新评估“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信念”。
在明尼苏达州的圣路易斯帕克，61岁的机械师斯科特·塞斯奇（Scott Theusch）上个星期成为初次申请失业金群体的一员。他现在抛弃了自己曾深信的观念，即那些“必须寻求救济的人”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
“人们确实没什么选择，”塞斯奇表示，“他们被告知不用回去工作了，你还能要求他们怎么办呢？”
在旧金山，29岁的美甲师萨曼莎·帕赛（Samantha Pasaye）在她工作的美甲店关门后，在Instagram上恳求他人捐款。她的妈妈得知此事后哭了。“我不是那种喜欢求人帮忙的人，”帕赛说，“我什么事都自己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放下我的骄傲。”
另一位达拉斯食物银行的“新访客”阿迪代·科德灵顿（Adedyo Codrington）是一名展会工作者和工会代表，3月8号被辞退后，他立刻申请了失业金，但第一笔钱并没有及时到账。
41岁的科德灵顿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决定去食物银行，到了那里却被告知“存货都被领完了”。他感到“被羞辱”。上个星期，他又去了一次，这次到得早了些。但等他到的时候，食物银行前已经排起了长队，他只领到一袋青豆。
此前他的同事们一同给他凑了100美元，也快花完了。现在他每天只吃一餐，靠喝糖水和中间不夹任何东西、他称之为“幻想三明治”的两片面包过活。
“从每个星期能赚1500美元到2000美元，”科德灵顿说，“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佛蒙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爱丽丝·福特吉尔（Alice Fothergill）表示，“在美国，很多人都以自给自足和独立为自豪。但这一点，现在会令很多人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纽约“大都会理事会”（Met Council）的格林菲尔德透露，很多第一次去他那里领取救济的人，都在不停地道歉，“他们说：‘很抱歉，你能帮帮我吗？’‘很抱歉我需要些食物’，‘很抱歉，但我需要付房租’，‘很抱歉，我需要帮助’。”
而在这场失业潮中，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是怎样的呢？
36岁的柯克·德温特（Kirk DeWindt）来自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帕克的私人教练，也是电视节目“单身汉”的三届参赛者。在不得不取消所有的私人培训课程之后，他的事业陷入停滞。他有一些积蓄，因此当他的母亲敦促他申请失业救济金时，德温特犹豫了。
“我比一般申请救济的人条件要好些，”他说，“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最后，他还是决定申请失业金。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移民群体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美国梦”。
48岁的亚历克斯·罗塔鲁（Alex Rotaru）是比佛利山庄的电影制片人和演员。21岁时，他离开了罗马尼亚。
“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救济我很了解，”他表示，“我来到美国之后，从没想过自己也会需要接受救济。”
现在，他面对着成堆的账单，纠结之后还是决定申请失业金，“确实有些难堪，但一想到我的儿子，就不考虑这么多了。”
38岁的恩斯特·维尔吉尔（Ernst Virgile）2012年与妻子从海地搬到美国时，下决心要“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在劳德代尔堡机场担任轮椅服务员和国际到达处的客户服务员两个职位，妻子在一家特许经营的店里工作。他们辛苦积攒，去年买了自己的房子，抚养了三个孩子，分别为7岁、5岁和2岁。而当他们二人三月份突遭失业时，他们大为震惊，陷入迷惘。
维尔吉尔先生仍在研究如何申请食品券和失业金，妻子则在为不得不恳求银行延后房贷还款而抹泪。
“我们并不习惯于这样的事，”维尔吉尔说，“我们来之前，知道自己一定要拼命工作，非常拼命，才能实现美国梦。但现在，我们却必须寻求失业救济。我们别无选择。”
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美国失业潮汹涌而至，令很多美国人猝不及防。伴随失业潮而来的，是一种矛盾的社会情绪——曾以“自给自足”为骄傲的人，现在却被迫申请失业救济，而普通人“努力工作就有回报”的信念、移民者们执着的“美国梦”，也开始受到挑战。
美国劳工部26日公布，截至3月21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328.3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3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描绘了这些初领失业救济的人的心情。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上星期的一天，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南部的食物银行“十字路口社区服务”的门口，聚集了很多人。27岁的达伦·兰西（Dalen Lacy），是一名仓库管理员兼7-11便利店店员。与当天前去食物银行的70%的人一样，兰西以前也从没来过这种地方。
作为2个孩子的父亲的他，仓库管理员的工作被辞退，7-11便利店的工作时长也被大幅缩减。
“我以前从没做过这样的事，”他与两个邻居一起驾车前来，“但为了孩子，我没有选择。”
隐忍着羞耻感，成千上万失业的美国人被迫向外求助，申请失业救济金、求助于众筹平台、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求捐款、接受同样受困的同事们的施舍。很多食品银行因访问者人数激增而难以招架。它们的很多志愿者出于安全原因留在家中，其中很多还是退休人士。
纽约市一家提供食物和住房援助的非盈利性机构，“大都会理事会”（Met Council）的首席执行官大卫·格林菲尔德（David Greenfield）表示，除了“第一次见到零售商雇员、厨师长、服务员以及餐厅老板”以外，上个星期他还很意外地见到了律师事务所的雇员前来领取救济，“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是一辈子不愁工作的。”
报道称，这场危机让美国的两大社会观念——“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的美国格言以及对“勤奋工作就能带来回报”的“近乎宗教式的虔诚信仰”，都受到挑战，失业者们被迫重新评估“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信念”。
在明尼苏达州的圣路易斯帕克，61岁的机械师斯科特·塞斯奇（Scott Theusch）上个星期成为初次申请失业金群体的一员。他现在抛弃了自己曾深信的观念，即那些“必须寻求救济的人”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
“人们确实没什么选择，”塞斯奇表示，“他们被告知不用回去工作了，你还能要求他们怎么办呢？”
在旧金山，29岁的美甲师萨曼莎·帕赛（Samantha Pasaye）在她工作的美甲店关门后，在Instagram上恳求他人捐款。她的妈妈得知此事后哭了。“我不是那种喜欢求人帮忙的人，”帕赛说，“我什么事都自己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放下我的骄傲。”
另一位达拉斯食物银行的“新访客”阿迪代·科德灵顿（Adedyo Codrington）是一名展会工作者和工会代表，3月8号被辞退后，他立刻申请了失业金，但第一笔钱并没有及时到账。
41岁的科德灵顿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决定去食物银行，到了那里却被告知“存货都被领完了”。他感到“被羞辱”。上个星期，他又去了一次，这次到得早了些。但等他到的时候，食物银行前已经排起了长队，他只领到一袋青豆。
此前他的同事们一同给他凑了100美元，也快花完了。现在他每天只吃一餐，靠喝糖水和中间不夹任何东西、他称之为“幻想三明治”的两片面包过活。
“从每个星期能赚1500美元到2000美元，”科德灵顿说，“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佛蒙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爱丽丝·福特吉尔（Alice Fothergill）表示，“在美国，很多人都以自给自足和独立为自豪。但这一点，现在会令很多人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纽约“大都会理事会”（Met Council）的格林菲尔德透露，很多第一次去他那里领取救济的人，都在不停地道歉，“他们说：‘很抱歉，你能帮帮我吗？’‘很抱歉我需要些食物’，‘很抱歉，但我需要付房租’，‘很抱歉，我需要帮助’。”
而在这场失业潮中，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是怎样的呢？
36岁的柯克·德温特（Kirk DeWindt）来自明尼苏达州布鲁克林帕克的私人教练，也是电视节目“单身汉”的三届参赛者。在不得不取消所有的私人培训课程之后，他的事业陷入停滞。他有一些积蓄，因此当他的母亲敦促他申请失业救济金时，德温特犹豫了。
“我比一般申请救济的人条件要好些，”他说，“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最后，他还是决定申请失业金。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移民群体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美国梦”。
48岁的亚历克斯·罗塔鲁（Alex Rotaru）是比佛利山庄的电影制片人和演员。21岁时，他离开了罗马尼亚。
“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救济我很了解，”他表示，“我来到美国之后，从没想过自己也会需要接受救济。”
现在，他面对着成堆的账单，纠结之后还是决定申请失业金，“确实有些难堪，但一想到我的儿子，就不考虑这么多了。”
38岁的恩斯特·维尔吉尔（Ernst Virgile）2012年与妻子从海地搬到美国时，下决心要“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在劳德代尔堡机场担任轮椅服务员和国际到达处的客户服务员两个职位，妻子在一家特许经营的店里工作。他们辛苦积攒，去年买了自己的房子，抚养了三个孩子，分别为7岁、5岁和2岁。而当他们二人三月份突遭失业时，他们大为震惊，陷入迷惘。
维尔吉尔先生仍在研究如何申请食品券和失业金，妻子则在为不得不恳求银行延后房贷还款而抹泪。
“我们并不习惯于这样的事，”维尔吉尔说，“我们来之前，知道自己一定要拼命工作，非常拼命，才能实现美国梦。但现在，我们却必须寻求失业救济。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