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连清川，资深媒体人，现任一道自媒体创始人兼CEO，前《南方周末》编辑 周三晚上，我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附近看了一场表演，《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实在不是我的菜。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大多数人如果到少林寺来玩，一定会喜欢这个表演。声光电，美少女，武术，奔跑的羊群……符合所有一切关于少林的想象。 但是几个精于计算的朋友摇头说：开一场，亏一场。 因为没人，没有游客。导游说：上座率还不到25%。我们十几个人，在贵宾区包了场。白日里温暖的洛阳，在没有人群的空旷山间，租来的厚实的军大衣也抵挡不了山里倏忽来去的山风的冷冽。 本当人山人海的龙门石窟，少林寺，白马寺，隋唐古城，俱都冷冷清清。 每过一地，我都忍不住在想，那些宾馆、民宿、饭店、车船、脚夫、茶室、商城，那些只想着茶米油盐酱醋茶的寻常人家，他们过得还好吗？ 01 云南省瑞丽市长尚腊边很硬气，在回答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我们不需要外部援助。 至于网友在各个社交平台中说到的困境，尚市长说，你们还是关注官方的吧，那个（些）是私人的。 瑞丽终于被看见，确实因为两个非常私人的帖子。 10月26日，一个署名为林零七_7的网友，自称是来自瑞丽的学生，说道这个地处边陲，在公众心中几乎毫无存在感的小城市，在3次的封城隔离中，已近崩溃。 “林零七\_7”的微博（图/微博） 3月31日，第一次封城，27天； 7月4日，第二次封城，20天； 8月3日，第三次封城，直至今日。 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她已然在外面一年，无从见到家人。 人伦惨剧四处发生，老人走了，也送不得。 因为隔离，许多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工作，但也得不到补贴，生计无着。 想要离开的人，还需要自费隔离。而隔离的条件，也是差强人意。 7月份，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号，几个缅甸华侨小姐姐，远征军的后代，也面临被清理回去缅甸。这个帖子中，也谈到缅甸华侨即将被驱赶。 在其它的一些帖子中，瑞丽已形同空城，50万的居民，仅存10万。而《中国慈善家杂志》的报道中，有一位瑞丽官员说，这太夸张了，“20万还是有的”。 还有一个帖子，就是10月28日成为热传的前瑞丽副市长戴荣里的稿子《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说道瑞丽五次封城。 戴荣里的文章，其实并没有个案，也没有数据，不过痛心于边境城市所承担的国门职责，城市财政的匮乏与枯竭，以及上万电信诈骗者寻求自首而不得的政治困境。 尚市长回应澎湃说道：戴荣里给出的，是四五年前的资料。 我听不懂市长大人的意思。戴荣里的问题是疫情所导致的困境与崩塌，在2020年之后；而如果四五年前，那么戴文所说，全是美丽与英雄，难道市长是在否定瑞丽的这些卓越吗？ 中国向来有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便是形成一个有效的社会救助网络。拒绝外界求助，究竟出于什么心理？更何况，即便认同瑞丽官员所提供的数字，一个50万人口城市，逃亡了30万，难道还不足于说明这个城市，已濒临溺毙？ 清朝的雍正皇帝曾经怒斥那些罔顾灾民的官员“是何心肝！”眼见自己城市的居民，陷入重重困境，而侈谈“保障民生”的官员，是何心肝？ 02 陷入困境的，非仅瑞丽一城。 10月3日，伊犁发现2个无症状感染者，3个小时内，封城。 10月24日，有人发布了一篇文章，《伊犁21天》，描述封城状态中的生活。 直至今日搜索新闻，查看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封城中的人们，以及何时解封。伊犁人怎样了，他们生活得可好？ 伊犁消失在新闻中。 10月17日，西安发现两名感染者，曾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旅游。当天，额济纳旗封城。 一个3万居民的城市，突然发现，留下了9412名的隔离者。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几天前写了一篇文章《额济纳不是防疫不努力，是真的穷到揭不开锅》。 这真的是一个基本常识了。一个负担3万人的公共财政，突然要养活增加了的1/3人口的吃喝拉撒，资源、设备、医疗，乃至食物，如何负担得了？ 瑞丽、伊犁、额济纳旗，这些原本只有在我们的长假规划中才出现的地名，这些原本是我们风光旖旎，浪漫脱尘的想象之地，突然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多少有些令我们难以释怀。 从10月17日起发端的这一轮疫情，已经袭击12省市，这一次，全部在中西部地区，那些在前几轮疫情中相对平静、无辜的地区。 他们都是沈从文美文中的“边城”：宁静、柔美、无辜。 边城沦为灾区，却比之那些中心城市，更加苦楚难言。 他们之所以是边城，是因为地处偏远，与世无争。平日里百无聊赖，都等待节假日里爆发一次短期的旅游高峰，以贴补日常拮据的生存。 当他们为疫情所袭击的时候，情形更加酷烈，关注更加稀缺，而日常更加苦痛。 瑞丽发出的，不过是痛楚难当的呻吟；伊犁21天的风轻云淡，是难以承受的生与存的辗转；而额济纳旗的穷困潦倒，更是计无所出，不知所措的难堪。 可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过在媒体与自媒体的流量雄文中瞬间沉浮，关注过去之后，他们依然在呻吟、挣扎、无助、呐喊。 但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原本只配三五天的关注。 因为他们不是中心城市，没人会给予无限的关爱。流量是昂贵的，关注是昂贵的，同情也是昂贵的。 可是这12省中，还有多少的呐喊与嘶吼与求救与哀告，不曾被听见？ 03 我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在使用一个不严谨的说法：中国现在是在转着圈封城。 一个省份一个省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转着圈。 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不仅国家走出了封闭与孤立，城市也已经走出了封闭与孤立。 前现代社会里的多数城市与区域，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经济的小循环，与交通物流的闭塞，使他们能够维持城市与居民的不假外求。 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的依存与分工，已经逐渐形成。每个城市，在自我的优势资源放大之后，变成了单一功能型的城市，因此逐渐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城市分工。 在日常状态中，国家常常鼓励城市形成分工与特色，自然是十分正确的，通过比较优势的放大，能够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福利。例如，旅游城市、工业城市、小商品城市等等。他们可以甩掉能够替代的产业包袱，从而专注发展单一产业。 粮食、物资、医疗，自然都是可以被许多特色城市甩掉的“包袱”。 瑞丽、伊犁和额济纳旗，都是旅游型城市。而旅游型城市，注定了他们在物资与资源上，严重依赖外部地区。为什么这些城市一旦陷入封城境地，便会极其凄惨，恰恰在于他们的物资储备，是严重不足的。 他们还将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未来生活的困顿。 一天不开放，他们的生计都会成问题。他们不仅依赖外部区域提供资源，而且依赖外部游客，带来生存资源。 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开放，但是他们却有同时比任何其它地区都要脆弱。 几乎所有的现代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资源上，在某种物资上，在某种生存本质上，需要外部的资源、技术或支持。 只要城市或地区的“社交”存在，疫情传播就是防不胜防的。 这就注定了，在当下的清零政策中，转着圈封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4 早在8月20日的时候，钟南山院士就已经振聋发聩提出，当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达到80%的时候，就可以实现有效的“群体免疫”。 而到10月15日，随着疫情的不断反复，与新型病毒的不断演化，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已经提出，疫苗接种的目标已经转变，现在疫苗接种已经无法完全阻挡疾病的传播，疫苗接种的目标主要是把疾病的危害性降到最低水平。 他认为，在疫苗普及接种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病死率已经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逐渐选择带疫开放。 两位抗疫英雄与权威，不约而同指出的方向是：在疫苗的保障之下，有限的开放是可以实现的。 前面已经谈到，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总体市场的分工，专业化，与彼此之间的依存。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理念，就是社交与交流。城市封城，便是城市社死。个人社死，不过是个体遭殃；而城市社死，便意味着整个城市及其居民沦入生存与发展的困顿。 因而，现代公共卫生体制，所讨论的，是为大多数居民或公民提供卫生机制。这种公共卫生机制，未必以消灭疾病为目标（那更是医疗科学或研究的目标），而是保障与防止疾病成为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它的目标更在于控制，而非消灭。 这是一个更加实际的原则：因为现代社会的流通性存在，使消灭极其难以实现，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过高目标实现并不现实。 现代社会在类似新冠的传染病中显示出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世界之间的连接给病毒传播提供了温床。 但它也并不是全是弱势。 因为社交与交流的存在，所以一旦预防治疗的手段出来之后，便能够迅速扩散与传输，例如疫苗，例如特效药。 还有经验。一个城市的防治经验，应当快速可以演化成一套机制与程序，推广普及成为其它城市的机制与程序。 接下来便是联防联治。因为整体市场与区域彼此依存，因此一个城市在传染病中的兴亡常常影响另外一个城市的兴亡，因此，省市与省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形成联防联治，而非各自为政，以邻为壑。 再有便是资源分配。即便是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型综合城市，也难以实现资源的完全自足，而需要来自全国与全世界资源交流与交换。 现存确诊（图/凤凰网） 在以上原则之中观察，便会看出瑞丽地方官员之无知与无情。它既不要别人的援助，便也不会提供援助给别人。例如驱逐华侨，例如拒绝缅甸人员的归来，都是前现代社会闭关锁国，孤岛政治的方法论。 疫苗的普及；不断进步，来自全世界的疫苗与治疗方法与药物的交流与交换；形成联防联治的快速反应机制，乃是当下对待新冠疫情全球变化形态的方法。 简单地说，有条件的群体免疫，带疫开放，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选项。 以孤岛抗疫、转圈封城和拒绝救援的方式，国家与城市能否抗疫成功未为可知，而国民与市民，在这场焦土抗疫中，日益困顿，民生日蹙，是一个必然结果。 在疫苗、治疗与方法论已经全然具备的前提下，瑞丽也好，伊犁也好，额济纳旗也好，都已经不必再承受这样的苦难了。 钟南山和张文宏，建立的基础都是现代公共卫生机制，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为睿智、专业与负责的专业人士，现在，我们是该认真聆听他们的教诲。 边城是沉默者，快要溺水时，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 而现代社会的目标，就是不应当让任何一个沉默者沉没。
本文作者：连清川，资深媒体人，现任一道自媒体创始人兼CEO，前《南方周末》编辑
周三晚上，我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附近看了一场表演，《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东西，实在不是我的菜。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大多数人如果到少林寺来玩，一定会喜欢这个表演。声光电，美少女，武术，奔跑的羊群……符合所有一切关于少林的想象。
但是几个精于计算的朋友摇头说：开一场，亏一场。
因为没人，没有游客。导游说：上座率还不到25%。我们十几个人，在贵宾区包了场。白日里温暖的洛阳，在没有人群的空旷山间，租来的厚实的军大衣也抵挡不了山里倏忽来去的山风的冷冽。
本当人山人海的龙门石窟，少林寺，白马寺，隋唐古城，俱都冷冷清清。
每过一地，我都忍不住在想，那些宾馆、民宿、饭店、车船、脚夫、茶室、商城，那些只想着茶米油盐酱醋茶的寻常人家，他们过得还好吗？
01
云南省瑞丽市长尚腊边很硬气，在回答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说，我们不需要外部援助。
至于网友在各个社交平台中说到的困境，尚市长说，你们还是关注官方的吧，那个（些）是私人的。
瑞丽终于被看见，确实因为两个非常私人的帖子。
10月26日，一个署名为林零七_7的网友，自称是来自瑞丽的学生，说道这个地处边陲，在公众心中几乎毫无存在感的小城市，在3次的封城隔离中，已近崩溃。
“林零七\_7”的微博（图/微博）
3月31日，第一次封城，27天；
7月4日，第二次封城，20天；
8月3日，第三次封城，直至今日。
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她已然在外面一年，无从见到家人。
人伦惨剧四处发生，老人走了，也送不得。
因为隔离，许多人自然也就没有了工作，但也得不到补贴，生计无着。
想要离开的人，还需要自费隔离。而隔离的条件，也是差强人意。
7月份，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号，几个缅甸华侨小姐姐，远征军的后代，也面临被清理回去缅甸。这个帖子中，也谈到缅甸华侨即将被驱赶。
在其它的一些帖子中，瑞丽已形同空城，50万的居民，仅存10万。而《中国慈善家杂志》的报道中，有一位瑞丽官员说，这太夸张了，“20万还是有的”。
还有一个帖子，就是10月28日成为热传的前瑞丽副市长戴荣里的稿子《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说道瑞丽五次封城。
戴荣里的文章，其实并没有个案，也没有数据，不过痛心于边境城市所承担的国门职责，城市财政的匮乏与枯竭，以及上万电信诈骗者寻求自首而不得的政治困境。
尚市长回应澎湃说道：戴荣里给出的，是四五年前的资料。
我听不懂市长大人的意思。戴荣里的问题是疫情所导致的困境与崩塌，在2020年之后；而如果四五年前，那么戴文所说，全是美丽与英雄，难道市长是在否定瑞丽的这些卓越吗？
中国向来有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便是形成一个有效的社会救助网络。拒绝外界求助，究竟出于什么心理？更何况，即便认同瑞丽官员所提供的数字，一个50万人口城市，逃亡了30万，难道还不足于说明这个城市，已濒临溺毙？
清朝的雍正皇帝曾经怒斥那些罔顾灾民的官员“是何心肝！”眼见自己城市的居民，陷入重重困境，而侈谈“保障民生”的官员，是何心肝？
02
陷入困境的，非仅瑞丽一城。
10月3日，伊犁发现2个无症状感染者，3个小时内，封城。
10月24日，有人发布了一篇文章，《伊犁21天》，描述封城状态中的生活。
直至今日搜索新闻，查看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封城中的人们，以及何时解封。伊犁人怎样了，他们生活得可好？
伊犁消失在新闻中。
10月17日，西安发现两名感染者，曾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旅游。当天，额济纳旗封城。
一个3万居民的城市，突然发现，留下了9412名的隔离者。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几天前写了一篇文章《额济纳不是防疫不努力，是真的穷到揭不开锅》。
这真的是一个基本常识了。一个负担3万人的公共财政，突然要养活增加了的1/3人口的吃喝拉撒，资源、设备、医疗，乃至食物，如何负担得了？
瑞丽、伊犁、额济纳旗，这些原本只有在我们的长假规划中才出现的地名，这些原本是我们风光旖旎，浪漫脱尘的想象之地，突然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多少有些令我们难以释怀。
从10月17日起发端的这一轮疫情，已经袭击12省市，这一次，全部在中西部地区，那些在前几轮疫情中相对平静、无辜的地区。
他们都是沈从文美文中的“边城”：宁静、柔美、无辜。
边城沦为灾区，却比之那些中心城市，更加苦楚难言。
他们之所以是边城，是因为地处偏远，与世无争。平日里百无聊赖，都等待节假日里爆发一次短期的旅游高峰，以贴补日常拮据的生存。
当他们为疫情所袭击的时候，情形更加酷烈，关注更加稀缺，而日常更加苦痛。
瑞丽发出的，不过是痛楚难当的呻吟；伊犁21天的风轻云淡，是难以承受的生与存的辗转；而额济纳旗的穷困潦倒，更是计无所出，不知所措的难堪。
可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过在媒体与自媒体的流量雄文中瞬间沉浮，关注过去之后，他们依然在呻吟、挣扎、无助、呐喊。
但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原本只配三五天的关注。
因为他们不是中心城市，没人会给予无限的关爱。流量是昂贵的，关注是昂贵的，同情也是昂贵的。
可是这12省中，还有多少的呐喊与嘶吼与求救与哀告，不曾被听见？
03
我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在使用一个不严谨的说法：中国现在是在转着圈封城。
一个省份一个省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转着圈。
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里，不仅国家走出了封闭与孤立，城市也已经走出了封闭与孤立。
前现代社会里的多数城市与区域，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经济的小循环，与交通物流的闭塞，使他们能够维持城市与居民的不假外求。
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的依存与分工，已经逐渐形成。每个城市，在自我的优势资源放大之后，变成了单一功能型的城市，因此逐渐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城市分工。
在日常状态中，国家常常鼓励城市形成分工与特色，自然是十分正确的，通过比较优势的放大，能够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福利。例如，旅游城市、工业城市、小商品城市等等。他们可以甩掉能够替代的产业包袱，从而专注发展单一产业。
粮食、物资、医疗，自然都是可以被许多特色城市甩掉的“包袱”。
瑞丽、伊犁和额济纳旗，都是旅游型城市。而旅游型城市，注定了他们在物资与资源上，严重依赖外部地区。为什么这些城市一旦陷入封城境地，便会极其凄惨，恰恰在于他们的物资储备，是严重不足的。
他们还将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未来生活的困顿。
一天不开放，他们的生计都会成问题。他们不仅依赖外部区域提供资源，而且依赖外部游客，带来生存资源。
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开放，但是他们却有同时比任何其它地区都要脆弱。
几乎所有的现代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资源上，在某种物资上，在某种生存本质上，需要外部的资源、技术或支持。
只要城市或地区的“社交”存在，疫情传播就是防不胜防的。
这就注定了，在当下的清零政策中，转着圈封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04
早在8月20日的时候，钟南山院士就已经振聋发聩提出，当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达到80%的时候，就可以实现有效的“群体免疫”。
而到10月15日，随着疫情的不断反复，与新型病毒的不断演化，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已经提出，疫苗接种的目标已经转变，现在疫苗接种已经无法完全阻挡疾病的传播，疫苗接种的目标主要是把疾病的危害性降到最低水平。
他认为，在疫苗普及接种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病死率已经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逐渐选择带疫开放。
两位抗疫英雄与权威，不约而同指出的方向是：在疫苗的保障之下，有限的开放是可以实现的。
前面已经谈到，现代社会的核心，是总体市场的分工，专业化，与彼此之间的依存。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础理念，就是社交与交流。城市封城，便是城市社死。个人社死，不过是个体遭殃；而城市社死，便意味着整个城市及其居民沦入生存与发展的困顿。
因而，现代公共卫生体制，所讨论的，是为大多数居民或公民提供卫生机制。这种公共卫生机制，未必以消灭疾病为目标（那更是医疗科学或研究的目标），而是保障与防止疾病成为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它的目标更在于控制，而非消灭。
这是一个更加实际的原则：因为现代社会的流通性存在，使消灭极其难以实现，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过高目标实现并不现实。
现代社会在类似新冠的传染病中显示出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世界之间的连接给病毒传播提供了温床。
但它也并不是全是弱势。
因为社交与交流的存在，所以一旦预防治疗的手段出来之后，便能够迅速扩散与传输，例如疫苗，例如特效药。
还有经验。一个城市的防治经验，应当快速可以演化成一套机制与程序，推广普及成为其它城市的机制与程序。
接下来便是联防联治。因为整体市场与区域彼此依存，因此一个城市在传染病中的兴亡常常影响另外一个城市的兴亡，因此，省市与省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形成联防联治，而非各自为政，以邻为壑。
再有便是资源分配。即便是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型综合城市，也难以实现资源的完全自足，而需要来自全国与全世界资源交流与交换。
现存确诊（图/凤凰网）
在以上原则之中观察，便会看出瑞丽地方官员之无知与无情。它既不要别人的援助，便也不会提供援助给别人。例如驱逐华侨，例如拒绝缅甸人员的归来，都是前现代社会闭关锁国，孤岛政治的方法论。
疫苗的普及；不断进步，来自全世界的疫苗与治疗方法与药物的交流与交换；形成联防联治的快速反应机制，乃是当下对待新冠疫情全球变化形态的方法。
简单地说，有条件的群体免疫，带疫开放，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选项。
以孤岛抗疫、转圈封城和拒绝救援的方式，国家与城市能否抗疫成功未为可知，而国民与市民，在这场焦土抗疫中，日益困顿，民生日蹙，是一个必然结果。
在疫苗、治疗与方法论已经全然具备的前提下，瑞丽也好，伊犁也好，额济纳旗也好，都已经不必再承受这样的苦难了。
钟南山和张文宏，建立的基础都是现代公共卫生机制，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为睿智、专业与负责的专业人士，现在，我们是该认真聆听他们的教诲。
边城是沉默者，快要溺水时，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呼救。
而现代社会的目标，就是不应当让任何一个沉默者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