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幽默让威权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镇压笑话，就显得荒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显得软弱。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推翻专制统治者的三种武器》，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专栏作家）介绍说，有三种反抗专制的方法似乎效果很好。首先是嘲讽和幽默——最好是黄段子。 文章介绍说，“草泥马”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风行一时——这可能会让未来研究中国档案的动物学家感到困惑，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动物。这其实是个粗俗的玩笑话：在中文里，“草泥马”和一句脏话音近，其露骨程度足以让你的屏幕都感到不好意思。但它表面上的意思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动物，因此被用来捉弄中国的网络审查员。 中国的商家出售形似羊驼的草泥马玩偶，一部伪纪录片还煞有介事地描述它的习性。更有中文歌曲描绘了草泥马与河蟹的史诗之战——因“河蟹”是“和谐”的谐音。这首歌最终以草泥马获胜告终。“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歌中唱道。 作者认为，幽默让威权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镇压笑话，就显得荒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显得软弱。独裁者有何计可施？就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有时人们嘲笑他长得像小熊维尼。因此，中国禁止了维尼熊的图像和电影，但这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来嘲笑他。 文章说，另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是不强调民主本身，而是聚焦统治者的腐败、虚伪与经济管理不善。第三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是聚焦个体的力量——用个人悲剧取代大规模的压迫。反种族隔离运动曾使用“释放南非政治犯”的口号，但收效甚微，直至改为“释放曼德拉”才扭转乾坤，之后的故事就世人皆知了。 “真正恐惧的是他们” “身处海外的中国人能够为高墙之内的人们做些什么？”从白纸运动开始，当时在意大利刚刚毕业的“李老师”（李颖）把他的推特账号逐渐变成链接高墙内外的一个信息集散中心。那些在抖音、微博这些国内互联网平台上无法出现或者被消失的内容，经由一个个匿名投稿出现在海外，成为中共无法忽视的巨大威胁。中国时事节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最近对“李老师”进行了访谈。 访谈中，李老师说，可能大家很多时候有一种误解：你们出去了，你们在安全的地方，你们才可以做这些事情。但其实，其实很多人因为这些事情没法过正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之前工作的地方被大使馆写信。在加拿大，也天天有人去找多伦多方脸的住所。我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派黑手党上门骚扰我。这种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样子。不是大家想象中我们不想出来找个班上，正常过一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你正常的生活，他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惩罚你。” 但是换一种角度看，李老师指出，“我只需要敲敲键盘，他们就需要付出非常大的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去解决一个事情，我肯定是稳赚不赔的。哪怕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有人破门进来把我抓走，我也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因为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足够的伤害了。”同时，“这一切就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所以才会这样做。他们害怕互联网上的一条帖子，害怕一条评论，害怕一个视频。所以说他们去展现出更多恐怖，好让你不发现他们的恐惧。但实际上真正恐惧的是他们。” 习近平最关心的是大国地位 总部位于新泽西的《中国民主季刊》发表文章《习近平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与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研究员钟伟锋讨论了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钟伟锋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拍卖和出售土地给开发商。他们的运作方式其实相当神奇，因为根据中国法律，土地是国家所有的，或者是农村集体所有的。法律基本上规定城市土地必须由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则是集体所有。但是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农村？两者的边界是由国家划定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开始很小，但随著时间的推移，上海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又变得更大一些……每次重新划定地界时，新纳入城市边界的土地就会变成国家所有，也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 钟伟锋说，习近平上任以来，他就开始插手城市、地方政府的财政。因为各地显然存在房地产泡沫，中央便开始提出要求，要介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过程，想看看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卖地过程中当然会有腐败，因为那是让中国经济车轮运转的润滑油。然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更多的介入，破坏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讨论而言，中央政府很难不试图把手伸进地方政府的口袋。这需要克制，而克制并不可靠。也许这就是阿西莫格鲁（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说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来防止中央政府的攫取，那么即使地方政府暂时有良好的动机来发展经济，这种动机也不会持续太久。 白明认为，理论上，习近平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明显的措施，领导层可以在市场改革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需要民主化（尽管我们很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而是仅仅在一个技术官僚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税制改革、财政改革、市场改革。此外，中国的医疗系统目前状况相当糟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然而，习近平对这些没有任何兴趣。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他对如何实现大国地位的定义却很狭隘。我认为他“沉迷”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以致忽略了我认为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更为紧迫的长期挑战：税收和财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
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幽默让威权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镇压笑话，就显得荒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显得软弱。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推翻专制统治者的三种武器》，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专栏作家）介绍说，有三种反抗专制的方法似乎效果很好。首先是嘲讽和幽默——最好是黄段子。
文章介绍说，“草泥马”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风行一时——这可能会让未来研究中国档案的动物学家感到困惑，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动物。这其实是个粗俗的玩笑话：在中文里，“草泥马”和一句脏话音近，其露骨程度足以让你的屏幕都感到不好意思。但它表面上的意思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动物，因此被用来捉弄中国的网络审查员。
中国的商家出售形似羊驼的草泥马玩偶，一部伪纪录片还煞有介事地描述它的习性。更有中文歌曲描绘了草泥马与河蟹的史诗之战——因“河蟹”是“和谐”的谐音。这首歌最终以草泥马获胜告终。“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歌中唱道。
作者认为，幽默让威权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镇压笑话，就显得荒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显得软弱。独裁者有何计可施？就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有时人们嘲笑他长得像小熊维尼。因此，中国禁止了维尼熊的图像和电影，但这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来嘲笑他。
文章说，另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是不强调民主本身，而是聚焦统治者的腐败、虚伪与经济管理不善。第三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是聚焦个体的力量——用个人悲剧取代大规模的压迫。反种族隔离运动曾使用“释放南非政治犯”的口号，但收效甚微，直至改为“释放曼德拉”才扭转乾坤，之后的故事就世人皆知了。
“真正恐惧的是他们”
“身处海外的中国人能够为高墙之内的人们做些什么？”从白纸运动开始，当时在意大利刚刚毕业的“李老师”（李颖）把他的推特账号逐渐变成链接高墙内外的一个信息集散中心。那些在抖音、微博这些国内互联网平台上无法出现或者被消失的内容，经由一个个匿名投稿出现在海外，成为中共无法忽视的巨大威胁。中国时事节目“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最近对“李老师”进行了访谈。
访谈中，李老师说，可能大家很多时候有一种误解：你们出去了，你们在安全的地方，你们才可以做这些事情。但其实，其实很多人因为这些事情没法过正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之前工作的地方被大使馆写信。在加拿大，也天天有人去找多伦多方脸的住所。我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派黑手党上门骚扰我。这种生活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回到原本的样子。不是大家想象中我们不想出来找个班上，正常过一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你正常的生活，他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惩罚你。”
但是换一种角度看，李老师指出，“我只需要敲敲键盘，他们就需要付出非常大的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去解决一个事情，我肯定是稳赚不赔的。哪怕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有人破门进来把我抓走，我也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因为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足够的伤害了。”同时，“这一切就是因为他们害怕你，所以才会这样做。他们害怕互联网上的一条帖子，害怕一条评论，害怕一个视频。所以说他们去展现出更多恐怖，好让你不发现他们的恐惧。但实际上真正恐惧的是他们。”
习近平最关心的是大国地位
总部位于新泽西的《中国民主季刊》发表文章《习近平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与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研究员钟伟锋讨论了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钟伟锋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拍卖和出售土地给开发商。他们的运作方式其实相当神奇，因为根据中国法律，土地是国家所有的，或者是农村集体所有的。法律基本上规定城市土地必须由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则是集体所有。但是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农村？两者的边界是由国家划定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开始很小，但随著时间的推移，上海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又变得更大一些……每次重新划定地界时，新纳入城市边界的土地就会变成国家所有，也会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
钟伟锋说，习近平上任以来，他就开始插手城市、地方政府的财政。因为各地显然存在房地产泡沫，中央便开始提出要求，要介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过程，想看看是否存在腐败问题。卖地过程中当然会有腐败，因为那是让中国经济车轮运转的润滑油。然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更多的介入，破坏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讨论而言，中央政府很难不试图把手伸进地方政府的口袋。这需要克制，而克制并不可靠。也许这就是阿西莫格鲁（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说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来防止中央政府的攫取，那么即使地方政府暂时有良好的动机来发展经济，这种动机也不会持续太久。
白明认为，理论上，习近平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明显的措施，领导层可以在市场改革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需要民主化（尽管我们很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而是仅仅在一个技术官僚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税制改革、财政改革、市场改革。此外，中国的医疗系统目前状况相当糟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然而，习近平对这些没有任何兴趣。他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他对如何实现大国地位的定义却很狭隘。我认为他“沉迷”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以致忽略了我认为中国需要认真对待的、更为紧迫的长期挑战：税收和财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