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香港食肆门外设置“连侬牆”。
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半年，社会撕裂加剧，代表示威者，他们的支持者及民主派的“黄丝”力量与亲北京，亲政府和撑警的“蓝丝”势力针锋相对，多次爆发大大小小的冲突。
随着反修例引发的抗争运动进一步发展， 这种撕裂蔓延到经济领域，以“黄色经济”和“蓝色经济”之分呈现。
人们日常生活也渐渐被政治裹挟，包括在消费时考虑该食肆或商家的政见，出现了受示威者力捧“黄店”和遭他们抵制，甚至破坏的“蓝店”和“红店”（有中国背景的商家机构）。
在香港经济转差的情况下，有些“黄店”的生意额不跌反升，一些“蓝店”以支持警察作号召，但远比不上“黄店”所产生的“黄色效应”。
反政府的示威者和民主派中，有人提出希望构建香港的“黄色经济圈”，一方面以获得资本，支持示威活动及被捕人士； 另一方面抗衡“红色资本”和亲北京的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但亦有人质疑这只是昙花一现的促销手段，没可能持续和自给自足。
“黄”与“蓝”店之分
在香港示威爆发初期，示威者常用的网上讨论区“连登”有多则帖文，讨论食客与店员为政治立场争吵的故事，网民认为需要杯葛撑警“蓝店”。
8月5日，香港发起了反修例运动中首场罢工，罢课和罢市的“三罢”行动，几百间中小企联署声援，支持员工罢工，亦有不少食肆会在门外张贴支持罢工的告示。
8月中，网民开发的“WhatsGap”地图软件上架，标记各个食肆的政治立场。有没有参与罢工、有没有在示威时派水予示威者、有没有在店门外设置连侬牆等等，均被视为该店是否“黄店”的标准。这个软件原本只列出几百家餐厅，但到12月，被标示的餐厅增至约4000间。
“WhatsGap”地图标记各个食肆的政治立场。
后来有人製作网站“良心guide”，把“黄店”从食肆扩大至其他行业，记下约2400间来自饮食、零售、髮型屋、服装等“黄店”；亦有“黄色”的士群组在社交平台出现，为“黄”乘客和“黄”司机牵线搭桥。
百多间食肆联署表明拒绝做所有警察、警察支持者及亲政府人士生意。婚礼界有300名摄影师和化妆师发声明，表示政府不回应诉求就不会接警察生意。
最大免费电视台“无线电视”（TVB）新闻报导被指偏颇，多家公司被网民施压下，相继宣布将暂停在TVB投下广告。
有些“蓝店”也以支持警察作卖点，吸引建制派人士及警队中人支持，然而，因为民意的悬殊，‘蓝店”未能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据中大民调显示，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人数高达8成。 针对警察可能存在的滥用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反修例抗议中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之一。
而如果“蓝店”声言不支持示威者，亦可能引来被抵制的危机甚至被“装修”（打砸）的风险。
“黄色”消费者
35岁的阿明从事资讯科技行业，自称是一名“深黄”的民主派支持者，他自言由于已经有小孩子的关系，只能参与“和理非”的抗争活动，参与警方批准的游行、深夜驾车义务接载示威者、为抗争基金捐钱等等。
每次出外用膳，他都只按手机软件选“黄店”，而拒绝前往“蓝店”。
“单是张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也不足够，我会希望看到家店具体如何支持过示威活动，例如支持罢工、示威时派水、给参与抗议的学生优惠、捐钱给抗争基金，或是聘用被捕过的人士……‘黄店’门槛会愈来愈高，但这些值得我们用钱去‘惩罚’（支持）它们。”
“用钱去惩罚黄店”是示威者之间常用的字眼，意思不是真的惩罚，而是光顾。
他认同，受到成本所限，很难有食肆完全避开使用中国食材或厨具，“但至少我付出的一分一毫，可能有些会转达到给有需要的人，那已经很重要。”
网上亦出现“黄蓝”医生列表，阿明说发现自己光顾了十年的私家医生出现在“蓝表”之中，他亲身到诊所询问医生的政见，医生说不会为示威受伤的抗议者服务；于是，他要求取走自己的医疗纪录，并在“黄表”中，找到了另一位医生。
“我不会拒绝一个医治警察的医生，因为无论政治立场是什麽，有需要时也应该人道地接受医治，”他说，“但如果一个医生声言拒绝为示威者服务，那我觉得这是不专业，也是有违医德，不应该再光顾他。”
交通方面，他自9月起没有乘坐过地铁，香港铁路（港铁）被指以关站方式阻止“和理非”示威者前往游行地点，又被指协助警方追捕示威者，因而被冠上“党铁”之名。
他认为消费时考虑政治立场，是其中一个非常“和理非”的抗议方式，是“和理非”支持者应该尽力做的事情。
“慢慢地，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我相信未来几年，这种生活习惯也难以改变，”他说。
“黄店”的现身说法
位于香港旺角区的陆陆鸡煲火锅店在2014年佔领运动已表态支持香港民主发展，被外界称为“金店”（意旨“非常黄的黄店”）。
今次反修例运动中，这家店亦表态支持，除了响应罢工、给予学生优惠，负责人黄先生说，公司亦斥资十多万港元，捐赠予支援示威者的基金和网媒，并花钱资助一些流亡海外或无家可归的年轻示威者。
黄先生说，生意额在反修例运动中上升3至4成，自己会把盈利一定比例投放在社会运动中，并有馀额去聘请更多的人手。
高调表态下，他的店偶尔会收到滋扰电话或假订单，但对他而言，问题不大，“怕不怕被‘装修’？我欢迎，这不要紧，可能我更好生意，很多人抢着替我付费，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他说暂时未有受到有业务的供应商、业主施压，亦不知道这些合作单位的政治倾向。“供应商都问我为甚麽生意这麽好，其他店都减少需求，你拿的货比以前更多，黄先生说。 “你看到这个分别，‘黄色经济圈’形成了，‘黄店’比较有生意，供应商会做哪边生意？它本来是‘蓝’也要变中立、变‘黄’了……你问我，‘蓝店’业主会否不租给我？我觉得不会，因为黄店才有生存空间，每个业主都想自己的铺位旺。”
对于示威者走向暴力，他仍然坚定支持抗争者的一方，“这是良知的问题，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我接受到目前的暴力程度，因为警察是想打死人。”
火锅店负责人黄先生说，生意在反修例运动中增长三至四成。
被“装修”的“亲中”企业
在反修例运动中，立场被指“亲中”和中资店铺及商户被示威者“装修”，令大多数企业不敢明确表示反对示威者。
香港明报引述警方消息称，由10月起至12月5日，近880个地点被破坏、纵火、爆窃或盗窃，包括车站、中资银行及店舖等，涉案约1160宗。
美心集团及优品360先后被指“亲中”，而成为被杯葛和“装修”的目标，业绩均受影响。优品360集团表示,截至今年11月27日，共有70多家分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严重打击集团于香港扩充计划及业务表现。
香港警方批评，所谓的“装修”只是对破坏店铺行为的美化，“纯粹的破坏和发洩”。香港政府、亲建制派人士对暴力行动予以严厉谴责，认为“任何诉求也不能诉诸暴力”。
“黄色经济圈”是异想天开吗？
美国克林信大学（克莱姆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对BBC中文表示，“黄色经济圈”是描述目前出现的现象，而并非一个很有目标、有意识地设计的一个经济圈。
他认为，这个现象更类似“公平贸易（Fair Trade）”类型的“品味歧视”。“公平贸易”是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一些非政府组织会成立认证，确保企业以生产者利益优先，例如咖啡豆会标明是“公平贸易”，即被证明没有剥削生产者。这次反修例运动中，市民按政治立场购物就是一种“品味歧视”，其“认证”制度主要来自网民自发製作的列表或软件，显示食肆或店舖的政治立场。
徐家健认为，“黄色经济圈”不是要变成一个“独立经济体”，很难做到“所有东西都是黄”，整个生产链和经济环环相扣，以食肆为例，有些食材、厨具和供水本身就来自大陆。
食肆负责人黄先生亦指，要令整个生产链都是“黄色”也不容易，一些食材、用具也是用中国大陆的货，但他相信，如果这些“黄店”能够佔有市场一定份额，则可以用这笔钱帮助有需要的人或支持示威活动。
徐家健补充说，目前响应成为“黄店”的企业，大多是饮食和零售的小店，那些店在大陆没有很大市场，风险较低。
但香港经济以金融保险、专业服务、地产为主，这些行业亲建制色彩浓厚，企业与大陆关係密切，这些企业的替代品不多，不是好像食肆般，可以“不喜欢这家就换另外一家”，所以难以撼动经济。
中国大陆亦可以不同方式向在港企业施压：国泰航空多名职员曾因为表态支持反修例被革走；香港有名的经济分析师罗家聪因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分析而失去在中资银行的工作；《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几家中资企业拒绝聘用香港人；一些支持民主的艺人被拒在大陆发展演艺事业。
新成立的网购店“光时”标榜自己能把“网购成为一个支援社运的渠道”，盈利投放支援社运，亦会聘用因参加社运而失业的人。据香港媒体报道，这家公司遭到亲建制的“香港速递协会”杯葛，多家香港速递公司拒绝做他们的生意，团队要用义工车队营运。“光时”的经历反映了在红色资本包围下，“黄店”承受压力的可能。
“昙花一现”的宣传策略？
在一些亲建制及亲商人士眼中的“黄色经济圈”，则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宣传策略。
香港知名地产商人施永青近日撰写专栏文章，批评“黄色经济圈”是没法自成体系，没法做到“自给自足”。
“现时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蓝的应该比偏黄的多，黄店也要租蓝业主的舖，买来自大陆的原材料，用蓝店提供的服务，”他在文章写道。
他认为，示威者呼吁抵制政治对立者经营的生意，“会激发社会矛盾，令社会变得更为撕裂”，同时亦会“破坏香港营商环境”。
施永青直言，“在社会运动情绪高涨时，或许还可以透过宣传闪亮一下。但由于没法带来实际的经济增益，很难长期持续。”
火锅店负责人黄先生坦言，市民去光顾黄店，可能只是一个热潮，“热潮一过我们也很害怕，没有人再这样做，我们家的店开了8年，经历过高低潮，我们都有个问号，热潮过后会怎样呢？会否走下去，不是我们决定，是顾客决定。”
经济学者徐家健则说，“这场风波大家都不知几时结束，可能很久之后才结束……就算政府回应五大诉求，算是暂时结束，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消费，如果一直有人记录哪家店是‘黄’，那些人已习惯了，就不难去维持。”
许多香港食肆门外设置“连侬牆”。
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半年，社会撕裂加剧，代表示威者，他们的支持者及民主派的“黄丝”力量与亲北京，亲政府和撑警的“蓝丝”势力针锋相对，多次爆发大大小小的冲突。
随着反修例引发的抗争运动进一步发展， 这种撕裂蔓延到经济领域，以“黄色经济”和“蓝色经济”之分呈现。
人们日常生活也渐渐被政治裹挟，包括在消费时考虑该食肆或商家的政见，出现了受示威者力捧“黄店”和遭他们抵制，甚至破坏的“蓝店”和“红店”（有中国背景的商家机构）。
在香港经济转差的情况下，有些“黄店”的生意额不跌反升，一些“蓝店”以支持警察作号召，但远比不上“黄店”所产生的“黄色效应”。
反政府的示威者和民主派中，有人提出希望构建香港的“黄色经济圈”，一方面以获得资本，支持示威活动及被捕人士； 另一方面抗衡“红色资本”和亲北京的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但亦有人质疑这只是昙花一现的促销手段，没可能持续和自给自足。
“黄”与“蓝”店之分
在香港示威爆发初期，示威者常用的网上讨论区“连登”有多则帖文，讨论食客与店员为政治立场争吵的故事，网民认为需要杯葛撑警“蓝店”。
8月5日，香港发起了反修例运动中首场罢工，罢课和罢市的“三罢”行动，几百间中小企联署声援，支持员工罢工，亦有不少食肆会在门外张贴支持罢工的告示。
8月中，网民开发的“WhatsGap”地图软件上架，标记各个食肆的政治立场。有没有参与罢工、有没有在示威时派水予示威者、有没有在店门外设置连侬牆等等，均被视为该店是否“黄店”的标准。这个软件原本只列出几百家餐厅，但到12月，被标示的餐厅增至约4000间。
“WhatsGap”地图标记各个食肆的政治立场。
后来有人製作网站“良心guide”，把“黄店”从食肆扩大至其他行业，记下约2400间来自饮食、零售、髮型屋、服装等“黄店”；亦有“黄色”的士群组在社交平台出现，为“黄”乘客和“黄”司机牵线搭桥。
百多间食肆联署表明拒绝做所有警察、警察支持者及亲政府人士生意。婚礼界有300名摄影师和化妆师发声明，表示政府不回应诉求就不会接警察生意。
最大免费电视台“无线电视”（TVB）新闻报导被指偏颇，多家公司被网民施压下，相继宣布将暂停在TVB投下广告。
有些“蓝店”也以支持警察作卖点，吸引建制派人士及警队中人支持，然而，因为民意的悬殊，‘蓝店”未能成为市场上的主流。据中大民调显示，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人数高达8成。 针对警察可能存在的滥用暴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反修例抗议中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之一。
而如果“蓝店”声言不支持示威者，亦可能引来被抵制的危机甚至被“装修”（打砸）的风险。
“黄色”消费者
35岁的阿明从事资讯科技行业，自称是一名“深黄”的民主派支持者，他自言由于已经有小孩子的关系，只能参与“和理非”的抗争活动，参与警方批准的游行、深夜驾车义务接载示威者、为抗争基金捐钱等等。
每次出外用膳，他都只按手机软件选“黄店”，而拒绝前往“蓝店”。
“单是张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也不足够，我会希望看到家店具体如何支持过示威活动，例如支持罢工、示威时派水、给参与抗议的学生优惠、捐钱给抗争基金，或是聘用被捕过的人士……‘黄店’门槛会愈来愈高，但这些值得我们用钱去‘惩罚’（支持）它们。”
“用钱去惩罚黄店”是示威者之间常用的字眼，意思不是真的惩罚，而是光顾。
他认同，受到成本所限，很难有食肆完全避开使用中国食材或厨具，“但至少我付出的一分一毫，可能有些会转达到给有需要的人，那已经很重要。”
网上亦出现“黄蓝”医生列表，阿明说发现自己光顾了十年的私家医生出现在“蓝表”之中，他亲身到诊所询问医生的政见，医生说不会为示威受伤的抗议者服务；于是，他要求取走自己的医疗纪录，并在“黄表”中，找到了另一位医生。
“我不会拒绝一个医治警察的医生，因为无论政治立场是什麽，有需要时也应该人道地接受医治，”他说，“但如果一个医生声言拒绝为示威者服务，那我觉得这是不专业，也是有违医德，不应该再光顾他。”
交通方面，他自9月起没有乘坐过地铁，香港铁路（港铁）被指以关站方式阻止“和理非”示威者前往游行地点，又被指协助警方追捕示威者，因而被冠上“党铁”之名。
他认为消费时考虑政治立场，是其中一个非常“和理非”的抗议方式，是“和理非”支持者应该尽力做的事情。
“慢慢地，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我相信未来几年，这种生活习惯也难以改变，”他说。
“黄店”的现身说法
位于香港旺角区的陆陆鸡煲火锅店在2014年佔领运动已表态支持香港民主发展，被外界称为“金店”（意旨“非常黄的黄店”）。
今次反修例运动中，这家店亦表态支持，除了响应罢工、给予学生优惠，负责人黄先生说，公司亦斥资十多万港元，捐赠予支援示威者的基金和网媒，并花钱资助一些流亡海外或无家可归的年轻示威者。
黄先生说，生意额在反修例运动中上升3至4成，自己会把盈利一定比例投放在社会运动中，并有馀额去聘请更多的人手。
高调表态下，他的店偶尔会收到滋扰电话或假订单，但对他而言，问题不大，“怕不怕被‘装修’？我欢迎，这不要紧，可能我更好生意，很多人抢着替我付费，我不担心这个问题。”
他说暂时未有受到有业务的供应商、业主施压，亦不知道这些合作单位的政治倾向。“供应商都问我为甚麽生意这麽好，其他店都减少需求，你拿的货比以前更多，黄先生说。 “你看到这个分别，‘黄色经济圈’形成了，‘黄店’比较有生意，供应商会做哪边生意？它本来是‘蓝’也要变中立、变‘黄’了……你问我，‘蓝店’业主会否不租给我？我觉得不会，因为黄店才有生存空间，每个业主都想自己的铺位旺。”
对于示威者走向暴力，他仍然坚定支持抗争者的一方，“这是良知的问题，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我接受到目前的暴力程度，因为警察是想打死人。”
火锅店负责人黄先生说，生意在反修例运动中增长三至四成。
被“装修”的“亲中”企业
在反修例运动中，立场被指“亲中”和中资店铺及商户被示威者“装修”，令大多数企业不敢明确表示反对示威者。
香港明报引述警方消息称，由10月起至12月5日，近880个地点被破坏、纵火、爆窃或盗窃，包括车站、中资银行及店舖等，涉案约1160宗。
美心集团及优品360先后被指“亲中”，而成为被杯葛和“装修”的目标，业绩均受影响。优品360集团表示,截至今年11月27日，共有70多家分店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严重打击集团于香港扩充计划及业务表现。
香港警方批评，所谓的“装修”只是对破坏店铺行为的美化，“纯粹的破坏和发洩”。香港政府、亲建制派人士对暴力行动予以严厉谴责，认为“任何诉求也不能诉诸暴力”。
“黄色经济圈”是异想天开吗？
美国克林信大学（克莱姆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对BBC中文表示，“黄色经济圈”是描述目前出现的现象，而并非一个很有目标、有意识地设计的一个经济圈。
他认为，这个现象更类似“公平贸易（Fair Trade）”类型的“品味歧视”。“公平贸易”是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一些非政府组织会成立认证，确保企业以生产者利益优先，例如咖啡豆会标明是“公平贸易”，即被证明没有剥削生产者。这次反修例运动中，市民按政治立场购物就是一种“品味歧视”，其“认证”制度主要来自网民自发製作的列表或软件，显示食肆或店舖的政治立场。
徐家健认为，“黄色经济圈”不是要变成一个“独立经济体”，很难做到“所有东西都是黄”，整个生产链和经济环环相扣，以食肆为例，有些食材、厨具和供水本身就来自大陆。
食肆负责人黄先生亦指，要令整个生产链都是“黄色”也不容易，一些食材、用具也是用中国大陆的货，但他相信，如果这些“黄店”能够佔有市场一定份额，则可以用这笔钱帮助有需要的人或支持示威活动。
徐家健补充说，目前响应成为“黄店”的企业，大多是饮食和零售的小店，那些店在大陆没有很大市场，风险较低。
但香港经济以金融保险、专业服务、地产为主，这些行业亲建制色彩浓厚，企业与大陆关係密切，这些企业的替代品不多，不是好像食肆般，可以“不喜欢这家就换另外一家”，所以难以撼动经济。
中国大陆亦可以不同方式向在港企业施压：国泰航空多名职员曾因为表态支持反修例被革走；香港有名的经济分析师罗家聪因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分析而失去在中资银行的工作；《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几家中资企业拒绝聘用香港人；一些支持民主的艺人被拒在大陆发展演艺事业。
新成立的网购店“光时”标榜自己能把“网购成为一个支援社运的渠道”，盈利投放支援社运，亦会聘用因参加社运而失业的人。据香港媒体报道，这家公司遭到亲建制的“香港速递协会”杯葛，多家香港速递公司拒绝做他们的生意，团队要用义工车队营运。“光时”的经历反映了在红色资本包围下，“黄店”承受压力的可能。
“昙花一现”的宣传策略？
在一些亲建制及亲商人士眼中的“黄色经济圈”，则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宣传策略。
香港知名地产商人施永青近日撰写专栏文章，批评“黄色经济圈”是没法自成体系，没法做到“自给自足”。
“现时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蓝的应该比偏黄的多，黄店也要租蓝业主的舖，买来自大陆的原材料，用蓝店提供的服务，”他在文章写道。
他认为，示威者呼吁抵制政治对立者经营的生意，“会激发社会矛盾，令社会变得更为撕裂”，同时亦会“破坏香港营商环境”。
施永青直言，“在社会运动情绪高涨时，或许还可以透过宣传闪亮一下。但由于没法带来实际的经济增益，很难长期持续。”
火锅店负责人黄先生坦言，市民去光顾黄店，可能只是一个热潮，“热潮一过我们也很害怕，没有人再这样做，我们家的店开了8年，经历过高低潮，我们都有个问号，热潮过后会怎样呢？会否走下去，不是我们决定，是顾客决定。”
经济学者徐家健则说，“这场风波大家都不知几时结束，可能很久之后才结束……就算政府回应五大诉求，算是暂时结束，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消费，如果一直有人记录哪家店是‘黄’，那些人已习惯了，就不难去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