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4月11日 星期六 阴转晴
周五发表的日记点击量竟然突破100万，这是我在观网开专栏以来首见。家人发现后先是惊呼，然后又非常确定地说一定是观网系统出了问题。我哈哈大笑之后，突然有点明白何以西方对中国的数据猜疑了：一个在它们眼里落后的国家，怎么可能猛地一下表现一骑绝尘呢？
英、法、德、美这四大国，要么死亡人数是中国的数倍，要么累计确诊远远把中国抛在后面。甚至人口只有1千万的比利时死亡人数都即将超过中国。西方阵营稍落后一些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中国“望尘莫及”。
西方只有一而再地经历这种时刻，才会慢慢改变现有心态，客观接受事实。不过今次它们这种反应，岂不也是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打了一场多么难能可贵、难以企及的战役呢？
网友继续在关心媒体战，发来的问题我集中在这儿回应一下。
一是我为何一方面建议中国媒体采访爆料的法国前卫生部长布赞，但又为什么说很大可能被拒绝？这个判断是根据我在法国的生活经验。
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传递，中法关系严重倒退。当时我正陪同法国一个私立商校在国内交流。国内有媒体想就中法关系采访一下校长。不料校长一口回绝：“我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法国政府，也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中国政府”。意外之下，这家媒体就把采访的主题换成法国教育体系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法国民众的自律，中国很多学者都做不到啊。在西方媒体批评中国政府的学者可真不少。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理解西方能够打赢媒体战的原因：你想从他们内部突破是不容易的。
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时受到阻挠，金晶坚强捍卫奥运火炬。图片来源：中国网
二是迅速提高话语权不太现实，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能否收购美国媒体呢？毕竟现在传统媒体生存压力大，亏损是常态。其实中国曾经尝试过。十一年前，南方报系想收购宣布破产的《新闻周刊》，但被一口拒绝。后来卖给了和媒体毫无关系的一家公司，售价是1美元！它宁可送给本国公司，也决不高价卖给中国。因为美国很清楚，媒体不是普通行业，它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危，怎么可能让外国拥有？
可以说经过上百年的历练，西方的媒体战：从防守到攻击真是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虽然现在人类还远远谈上不上战胜疫情，但各界一致认为疫情已经相当程度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和理念，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全球化、产业链、地缘政治、人类的生活方式。我则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
全球各国都在使用“民主”这个词，但含义和标准不同。中国一向强调民生面，西方则强调政治权力，比如投票权、抗议权、组党办报等。我过去一般认为各国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侧重点不同很正常。
但经过这次疫情，我的看法有比较大的变化：民生当然不是民主的全部，但它是最大的民主。民生当然不是人权的全部，却是最大的人权。没有了生命和健康，所有的权力都失去了意义。
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总结过一句话：人民是通过能从超市里买到什么来判断一个制度的。现在重温这句话，才真正领悟到其深刻含义。
这一次强调民生的中国式民主以其在疫情中的表现，展现了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作为对立面的西方则面临巨大的困境。其实制度没有多么神秘和高大，人类发明出来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一旦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被人类所抛弃。至少这一次，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这里我想谈一个老话题。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就从合作日益转向竞争。西方对中国的投资限制越来越多，后来连芯片也对中国禁售。
但奇怪的是，西方有一样自诩的好东西，却从未停止过向中国推销----不，是免费赠送，那就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其目的说起来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繁荣稳定，难道今天的西方还嫌中国不够富强吗？西方究竟意欲何为？
2009年我去台湾观摩选举，意外被民进党道破天机。
在拜会民进党中央党部时，我提了一个问题：“现在打达赖牌的主要是西方大国，如美国、法国。何以台湾也要打这张牌？”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当时由于法国总统萨科奇不顾中国反对会见达赖，引发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同时台湾发生八八水灾，民进党邀请达赖到台湾作法。
回答问题的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先生。他非常坦率：我也认为达赖牌是大国能够打的，台湾这么小，是没有资格的。台湾应该打民主牌，因为只有中国大陆民主了，才会分裂，我们也才会有内应。
赖先生虽然说的是台湾，但自然适用于所有希望中国移植西方制度的国家。当然仅仅一个政治人物的结论或者还嫌不足，还应该从学理上解读。
如果看一下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向西方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
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
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
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九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
我曾经质问过一些自由派学者：你能否告诉我中国民主化转型需要多长时间？三十年？五十年？中华民国试验了三十多年就被中国人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试验了三十年也被中国抛弃了，那么向西方民主转型需要多少年？他们无人能够回答。别说中国停滞发展十年二十年，哪怕仅仅是一年，就会造成多么大的差距。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
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
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墨西哥革命，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以研究民主崩溃著称的学者包刚升先生曾总结道：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一数字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如果加上第三世界国家，崩溃的次数则大幅上升。
显然，如果中国要转向西方的制度模式，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这才是西方积极推销的真正目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许多自由派人学者也不避讳。著名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就认为向西方民主转型如同乘飞机，有机毁人亡的风险。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认为中国也要走向西方的民主，目前正在过历史的三峡：言外之意，随时可能翻船。
几年前有一位印度的学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印度终将赶上中国，因为印度已经完成民主化转型，中国则必然在转型过程中因为混乱而倒下，当中国倒下的时候，印度就自己赶上中国。
把中国的崩溃寄托于走向西方的民主，才是西方竭尽全力向中国免费推荐的根本原因。
另外还需要说的是，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
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根本不看好印度的原因。
这一次疫情，意外的把东西方直接逼到制度短兵相接的竞赛场上，中国完胜。暂时处于守势的西方也会全力反扑。但不管怎样，它的制度模式对中国已经丧失了吸引力和合法性。东西方将进入制度平起平做的第二阶段。谁最终能够胜出，还要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今天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继续“低位”徘徊：均为500多例。英国则继续保持惊人的900以上。整个欧洲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万。不过全球死亡最多的国家已经不再属于欧洲，而是美国：18860例，比排名第二的意大利多出11人。至此，无论感染人数（超过五十万）、死亡人数，美国都是全球最高了。
德国的消息则和法国有关：德国外交部强烈谴责德国和法国边境地区出现的一系列针对法国人的骚扰，袭击和仇视现象。“新冠病毒不认国界或者国籍，人类的尊严也不能按照国籍来划分，看到德国的朋友——法国人——因新冠病毒遭受攻击，这令人痛惜，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同在一条船上”。
媒体列举的攻击行为有：法国人被人咒骂，还有人朝法国人扔鸡蛋，很多法国人反应“在散步或者超市购物时，被人吐口水”，还有一名法国人表示，自己“甚至被人要求‘回到他的冠状病毒国家’”！
外交部亲自出面，而且确实说的真好。只是当初华人也面临类似的事件时，德国可否有同样的表现呢？病毒虽然不认国界和国籍，但德国政府还是认的。
今天法国的好消息是，仅仅由于十五天的隔离令，三月车祸死亡人数就下降近40%；另一个好消息是重症和死亡人数都在持续下降。已经实行近四周的隔离令效果终于出来了。
令人悲伤的消息则是6000多医护人员感染，15人死亡。欧美这次疫情有一个很难理解的共性：在已经了解病毒特性和一个多月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远比中国严重的医护人员感染事件。
法国民众生气的消息是，周四，总统马克龙视察了多家医院，传统媒体都报道总统受到医院医护人员的鼓掌欢迎。这些欢迎场面都是真实的，并没有造假。但法国医护工会推上网的视频，显示马克龙在巴黎医院以及马赛医院，都受到医护人员抗议。医护人员抗议聚焦批评法国政府忽略疫情爆发威胁，严重缺少关注医院卫生与医护人员权益和工作条件。
面对抗议，马克龙回应说：“法国目前面临的危机缺失，是多届政府问题积累所致，将全部职责归咎于他不公平。”
东西方的政治在这里就显示出很大的差异了。2015年2月临沂市长被环保部约谈的时候，他刚刚到任，还是代理，原枣庄的职务还都没有免，但承担责任的就只能是他。面对约谈，他的回答自然不是法国式的：“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约谈。”
荒唐的消息则是，尽管政府严令禁止、16万警察严格执法，仍然有大量的法国人跑到欧洲疫情最严重的西班牙度假。倍感不可思议的西班牙警察也很惊叹：边境已经关闭，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下面法国要面对的问题是，在对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既不检测也不强制隔离、同时全民都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法国如何重启经济和社会？解封之日就是疫情重返之时只怕并非杞人忧天吧。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4月11日 星期六 阴转晴
周五发表的日记点击量竟然突破100万，这是我在观网开专栏以来首见。家人发现后先是惊呼，然后又非常确定地说一定是观网系统出了问题。我哈哈大笑之后，突然有点明白何以西方对中国的数据猜疑了：一个在它们眼里落后的国家，怎么可能猛地一下表现一骑绝尘呢？
英、法、德、美这四大国，要么死亡人数是中国的数倍，要么累计确诊远远把中国抛在后面。甚至人口只有1千万的比利时死亡人数都即将超过中国。西方阵营稍落后一些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更是中国“望尘莫及”。
西方只有一而再地经历这种时刻，才会慢慢改变现有心态，客观接受事实。不过今次它们这种反应，岂不也是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打了一场多么难能可贵、难以企及的战役呢？
网友继续在关心媒体战，发来的问题我集中在这儿回应一下。
一是我为何一方面建议中国媒体采访爆料的法国前卫生部长布赞，但又为什么说很大可能被拒绝？这个判断是根据我在法国的生活经验。
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传递，中法关系严重倒退。当时我正陪同法国一个私立商校在国内交流。国内有媒体想就中法关系采访一下校长。不料校长一口回绝：“我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法国政府，也不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中国政府”。意外之下，这家媒体就把采访的主题换成法国教育体系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法国民众的自律，中国很多学者都做不到啊。在西方媒体批评中国政府的学者可真不少。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理解西方能够打赢媒体战的原因：你想从他们内部突破是不容易的。
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时受到阻挠，金晶坚强捍卫奥运火炬。图片来源：中国网
二是迅速提高话语权不太现实，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能否收购美国媒体呢？毕竟现在传统媒体生存压力大，亏损是常态。其实中国曾经尝试过。十一年前，南方报系想收购宣布破产的《新闻周刊》，但被一口拒绝。后来卖给了和媒体毫无关系的一家公司，售价是1美元！它宁可送给本国公司，也决不高价卖给中国。因为美国很清楚，媒体不是普通行业，它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危，怎么可能让外国拥有？
可以说经过上百年的历练，西方的媒体战：从防守到攻击真是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虽然现在人类还远远谈上不上战胜疫情，但各界一致认为疫情已经相当程度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和理念，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全球化、产业链、地缘政治、人类的生活方式。我则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
全球各国都在使用“民主”这个词，但含义和标准不同。中国一向强调民生面，西方则强调政治权力，比如投票权、抗议权、组党办报等。我过去一般认为各国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侧重点不同很正常。
但经过这次疫情，我的看法有比较大的变化：民生当然不是民主的全部，但它是最大的民主。民生当然不是人权的全部，却是最大的人权。没有了生命和健康，所有的权力都失去了意义。
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时总结过一句话：人民是通过能从超市里买到什么来判断一个制度的。现在重温这句话，才真正领悟到其深刻含义。
这一次强调民生的中国式民主以其在疫情中的表现，展现了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作为对立面的西方则面临巨大的困境。其实制度没有多么神秘和高大，人类发明出来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一旦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被人类所抛弃。至少这一次，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这里我想谈一个老话题。自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就从合作日益转向竞争。西方对中国的投资限制越来越多，后来连芯片也对中国禁售。
但奇怪的是，西方有一样自诩的好东西，却从未停止过向中国推销----不，是免费赠送，那就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其目的说起来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繁荣稳定，难道今天的西方还嫌中国不够富强吗？西方究竟意欲何为？
2009年我去台湾观摩选举，意外被民进党道破天机。
在拜会民进党中央党部时，我提了一个问题：“现在打达赖牌的主要是西方大国，如美国、法国。何以台湾也要打这张牌？”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当时由于法国总统萨科奇不顾中国反对会见达赖，引发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同时台湾发生八八水灾，民进党邀请达赖到台湾作法。
回答问题的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先生。他非常坦率：我也认为达赖牌是大国能够打的，台湾这么小，是没有资格的。台湾应该打民主牌，因为只有中国大陆民主了，才会分裂，我们也才会有内应。
赖先生虽然说的是台湾，但自然适用于所有希望中国移植西方制度的国家。当然仅仅一个政治人物的结论或者还嫌不足，还应该从学理上解读。
如果看一下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向西方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
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
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
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九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
我曾经质问过一些自由派学者：你能否告诉我中国民主化转型需要多长时间？三十年？五十年？中华民国试验了三十多年就被中国人抛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试验了三十年也被中国抛弃了，那么向西方民主转型需要多少年？他们无人能够回答。别说中国停滞发展十年二十年，哪怕仅仅是一年，就会造成多么大的差距。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
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
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墨西哥革命，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以研究民主崩溃著称的学者包刚升先生曾总结道：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一数字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如果加上第三世界国家，崩溃的次数则大幅上升。
显然，如果中国要转向西方的制度模式，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这才是西方积极推销的真正目的。
其实关于这一点，许多自由派人学者也不避讳。著名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就认为向西方民主转型如同乘飞机，有机毁人亡的风险。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认为中国也要走向西方的民主，目前正在过历史的三峡：言外之意，随时可能翻船。
几年前有一位印度的学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印度终将赶上中国，因为印度已经完成民主化转型，中国则必然在转型过程中因为混乱而倒下，当中国倒下的时候，印度就自己赶上中国。
把中国的崩溃寄托于走向西方的民主，才是西方竭尽全力向中国免费推荐的根本原因。
另外还需要说的是，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
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根本不看好印度的原因。
这一次疫情，意外的把东西方直接逼到制度短兵相接的竞赛场上，中国完胜。暂时处于守势的西方也会全力反扑。但不管怎样，它的制度模式对中国已经丧失了吸引力和合法性。东西方将进入制度平起平做的第二阶段。谁最终能够胜出，还要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今天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死亡人数继续“低位”徘徊：均为500多例。英国则继续保持惊人的900以上。整个欧洲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万。不过全球死亡最多的国家已经不再属于欧洲，而是美国：18860例，比排名第二的意大利多出11人。至此，无论感染人数（超过五十万）、死亡人数，美国都是全球最高了。
德国的消息则和法国有关：德国外交部强烈谴责德国和法国边境地区出现的一系列针对法国人的骚扰，袭击和仇视现象。“新冠病毒不认国界或者国籍，人类的尊严也不能按照国籍来划分，看到德国的朋友——法国人——因新冠病毒遭受攻击，这令人痛惜，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同在一条船上”。
媒体列举的攻击行为有：法国人被人咒骂，还有人朝法国人扔鸡蛋，很多法国人反应“在散步或者超市购物时，被人吐口水”，还有一名法国人表示，自己“甚至被人要求‘回到他的冠状病毒国家’”！
外交部亲自出面，而且确实说的真好。只是当初华人也面临类似的事件时，德国可否有同样的表现呢？病毒虽然不认国界和国籍，但德国政府还是认的。
今天法国的好消息是，仅仅由于十五天的隔离令，三月车祸死亡人数就下降近40%；另一个好消息是重症和死亡人数都在持续下降。已经实行近四周的隔离令效果终于出来了。
令人悲伤的消息则是6000多医护人员感染，15人死亡。欧美这次疫情有一个很难理解的共性：在已经了解病毒特性和一个多月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远比中国严重的医护人员感染事件。
法国民众生气的消息是，周四，总统马克龙视察了多家医院，传统媒体都报道总统受到医院医护人员的鼓掌欢迎。这些欢迎场面都是真实的，并没有造假。但法国医护工会推上网的视频，显示马克龙在巴黎医院以及马赛医院，都受到医护人员抗议。医护人员抗议聚焦批评法国政府忽略疫情爆发威胁，严重缺少关注医院卫生与医护人员权益和工作条件。
面对抗议，马克龙回应说：“法国目前面临的危机缺失，是多届政府问题积累所致，将全部职责归咎于他不公平。”
东西方的政治在这里就显示出很大的差异了。2015年2月临沂市长被环保部约谈的时候，他刚刚到任，还是代理，原枣庄的职务还都没有免，但承担责任的就只能是他。面对约谈，他的回答自然不是法国式的：“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约谈。”
荒唐的消息则是，尽管政府严令禁止、16万警察严格执法，仍然有大量的法国人跑到欧洲疫情最严重的西班牙度假。倍感不可思议的西班牙警察也很惊叹：边境已经关闭，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下面法国要面对的问题是，在对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既不检测也不强制隔离、同时全民都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法国如何重启经济和社会？解封之日就是疫情重返之时只怕并非杞人忧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