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珊从接手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以来，她所负责的科室床位都是人满为患。每次有患者死亡腾出床位，马上就有新的病人住进来。据她介绍，重症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病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差，生命体征难以维持，多数病人病情恶化迅速。
2月5日，一台救援车开进方舱医院。摄影/温如军
作为第一批进入武汉的医疗救援队队长，李珊（化名）已经在武汉度过了3周时间。1月26日，她带领14名支援人员抵达武汉，在某定点收治医院负责重症监护室病人的救治。
李珊是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面对疫情迅速蔓延的态势，她和其他医护人员一样放弃春节休假，投入这场医疗战役之中。
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仅一小时
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二。像往常一样，李珊在自己工作的病区查房，这时院领导打来电话，要求李珊当天出发，前往武汉进行支援。
“之前，医院发出号召，武汉需要支援。我在呼吸科工作，就报名了。”李珊平静地告诉《中国慈善家》。
时间太仓促，根本想不了太多，也不存在征求家人的意见，李珊只是简单地通知了家里一声。“爱人和孩子都知道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他们也不会去阻止，但心里肯定还是挺担心的。”李珊说。
2月3日，武汉协和医院住院部门口，某省医疗救援队合影留念。摄影/温如军
第一批医疗队14名成员集结完毕，各自回家收拾完东西，又马上回到医院。医院里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动员会，有市领导参加。会后，大家马上直奔火车站。
从上午接到电话到中午出发，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别说防护用品，就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准备得不太齐全，甚至有些队员连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他们的防护装备很有限，只有口罩、面罩和消毒液。防护服需要支援医院来提供。
经过数小时的车程，李珊一行当天晚上就到达对接医院，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工作。陌生的环境，加上接触到的都是重症患者，让部分支援人员出现了应激反应。但他们并没有时间去适应，就要迅速投入战斗。
李珊的团队和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了沟通，对病床进行了重新分配，同时加强了对病人的管理。此外，如何更加有效地收治病人，以及防止病毒对医护人员的威胁等等，他们都想尽办法做出更合理的安排。只用了3天时间，他们就把新工作理顺了，也让医院病区布局和防护得以进一步优化。
“从头到尾，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和磨合。原来在自己医院，什么规章制度、什么流程，大家都很熟悉，彼此的工作习惯也都比较了解。但到了这里以后，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之前这里的布局不够合理，防护不到位，人员也紧缺。”李珊说。
值得一提的是，李珊团队的14名医护人员中，有12名女性。针对有媒体报道的“武汉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生理用品告急”问题，李珊表示该团队成员目前还能“应付”。
“来到武汉以后，有个别便利店开门，也能购买到一些生理用品，还有社会捐赠的‘拉拉裤’应急，目前来看没有太大问题，还都能应付。”李珊团队中的一位女性支援人员说。
未感受到明显“拐点”
李珊团队所支援的医院是一所二级医院，重症监护室平时收治病人很有限。疫情爆发后，这所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道，被安排收治重症患者。
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李珊每天都与死神交锋，也见惯了生离死别、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但在武汉，她还是被眼前的状况震惊了：医院人满为患，许多重症病人情况十分糟糕，一些病人病情恶化迅速，病床分区不合理，床位拥挤，管理不规范……
从接收患者到抢救重症病人，很多时候李珊都觉得力不从心，“需要三头六臂才能解决问题” 。李珊告诉《中国慈善家》，来武汉这三周时间里，她每天心情都非常沉重。
据她介绍，重症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病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差，生命体征难以维持，多数病人病情恶化迅速。虽然李珊平时也在重症医学科工作，但在武汉看到的重症病人“病情更重，治疗难度更大”。
李珊告诉《中国慈善家》，从接手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以来，她所负责的科室床位都是人满为患。每次有患者死亡腾出床位，马上就有新的病人住进来。
“从病人的数量判断，疫情暂时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重症病人。大家现在都想知道有没有出现拐点，什么时候能雨过天晴，什么时候能看到希望，目前这种形势还不太明朗。”李珊说。
她告诉记者，自从几家方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以后，部分病人得以分流，医院门诊的压力变小了。
医护人员之间感染“防不胜防”
2月17日，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此次新型冠性病毒肺炎疫情中，医护人员感染超过3000名。
“因为刚开始，防范意识不强，医护人员有一些暴露，面对病人时容易感染。”李珊说。
2月5日，在会展中心改造的方舱医院门前，国家救援队清点人数。摄影/温如军
每当听到同事或同行发烧、核酸检测成阳性或被隔离，难免会对医护人员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危险无处不在。一旦谁发现身体不适，就要安排休息，甚至做CT。
“我们只能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单独行动，减少内部医护人员之间感染的可能性。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李珊说。
她认为，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病人，同事之间感染的风险更大、更难以防范。
“面对病人时，我们知道他们带有病毒，会格外小心，防护做得很到位，而医院职工之间容易放松警惕，出现一些暴露，这种感染风险防不胜防。”李珊告诉《中国慈善家》。
据了解，部分医护人员、公共卫生防疫人员已连续作战超过1个月，大多数一线人员24小时在岗，身体和心理承受着极大压力。
“到武汉支援以来，虽然有些个别队员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到很糟糕的地步，大部分是心理压力造成的身体不适。”李珊说，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期盼“拐点”早日到来，大家都可以早点回家。
李珊从接手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以来，她所负责的科室床位都是人满为患。每次有患者死亡腾出床位，马上就有新的病人住进来。据她介绍，重症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病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差，生命体征难以维持，多数病人病情恶化迅速。
2月5日，一台救援车开进方舱医院。摄影/温如军
作为第一批进入武汉的医疗救援队队长，李珊（化名）已经在武汉度过了3周时间。1月26日，她带领14名支援人员抵达武汉，在某定点收治医院负责重症监护室病人的救治。
李珊是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面对疫情迅速蔓延的态势，她和其他医护人员一样放弃春节休假，投入这场医疗战役之中。
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仅一小时
1月26日，农历大年初二。像往常一样，李珊在自己工作的病区查房，这时院领导打来电话，要求李珊当天出发，前往武汉进行支援。
“之前，医院发出号召，武汉需要支援。我在呼吸科工作，就报名了。”李珊平静地告诉《中国慈善家》。
时间太仓促，根本想不了太多，也不存在征求家人的意见，李珊只是简单地通知了家里一声。“爱人和孩子都知道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他们也不会去阻止，但心里肯定还是挺担心的。”李珊说。
2月3日，武汉协和医院住院部门口，某省医疗救援队合影留念。摄影/温如军
第一批医疗队14名成员集结完毕，各自回家收拾完东西，又马上回到医院。医院里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动员会，有市领导参加。会后，大家马上直奔火车站。
从上午接到电话到中午出发，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别说防护用品，就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准备得不太齐全，甚至有些队员连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他们的防护装备很有限，只有口罩、面罩和消毒液。防护服需要支援医院来提供。
经过数小时的车程，李珊一行当天晚上就到达对接医院，被安排在重症监护室工作。陌生的环境，加上接触到的都是重症患者，让部分支援人员出现了应激反应。但他们并没有时间去适应，就要迅速投入战斗。
李珊的团队和当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了沟通，对病床进行了重新分配，同时加强了对病人的管理。此外，如何更加有效地收治病人，以及防止病毒对医护人员的威胁等等，他们都想尽办法做出更合理的安排。只用了3天时间，他们就把新工作理顺了，也让医院病区布局和防护得以进一步优化。
“从头到尾，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和磨合。原来在自己医院，什么规章制度、什么流程，大家都很熟悉，彼此的工作习惯也都比较了解。但到了这里以后，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之前这里的布局不够合理，防护不到位，人员也紧缺。”李珊说。
值得一提的是，李珊团队的14名医护人员中，有12名女性。针对有媒体报道的“武汉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生理用品告急”问题，李珊表示该团队成员目前还能“应付”。
“来到武汉以后，有个别便利店开门，也能购买到一些生理用品，还有社会捐赠的‘拉拉裤’应急，目前来看没有太大问题，还都能应付。”李珊团队中的一位女性支援人员说。
未感受到明显“拐点”
李珊团队所支援的医院是一所二级医院，重症监护室平时收治病人很有限。疫情爆发后，这所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道，被安排收治重症患者。
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李珊每天都与死神交锋，也见惯了生离死别、生命的脆弱与无奈。但在武汉，她还是被眼前的状况震惊了：医院人满为患，许多重症病人情况十分糟糕，一些病人病情恶化迅速，病床分区不合理，床位拥挤，管理不规范……
从接收患者到抢救重症病人，很多时候李珊都觉得力不从心，“需要三头六臂才能解决问题” 。李珊告诉《中国慈善家》，来武汉这三周时间里，她每天心情都非常沉重。
据她介绍，重症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病人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差，生命体征难以维持，多数病人病情恶化迅速。虽然李珊平时也在重症医学科工作，但在武汉看到的重症病人“病情更重，治疗难度更大”。
李珊告诉《中国慈善家》，从接手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以来，她所负责的科室床位都是人满为患。每次有患者死亡腾出床位，马上就有新的病人住进来。
“从病人的数量判断，疫情暂时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重症病人。大家现在都想知道有没有出现拐点，什么时候能雨过天晴，什么时候能看到希望，目前这种形势还不太明朗。”李珊说。
她告诉记者，自从几家方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以后，部分病人得以分流，医院门诊的压力变小了。
医护人员之间感染“防不胜防”
2月17日，国家疾控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此次新型冠性病毒肺炎疫情中，医护人员感染超过3000名。
“因为刚开始，防范意识不强，医护人员有一些暴露，面对病人时容易感染。”李珊说。
2月5日，在会展中心改造的方舱医院门前，国家救援队清点人数。摄影/温如军
每当听到同事或同行发烧、核酸检测成阳性或被隔离，难免会对医护人员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危险无处不在。一旦谁发现身体不适，就要安排休息，甚至做CT。
“我们只能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单独行动，减少内部医护人员之间感染的可能性。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李珊说。
她认为，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病人，同事之间感染的风险更大、更难以防范。
“面对病人时，我们知道他们带有病毒，会格外小心，防护做得很到位，而医院职工之间容易放松警惕，出现一些暴露，这种感染风险防不胜防。”李珊告诉《中国慈善家》。
据了解，部分医护人员、公共卫生防疫人员已连续作战超过1个月，大多数一线人员24小时在岗，身体和心理承受着极大压力。
“到武汉支援以来，虽然有些个别队员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到很糟糕的地步，大部分是心理压力造成的身体不适。”李珊说，他们和普通市民一样，期盼“拐点”早日到来，大家都可以早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