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会晤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11月4日）
正在进行中的乌俄战争，以及俄罗斯的能源要挟，让安全保障问题重新回到了德国以及欧洲的重大公共议题行列。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结果是，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在安全保障领域对于德国，以及欧洲的重要性被再次确认。
另一方面，中国在乌俄战争中所扮演的亲俄立场，让欧州意识到，中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对欧洲的安全秩序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德国则必须直面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与中国深度绑定后，将很可能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即包括已经出现的，例如，今年中国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物流、供应链、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危机；也包括潜在的，例如台海危机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发生的风险。
朔尔茨正在开始修正德中间的经济关系走向。尝试摆脱过于依赖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的经贸关系，提升德国经济事务的多样化。而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无疑也将影响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欧盟的对华政策。
乌俄战争改变德国外交
一年前的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就任德国第九任联邦总理。朔尔茨就任伊始，就需要面对一个严峻的外交局面----乌俄之间密布的战争乌云。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并持续至今。欧洲大陆正在经历自90年代中后期的南联盟内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数百万的战争难民。
这场战争正在重新构建欧洲的政治议题框架，很显然，“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再次成为了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层面的重大公共议题。这个问题的制造者不单单是俄罗斯，还包括着连带出现的俄罗斯的支持者和好伙伴----中国，这个在冷战后的三十年间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对于朔尔茨和德国政府而言，无疑是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境地，因为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间，德国的能源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两个国家有着深度的绑定。
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有着严重的依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德国三分之一的石油，约45%的煤炭以及55%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一月，朔尔茨以及德国政府在对俄立场问题上，就遭遇到了很大的信任危机。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就称，美国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中，对俄表示出强硬的态度。
美国方面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北溪二号(穿过波罗的海，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全长1234公里)的规划和建设问题上，德美之间自2017年开始，就陷入到一场长期的外交争议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外交争议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内的日趋激烈的政治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特朗普执政期间，德美关系的恶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2019年12月，在特朗普签署了一项禁止企业从事向欧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工作的法案后，德国对美国进行了公开的抗议。时任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朔尔茨，就曾公开批评美国对北溪二号的制裁是“对欧洲的内政与主权的严重干涉”。
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于德美，以及欧盟与美国间所造成的外交裂痕，在拜登当选后被逐渐修复。但毫无疑问，乌俄战争的爆发，让德国以及欧盟多数成员国都迅速地再次确认了美国在安全保障领域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芬兰和瑞典积极地申请加入北约也是一个佐证。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后，朔尔茨迅速明确德国的外交立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德俄关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德国外交的三大基石之一(另外两个是德美关系和德法关系)。但很显然，今年2月的乌俄战争让德国外交的轴心开始西移。
“德国在抛弃它过去半个世纪的外交基础之一的德俄(德苏)关系”，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德俄(德苏)关系成为德国(西德)外交基础之一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东西方的缓和时代，是在勃兰特时期开始的。这种缓和是持续了半个世纪。当然，能源外交是首要的，包括在社民党内培养了大量的亲俄派，这都是过去整整半个世纪所形成的，但是舒尔茨现在开始摆脱这一点。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在过去一年中做的最大变化。跨大西洋关系是重新被强化、 被巩固了，而且是具有优先性的。”
中国正在成为西方世界的连带战略对手
从欧洲的角度看，正在进行时的乌俄战争无疑是一场侵略战争，道义是站在乌克兰一方的。因此，当中国表明对于俄罗斯战争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开始，中国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再次负面化，无论是在国家外交层面，还是在欧洲的民众层面。
在今年四月美国之音采访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计划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时，杜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心：“当下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欧盟非常关心，并想和中国进行磋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和俄罗斯的态度和定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2022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杜懋之的担心很快成为了现实。在今年六月底在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北约的战略概念里首次出现了“中国”，即便在地理上中国是个远离北约成员国的国家。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正在将中国视为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虽然这比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相比，似乎是温和了一些。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更是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中国的立场和行为。他在马德里峰会前夕就表示，“一是因为中国未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中国正在散布一些关于北约和西方的虚假指控，二是北约也感到中国和俄罗斯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
而且，对于中国外交立场的批评，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对抗的层面。“民主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竞争正在上升。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公开争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自挪威的斯托尔滕贝格所使用的措辞，已经开始和美国领导人保持一致。
放弃了两百多年军事不结盟立场，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
瑞典国防研究所(FOI)高级研究员奥斯卡·阿尔门(Oscar Almén)在今年六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对瑞典的威胁和中国对瑞典的威胁是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有经济影响力，而俄罗斯有一种实质上的军事威胁。中国支持俄罗斯，那么它也将间接地影响到瑞典的安全。所以，中国支持俄罗斯不符合瑞典的利益。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那么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产生弱化的效果，这对欧洲和瑞典都将构成安全威胁。这是一个更直接的威胁”。
如果说之前的中国威胁论，多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和国家资本的恐惧的话，那么2022年中国在外交上的表现，为“中国威胁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基于国家安全保障层面的担忧。
德国正在降低对中的经济依赖
而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六年都是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如此，中国也是德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供应商，德国工业所需的稀土和其他金属有70%来自中国，并且46%的德国企业依赖于来自中国的供货商。
朔尔茨和德国政府正在改变这种德国经济与中国之间的深度绑定。
“目前德国政府由三个政党组成。其中的两个----绿党和自由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绿党主要以人权问题为出发点，自由党，则更多的是从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出发。当然，绿党也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而自由党人也看到了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蒂姆-吕利希(Tim Rühlig)在今年十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而执政党中的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则似乎有点犹豫不决。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立场，确切地说，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的位置并不十分清楚。他继续避免谈论关于中国的太多细节。但当你和他身边的人交谈时，你也会听到不同的观点。因此，我认为朔尔茨的态度是这个执政联盟中最大的谜团”。
而独立评论员吴强则表示，“虽然对于在华投资方面还有很多暧昧和犹豫的地方，但是在对于和资本的关系，对于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在跨大西洋关系上和美国的这种加强紧密合作关系，这些方面都在表明， 朔尔茨跟以往的任何社民党人都不一样”。
在推进德国经济减少对中依赖方面，吕利希表示，“德国需要做的是经济事务的多样化，远离中国，我们太依赖中国了。当然，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能去告诉公司，我们要投资这里，不要投资那里。但至少我认为，政府不需要去鼓励德国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投资。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公司确实在考虑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很多公司也确实在试图拆分供应链。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中国投资。我认为许多大型公司正在投资中国市场，但是是基于要服务中国市场的投资”。
但从实际层面看，德中关系在经济上的体量巨大，相互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因此这种转变将会是漫长的。
吴强表示，“朔尔茨在对华外交上的转变，采取了一种不是缓和的，而是缓慢的方式。这不像是对俄罗斯的转变，那是一个激进的转变方式。 从长远来讲，德国一定会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当下德国对华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在进行的，但这种调整毫无疑问已经开始。比如说现在德国很强调德中关系的不均衡性，也就是主要偏重经济，而在人权、公民社会、互联网方面，这种透明性以及相互间的开放性这些方面，德中之间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这种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将是德中关系从现在开始变化的一个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会晤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11月4日）
正在进行中的乌俄战争，以及俄罗斯的能源要挟，让安全保障问题重新回到了德国以及欧洲的重大公共议题行列。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结果是，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在安全保障领域对于德国，以及欧洲的重要性被再次确认。
另一方面，中国在乌俄战争中所扮演的亲俄立场，让欧州意识到，中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对欧洲的安全秩序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德国则必须直面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与中国深度绑定后，将很可能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即包括已经出现的，例如，今年中国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物流、供应链、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危机；也包括潜在的，例如台海危机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发生的风险。
朔尔茨正在开始修正德中间的经济关系走向。尝试摆脱过于依赖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的经贸关系，提升德国经济事务的多样化。而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无疑也将影响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欧盟的对华政策。
乌俄战争改变德国外交
一年前的12月8日，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就任德国第九任联邦总理。朔尔茨就任伊始，就需要面对一个严峻的外交局面----乌俄之间密布的战争乌云。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并持续至今。欧洲大陆正在经历自90年代中后期的南联盟内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及数百万的战争难民。
这场战争正在重新构建欧洲的政治议题框架，很显然，“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再次成为了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层面的重大公共议题。这个问题的制造者不单单是俄罗斯，还包括着连带出现的俄罗斯的支持者和好伙伴----中国，这个在冷战后的三十年间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对于朔尔茨和德国政府而言，无疑是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境地，因为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最近的二十年间，德国的能源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两个国家有着深度的绑定。
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有着严重的依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德国三分之一的石油，约45%的煤炭以及55%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一月，朔尔茨以及德国政府在对俄立场问题上，就遭遇到了很大的信任危机。在乌俄战争爆发前的1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就称，美国和北约盟友对于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表示忧心，认为德国无法在俄乌危机中，对俄表示出强硬的态度。
美国方面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北溪二号(穿过波罗的海，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全长1234公里)的规划和建设问题上，德美之间自2017年开始，就陷入到一场长期的外交争议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外交争议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内的日趋激烈的政治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特朗普执政期间，德美关系的恶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2019年12月，在特朗普签署了一项禁止企业从事向欧洲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工作的法案后，德国对美国进行了公开的抗议。时任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朔尔茨，就曾公开批评美国对北溪二号的制裁是“对欧洲的内政与主权的严重干涉”。
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于德美，以及欧盟与美国间所造成的外交裂痕，在拜登当选后被逐渐修复。但毫无疑问，乌俄战争的爆发，让德国以及欧盟多数成员国都迅速地再次确认了美国在安全保障领域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芬兰和瑞典积极地申请加入北约也是一个佐证。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后，朔尔茨迅速明确德国的外交立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德俄关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德国外交的三大基石之一(另外两个是德美关系和德法关系)。但很显然，今年2月的乌俄战争让德国外交的轴心开始西移。
“德国在抛弃它过去半个世纪的外交基础之一的德俄(德苏)关系”，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德俄(德苏)关系成为德国(西德)外交基础之一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东西方的缓和时代，是在勃兰特时期开始的。这种缓和是持续了半个世纪。当然，能源外交是首要的，包括在社民党内培养了大量的亲俄派，这都是过去整整半个世纪所形成的，但是舒尔茨现在开始摆脱这一点。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在过去一年中做的最大变化。跨大西洋关系是重新被强化、 被巩固了，而且是具有优先性的。”
中国正在成为西方世界的连带战略对手
从欧洲的角度看，正在进行时的乌俄战争无疑是一场侵略战争，道义是站在乌克兰一方的。因此，当中国表明对于俄罗斯战争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开始，中国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再次负面化，无论是在国家外交层面，还是在欧洲的民众层面。
在今年四月美国之音采访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计划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时，杜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心：“当下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欧盟非常关心，并想和中国进行磋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对待乌俄战争和俄罗斯的态度和定位，将很大程度上影响2022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杜懋之的担心很快成为了现实。在今年六月底在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北约的战略概念里首次出现了“中国”，即便在地理上中国是个远离北约成员国的国家。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正在将中国视为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虽然这比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相比，似乎是温和了一些。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更是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中国的立场和行为。他在马德里峰会前夕就表示，“一是因为中国未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中国正在散布一些关于北约和西方的虚假指控，二是北约也感到中国和俄罗斯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
而且，对于中国外交立场的批评，已经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对抗的层面。“民主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竞争正在上升。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公开争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自挪威的斯托尔滕贝格所使用的措辞，已经开始和美国领导人保持一致。
放弃了两百多年军事不结盟立场，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
瑞典国防研究所(FOI)高级研究员奥斯卡·阿尔门(Oscar Almén)在今年六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对瑞典的威胁和中国对瑞典的威胁是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有经济影响力，而俄罗斯有一种实质上的军事威胁。中国支持俄罗斯，那么它也将间接地影响到瑞典的安全。所以，中国支持俄罗斯不符合瑞典的利益。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那么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产生弱化的效果，这对欧洲和瑞典都将构成安全威胁。这是一个更直接的威胁”。
如果说之前的中国威胁论，多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和国家资本的恐惧的话，那么2022年中国在外交上的表现，为“中国威胁论”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基于国家安全保障层面的担忧。
德国正在降低对中的经济依赖
而截至2021年底，中国连续六年都是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如此，中国也是德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供应商，德国工业所需的稀土和其他金属有70%来自中国，并且46%的德国企业依赖于来自中国的供货商。
朔尔茨和德国政府正在改变这种德国经济与中国之间的深度绑定。
“目前德国政府由三个政党组成。其中的两个----绿党和自由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绿党主要以人权问题为出发点，自由党，则更多的是从经济上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出发。当然，绿党也看到了来自中国的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而自由党人也看到了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蒂姆-吕利希(Tim Rühlig)在今年十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而执政党中的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则似乎有点犹豫不决。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立场，确切地说，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的位置并不十分清楚。他继续避免谈论关于中国的太多细节。但当你和他身边的人交谈时，你也会听到不同的观点。因此，我认为朔尔茨的态度是这个执政联盟中最大的谜团”。
而独立评论员吴强则表示，“虽然对于在华投资方面还有很多暧昧和犹豫的地方，但是在对于和资本的关系，对于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在跨大西洋关系上和美国的这种加强紧密合作关系，这些方面都在表明， 朔尔茨跟以往的任何社民党人都不一样”。
在推进德国经济减少对中依赖方面，吕利希表示，“德国需要做的是经济事务的多样化，远离中国，我们太依赖中国了。当然，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能去告诉公司，我们要投资这里，不要投资那里。但至少我认为，政府不需要去鼓励德国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投资。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德国的公司确实在考虑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很多公司也确实在试图拆分供应链。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中国投资。我认为许多大型公司正在投资中国市场，但是是基于要服务中国市场的投资”。
但从实际层面看，德中关系在经济上的体量巨大，相互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因此这种转变将会是漫长的。
吴强表示，“朔尔茨在对华外交上的转变，采取了一种不是缓和的，而是缓慢的方式。这不像是对俄罗斯的转变，那是一个激进的转变方式。 从长远来讲，德国一定会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当下德国对华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在进行的，但这种调整毫无疑问已经开始。比如说现在德国很强调德中关系的不均衡性，也就是主要偏重经济，而在人权、公民社会、互联网方面，这种透明性以及相互间的开放性这些方面，德中之间是不对称和不均衡的。这种不对称性和不均衡性，将是德中关系从现在开始变化的一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