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并非疫情，无法做到“坚壁清野”，这是这次北京所会体会到的。（AP）
“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武汉肺炎疫情一个多月后，中国网络上开始散布这样的温和声音，试图平复人们的怒火，给官方的努力以更多的时间。而在此之前，面对日益攀升的感染数字，人们一方面封闭起自己拒绝一切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以慌乱和愤怒的复杂心情监视着这场瘟疫和承诺为消灭这场瘟疫而努力的各方力量。
回顾这一个多月的舆情，不得不让人深思，从公众对武汉乃至湖北官员表达不满，到揭露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幕后操作，再到反思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似乎正是“乌合之众”的推动。爆料、披露、公开指正等等方式衍生的话题高潮，使得2020年的春节中国社会的舆情从未如此密集的诉诸互联网，真相与谣言混合，赞美与抨击并行，中国民众每天都在不间断的恐慌与时而愤怒时而感动中经历着情绪的跌宕起伏。在这场尚未看到曙光的疫情面前，正在中国舆论场上演的到底是一场乌合之众的狂欢还是疫情监督的利剑？
的确，即使身在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世界，人们恐怕也很难探知事件的方方面面，难免情绪宣泄与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就武汉肺炎在舆论场上所引发的种种讨论，无论是对地方政府问责，对专家质疑，虽然很难将每个细枝末节都暴露出来，但从社会情绪的角度来看，舆论在意的也并非就是这真相的全部，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发泄对疫情的本能恐惧与对所谓理性的“万能”政府的失望。是的，躁动的舆论似乎需要一个冷却的空窗期，但这远不是全部否定过去那么长时间内它的价值。
残酷的“猫鼠游戏”
处在疫情中心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是此次整个舆论场讨论的中心。疫情发展到中共“一号人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最新的消息是武汉已经被军队接管，而主政这里的党政官员乃至更高一级所将面临的“政治问责”恐怕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结果很难说没有舆情的倒逼影响。
如果从疫情发展的专业角度来说，很难找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作为参考值，或许是2019年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开始对“不明原因肺炎”作出通报，或许是2020年1月10日的首例死亡病例，又或者是至今官方尚未明确回应的人传人现象发现的时间。但舆情已经有了发酵的迹象。在这期间，由于官方某些原因之下某种程度的秘而不宣导致“传闻”已经流窜网络，恐慌已经在小范围内蔓延。这其中包括被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再次提起而引发关注的“8人传谣被拘”，包括武汉肺炎越发严重之时被事后曝光的“武汉医生签《训诫书》”......
但这也仅限于小范围，直到1月20日，出现应对疫情的一个关键拐点，也是舆情轰动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当日远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对武汉肺炎疫情作出指示，李克强批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赶赴武汉后在央视首度发声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当时中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00多例，各地陆续出现感染确诊病例。在人传人与病毒在各地蔓延的恐惧支配下，戴口罩出门开始大范围出现。
但是武汉卫健委随后通报的“14名医护人员感染”这一信息却激起了公众的怒火，因为这一被认定为人传人明显标志的信号被动之下公布。人传人不是中国国家卫生部门公布，不是疫情爆发地武汉或者湖北公布，而是钟南山公布。公众对国家机器的集体理性期望遭到暴击。质问随之而来，湖北地方官员有没有出现瞒报、缓报的现象贻误疫情防控；爆料接连跟上，在疫情已在各地蔓延，疫情中心竟然还在举办“万家宴”；分析接踵而至，在习李先后表态，其余省份都先后部署疫情之时，湖北地方官员为何不见动静，姗姗来迟的发声到底是政治觉悟不够还是盲目乐观，能力不足？
在疫情的持续蔓延与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武汉在1月23日仓促封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管控危机与舆情问责。多维新闻在《武汉防控肺炎疫情连错三步》一文中指出，继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违法运营的不作为、粗暴蛮横式维稳，压制信息公开后又出现封城后资源、人力调度紊乱，不仅基本生活物资一度价格飙升，连抗疫情最前线的医疗物资都不能够保障，医院的医护人员缺少防护设备、长时间高负荷工作，感染者和待诊者数量激增，医院拥挤不堪几乎崩溃。
可以说，从1月23日之后，武汉封城开始民众的恐慌在地方官员的不满中发酵。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带来社会的逼迫感与恐慌感，这体现在中国市面上的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供不应求，甚至在一些人口密集城区出现小范围抢购潮。另一方面是在有迹象表明这场疫情将是一场持久且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的媒体开始陆续进入武汉以及周围疫情严重的城市，这使得疫情之下混乱不堪的武汉被全方位快速地展示在公众面前。
于是，湖北官员的一举一动成了舆论的靶子，关于他们在发布会上搞不清当地的口罩产量问题，关于影射他们穿戴奢华的新闻，关于他们管控不力，使得许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得不到救治，湖北当地的一名记者张欧亚更是在其社交平台直言，武汉需要换帅。
扒粪运动：打倒红十字会！打倒学术权威！
而与灰头土脸的武汉官员形成对比的是舆论对钟南山的热捧。中国网络上十分火热的短视频平台上爆出钟南山在赶赴武汉的车途中疲累的休息获得无数的问候；“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镇毒！”的网络评语获得亿万点赞；“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晚上收看”的传闻还一度获得数十万的转发。一个更加有趣的网络段子是，初一一动不动，初二按兵不动，初三纹丝不动，初四岿然不动，初五依然不动，初六原地不动，初七继续不动，几时能动？钟南山说动才动！
钟南山，俨然成了民间观察疫情的风向标。然而，钟南山也只是钟南山，他的良心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更代表不了整个体制的“良心”。在中国社会上下全力遏制疫情的同时，舆论的狂潮终于将早已有堕落迹象的中国学术界和劣迹斑斑的中国红十字会裹挟进来拉下神坛，撕下了某些人虚伪的面具。
事实上，舆论对钟南山的高捧一方面是对曾经的非典功臣寄予厚望，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人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是钟南山首次以个人身份告诉大众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这一关键信息。其实，正是钟南山打破了官方的信息权威背后的信息垄断。从1月20日开始，中国官方在此次疫情中的“引领性”效应已经受到了冲击。
当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武汉当地主官不动如山，但人们不能放弃追究疫情难以遏制的来龙去脉。于是1月29日，一篇发表在国际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再让舆情爆发。该篇文章称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早在12月中旬就已开始人传人，而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有关专业人员共同发表。尽管论文作者解释称这是一篇回溯性文章，意即为“隐瞒”疫情信息的可能性行为作解释，但其中多项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使得滔滔民意难以再无条件相信“医学权威”。至此，此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当众回应外界对武汉市政府披露疫情不及时的指责，“无意”中透露的北京和地方的权责龃龉，再次在这次的论文风波中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在武汉医疗物资供需矛盾突出之时，武汉红十字会再被扒底。从收取医疗队捐赠服务费，到售卖捐赠蔬菜，从物资分配失衡到涉嫌为特权官员开后门，从人员高薪福利到强迫央视直播中断……如果说这其中还有舆论的添油加醋，那么武汉红十字会在1月29日在“物资使用情况分布”上对处于疫情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与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的医疗资源分配失衡，则十足暴露了慈善机构背后与私企的利益勾兑。
从湖北官员在疫情中的应对不足倒逼官方反思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的差距到武汉红十字会的僵硬迟缓牵连出中国卫生体制的弊病，甚至是舆情的传递与引领，在这场疫情里，“官办”角色被击溃。中国网络舆论大V“六神磊磊”在其个人平台讲述其捐赠医疗物资的体会：说实话，现在就是民间和官方比效率。民间活力无限，能量巨大，而且非常高效，只不过一直成长不起来。大家平时总感觉民间“乱”，总觉得是不是政府派人管起来才好？其实你看正好反了。关键时刻靠有些官办的是很低效的，大家也感到了。熟悉“六神磊磊”写作风格的读者大概都明白，以古讽今的隐喻里除了对红十字会的批驳，实则指向中国官办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武汉红十字会遭到舆论起底时，中国社会人士韩红创办的慈善基金会获得舆论的支持与信任。韩红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流传甚广：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所谓的管理费。管理费也罢了，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灾区。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在我看来你就是无赖，其实我们自己有基金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你们做不到干净，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们的质疑，活该。
双面“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们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效果。2月3日，中共高层刚刚召开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下一步应对策略，湖北省和武汉市纪委随即传来消息，湖北省红十字会一名副局长和武汉市统计局一名副局长被免职，其他多人被处置。
同时，舆情的汹涌使得中共接连呼喊回应社会关切，并在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加强舆情引导。一定程度上说，中共高层如此重视舆情确实是现在的社会情绪过于激动。甚至一些官方声音都在无意中制造了社会恐慌。
例如至今仍被舆论耿耿于怀的前期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的问题，武汉市长只是欲盖弥彰地透露了信息上传中央，至于是卡在哪个环节又是什么原因没有及时公布并没有说明。这种信息缺环实际上使得舆情对官方的不信任影响到后续地整个社会情绪的调动。再如在一个十分封闭的时间点，各大媒体聚集性报道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民众每天紧盯着高涨的确诊数据也在有意无意中加重恐慌情绪。甚至在权威错乱，信息不明确等因素的叠加之下，一些本来是普通感冒症状的患者也纷纷跑到医院就诊，使得本来就稀缺的医疗资源严重浪费，同时也增大交叉传染的风险。期间，《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声明导致中国市面上的双黄连一夜之间脱销。
中共强调对舆情的引导从结果看固然是考虑到当前的社会情绪，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社会公共事件当中，民间舆情才能将平时藏污纳垢的所在统统掀翻在地，毫不留情的公之于众。虽然这中间因为地方政府对疫情防控的不力以及一些地方的粗暴做法，使得社会上开始出现排斥湖北人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一场乌合之众的狂欢。
疫情像一面镜子。这是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开后在舆论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于是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中国地方官员的无能，看到某些机构慈善外衣下的利益勾兑，看到从目不识丁的民间百姓到被奉为权威的知识分子都暴露出来的利己主义，甚至看到官方镜头之外不为人知的生死。“世事纷乱”之下，问题才更难遁形。只是舆情会很快随着疫情的褪去而转入低潮，但问题的解决应该刚刚开始。
一场疫情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损失，也是中共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考验，更重要的也是对中国公民素质和社会参与能力的一次锻炼。正如上文所述，舆论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和理性的集合，它所传导的集体非理性焦虑和恐慌也无法避免（这是官方经常过于紧张的原因），所以，武汉肺炎疫情在舆论场上引起的反应从早期的恐慌，随之而来的质疑、不满，反复的问责，如今也许正是到进行自我检视的时候了。
舆情并非疫情，无法做到“坚壁清野”，这是这次北京所会体会到的。（AP）
“请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乌合之众的狂欢，”武汉肺炎疫情一个多月后，中国网络上开始散布这样的温和声音，试图平复人们的怒火，给官方的努力以更多的时间。而在此之前，面对日益攀升的感染数字，人们一方面封闭起自己拒绝一切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以慌乱和愤怒的复杂心情监视着这场瘟疫和承诺为消灭这场瘟疫而努力的各方力量。
回顾这一个多月的舆情，不得不让人深思，从公众对武汉乃至湖北官员表达不满，到揭露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幕后操作，再到反思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似乎正是“乌合之众”的推动。爆料、披露、公开指正等等方式衍生的话题高潮，使得2020年的春节中国社会的舆情从未如此密集的诉诸互联网，真相与谣言混合，赞美与抨击并行，中国民众每天都在不间断的恐慌与时而愤怒时而感动中经历着情绪的跌宕起伏。在这场尚未看到曙光的疫情面前，正在中国舆论场上演的到底是一场乌合之众的狂欢还是疫情监督的利剑？
的确，即使身在这样一个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世界，人们恐怕也很难探知事件的方方面面，难免情绪宣泄与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就武汉肺炎在舆论场上所引发的种种讨论，无论是对地方政府问责，对专家质疑，虽然很难将每个细枝末节都暴露出来，但从社会情绪的角度来看，舆论在意的也并非就是这真相的全部，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在发泄对疫情的本能恐惧与对所谓理性的“万能”政府的失望。是的，躁动的舆论似乎需要一个冷却的空窗期，但这远不是全部否定过去那么长时间内它的价值。
残酷的“猫鼠游戏”
处在疫情中心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是此次整个舆论场讨论的中心。疫情发展到中共“一号人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最新的消息是武汉已经被军队接管，而主政这里的党政官员乃至更高一级所将面临的“政治问责”恐怕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结果很难说没有舆情的倒逼影响。
如果从疫情发展的专业角度来说，很难找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作为参考值，或许是2019年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开始对“不明原因肺炎”作出通报，或许是2020年1月10日的首例死亡病例，又或者是至今官方尚未明确回应的人传人现象发现的时间。但舆情已经有了发酵的迹象。在这期间，由于官方某些原因之下某种程度的秘而不宣导致“传闻”已经流窜网络，恐慌已经在小范围内蔓延。这其中包括被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再次提起而引发关注的“8人传谣被拘”，包括武汉肺炎越发严重之时被事后曝光的“武汉医生签《训诫书》”......
但这也仅限于小范围，直到1月20日，出现应对疫情的一个关键拐点，也是舆情轰动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当日远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对武汉肺炎疫情作出指示，李克强批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赶赴武汉后在央视首度发声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当时中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00多例，各地陆续出现感染确诊病例。在人传人与病毒在各地蔓延的恐惧支配下，戴口罩出门开始大范围出现。
但是武汉卫健委随后通报的“14名医护人员感染”这一信息却激起了公众的怒火，因为这一被认定为人传人明显标志的信号被动之下公布。人传人不是中国国家卫生部门公布，不是疫情爆发地武汉或者湖北公布，而是钟南山公布。公众对国家机器的集体理性期望遭到暴击。质问随之而来，湖北地方官员有没有出现瞒报、缓报的现象贻误疫情防控；爆料接连跟上，在疫情已在各地蔓延，疫情中心竟然还在举办“万家宴”；分析接踵而至，在习李先后表态，其余省份都先后部署疫情之时，湖北地方官员为何不见动静，姗姗来迟的发声到底是政治觉悟不够还是盲目乐观，能力不足？
在疫情的持续蔓延与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武汉在1月23日仓促封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管控危机与舆情问责。多维新闻在《武汉防控肺炎疫情连错三步》一文中指出，继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违法运营的不作为、粗暴蛮横式维稳，压制信息公开后又出现封城后资源、人力调度紊乱，不仅基本生活物资一度价格飙升，连抗疫情最前线的医疗物资都不能够保障，医院的医护人员缺少防护设备、长时间高负荷工作，感染者和待诊者数量激增，医院拥挤不堪几乎崩溃。
可以说，从1月23日之后，武汉封城开始民众的恐慌在地方官员的不满中发酵。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带来社会的逼迫感与恐慌感，这体现在中国市面上的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供不应求，甚至在一些人口密集城区出现小范围抢购潮。另一方面是在有迹象表明这场疫情将是一场持久且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之后，中国的媒体开始陆续进入武汉以及周围疫情严重的城市，这使得疫情之下混乱不堪的武汉被全方位快速地展示在公众面前。
于是，湖北官员的一举一动成了舆论的靶子，关于他们在发布会上搞不清当地的口罩产量问题，关于影射他们穿戴奢华的新闻，关于他们管控不力，使得许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得不到救治，湖北当地的一名记者张欧亚更是在其社交平台直言，武汉需要换帅。
扒粪运动：打倒红十字会！打倒学术权威！
而与灰头土脸的武汉官员形成对比的是舆论对钟南山的热捧。中国网络上十分火热的短视频平台上爆出钟南山在赶赴武汉的车途中疲累的休息获得无数的问候；“火神山、雷神山、钟南山，三山镇毒！”的网络评语获得亿万点赞；“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晚上收看”的传闻还一度获得数十万的转发。一个更加有趣的网络段子是，初一一动不动，初二按兵不动，初三纹丝不动，初四岿然不动，初五依然不动，初六原地不动，初七继续不动，几时能动？钟南山说动才动！
钟南山，俨然成了民间观察疫情的风向标。然而，钟南山也只是钟南山，他的良心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更代表不了整个体制的“良心”。在中国社会上下全力遏制疫情的同时，舆论的狂潮终于将早已有堕落迹象的中国学术界和劣迹斑斑的中国红十字会裹挟进来拉下神坛，撕下了某些人虚伪的面具。
事实上，舆论对钟南山的高捧一方面是对曾经的非典功臣寄予厚望，更为重要的是表达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人们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是钟南山首次以个人身份告诉大众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这一关键信息。其实，正是钟南山打破了官方的信息权威背后的信息垄断。从1月20日开始，中国官方在此次疫情中的“引领性”效应已经受到了冲击。
当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地控制，武汉当地主官不动如山，但人们不能放弃追究疫情难以遏制的来龙去脉。于是1月29日，一篇发表在国际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再让舆情爆发。该篇文章称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早在12月中旬就已开始人传人，而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有关专业人员共同发表。尽管论文作者解释称这是一篇回溯性文章，意即为“隐瞒”疫情信息的可能性行为作解释，但其中多项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使得滔滔民意难以再无条件相信“医学权威”。至此，此前武汉市长周先旺当众回应外界对武汉市政府披露疫情不及时的指责，“无意”中透露的北京和地方的权责龃龉，再次在这次的论文风波中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在武汉医疗物资供需矛盾突出之时，武汉红十字会再被扒底。从收取医疗队捐赠服务费，到售卖捐赠蔬菜，从物资分配失衡到涉嫌为特权官员开后门，从人员高薪福利到强迫央视直播中断……如果说这其中还有舆论的添油加醋，那么武汉红十字会在1月29日在“物资使用情况分布”上对处于疫情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与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的医疗资源分配失衡，则十足暴露了慈善机构背后与私企的利益勾兑。
从湖北官员在疫情中的应对不足倒逼官方反思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的差距到武汉红十字会的僵硬迟缓牵连出中国卫生体制的弊病，甚至是舆情的传递与引领，在这场疫情里，“官办”角色被击溃。中国网络舆论大V“六神磊磊”在其个人平台讲述其捐赠医疗物资的体会：说实话，现在就是民间和官方比效率。民间活力无限，能量巨大，而且非常高效，只不过一直成长不起来。大家平时总感觉民间“乱”，总觉得是不是政府派人管起来才好？其实你看正好反了。关键时刻靠有些官办的是很低效的，大家也感到了。熟悉“六神磊磊”写作风格的读者大概都明白，以古讽今的隐喻里除了对红十字会的批驳，实则指向中国官办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武汉红十字会遭到舆论起底时，中国社会人士韩红创办的慈善基金会获得舆论的支持与信任。韩红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流传甚广：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所谓的管理费。管理费也罢了，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灾区。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在我看来你就是无赖，其实我们自己有基金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你们做不到干净，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们的质疑，活该。
双面“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们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效果。2月3日，中共高层刚刚召开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下一步应对策略，湖北省和武汉市纪委随即传来消息，湖北省红十字会一名副局长和武汉市统计局一名副局长被免职，其他多人被处置。
同时，舆情的汹涌使得中共接连呼喊回应社会关切，并在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加强舆情引导。一定程度上说，中共高层如此重视舆情确实是现在的社会情绪过于激动。甚至一些官方声音都在无意中制造了社会恐慌。
例如至今仍被舆论耿耿于怀的前期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的问题，武汉市长只是欲盖弥彰地透露了信息上传中央，至于是卡在哪个环节又是什么原因没有及时公布并没有说明。这种信息缺环实际上使得舆情对官方的不信任影响到后续地整个社会情绪的调动。再如在一个十分封闭的时间点，各大媒体聚集性报道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民众每天紧盯着高涨的确诊数据也在有意无意中加重恐慌情绪。甚至在权威错乱，信息不明确等因素的叠加之下，一些本来是普通感冒症状的患者也纷纷跑到医院就诊，使得本来就稀缺的医疗资源严重浪费，同时也增大交叉传染的风险。期间，《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声明导致中国市面上的双黄连一夜之间脱销。
中共强调对舆情的引导从结果看固然是考虑到当前的社会情绪，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社会公共事件当中，民间舆情才能将平时藏污纳垢的所在统统掀翻在地，毫不留情的公之于众。虽然这中间因为地方政府对疫情防控的不力以及一些地方的粗暴做法，使得社会上开始出现排斥湖北人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一场乌合之众的狂欢。
疫情像一面镜子。这是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开后在舆论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于是通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中国地方官员的无能，看到某些机构慈善外衣下的利益勾兑，看到从目不识丁的民间百姓到被奉为权威的知识分子都暴露出来的利己主义，甚至看到官方镜头之外不为人知的生死。“世事纷乱”之下，问题才更难遁形。只是舆情会很快随着疫情的褪去而转入低潮，但问题的解决应该刚刚开始。
一场疫情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损失，也是中共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考验，更重要的也是对中国公民素质和社会参与能力的一次锻炼。正如上文所述，舆论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和理性的集合，它所传导的集体非理性焦虑和恐慌也无法避免（这是官方经常过于紧张的原因），所以，武汉肺炎疫情在舆论场上引起的反应从早期的恐慌，随之而来的质疑、不满，反复的问责，如今也许正是到进行自我检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