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弑杀异族、本族孩童 中国男人怎么了?

中国男人怎么了？！今年下半年，中国男人弑杀、残害外国幼童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六月， 周某企图杀戮苏州日本学校的三岁幼童，幸而被女英雄胡友平以牺牲自己生命相救。两个月后，在澳洲布里斯本的一个公园内，一名中国男人向一个婴儿泼洒滚烫的咖啡，在小小肉体上留下大面积烫伤，以至于刚经历九个月生命的孩子竟然要遭受数次手术，才能带着永久伤残终其一生。九月十八日，一名中国男人在深圳刺杀中日混血男童沈航平，导致幼小受害人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结束了他不到十岁的短暂一生。十月一日，一名在瑞士苏黎世留学的中国男青年向三名瑞士孩子下毒手，其中一个五岁男孩刀伤严重，经过一天一夜抢救，体征才回复稳定。数数今年的月份牌，从五月四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遇刺，到十月瑞士孩童遭袭，除了七月无战事，每月都有外国人和外国孩童倒在中国男人刀下。我不禁在心里一再、再三诘问：中国男人们，你们怎么了？！

对于这一系列弑杀日本儿童事件，中国社交网络上居然喝彩声潮起，这还是曾经以“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为傲的我的同胞们吗？而政府代言人机器人般的回应声称，每月发生一起的恶性案件是“个案“，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机器人”发声也就罢了，但不可能也长了颗机器心吧？对人类失去如此稚嫩生命而如此无感？对杀灭稚嫩生命的凶手无感？把如此频密的惨剧淡化为“偶发”？哪个国家的公民如此仇视外国幼童至此，以手起刀落杀灭为快？！尤其苏黎世这个二十四岁的中国杀手梵宇豪，在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十五个生日当天，在《解放军骑兵进行曲》的伴奏中，发出了对他心爱“女支书”秽语差评后出门，来到接受他学习深造的最不愿介入世界任何战事纠纷的瑞士国人中，巡猎小猎物，最终如愿让三个孩童鲜血奔流，惨叫倒地。他获得满足感了吗？他那黑洞洞的心底，真的认为他是拿这三个小小牺牲品祭旗，为共和国75岁大寿献礼了吗？

我发现从五月到十月的所有凶案肇事者，都是中国男性。多悲哀呀，男人在任何人类社会都该是女人和孩子的依靠，为女人和孩子们挡枪，是孩子们在战争中的血肉长城。自古至今，从大卫到巴黎恐袭中变自己肉身为女友防弹衣的法国男子，各民族有多少为女人和孩子们战死的男人，从而在女人和孩子们心中步上神的基座？而这四个月来，造成死伤儿童的母亲们，将怎样带着至死不渝的伤痛来重新定义“男人”？中国男杀手们，你们彻底污化了自己，污化到不及禽兽、类比鬼魅的存在。你们也污化了整个中华民族，代价是胡友平女士这样的生命献祭为你们赎罪，但胡友平的牺牲让你们良心有过一丝痛意吗？她如同耶稣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祭又能救赎多少个你们？！再来看看这类比禽兽低级的男人们，他们不光弑杀异族孩子，也不放过自己同胞的婴幼，这几年他们屡次冲入幼儿园，砍倒一片幼小无辜生命……中国男人们，你们就是这样来清算你们半生的不如意，一生的不如人吗？！

我小时看到同龄人虐待小动物，便会上前弱弱地阻止，甚至拿出可怜的零花钱，为一只小猫买下性命。有时邻家的大人们捉到偷鸡的黄鼬，将其倒吊在院子里的大柳树下，任孩子们去给它实施各种酷刑。此时我定是不敢出门的。我躲在家里哆嗦着想，为鸡报仇固然没错，处死偷鸡贼黄鼬是正义的，但折磨它致死是惨无人道的。那是文革期间，大人们过着人折磨人致死的日常生活，孩子们把人折磨人当娱乐消遣。孩子们似乎悟到，不参与折磨人，便有可能被人折磨。孩子们从来有样学样，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残酷的程度往往超过父辈。当时以施虐而获得快感的孩子们，正是多年后为人父母而养育了现在弑杀儿童的儿辈或孙辈。文革是最能图说“他人即地狱”的萨特理论的时代，每一个他人都是自己潜在的告密者，背叛者，而预防被揭发背叛的手段，是以守为攻地先下手搜集他人的“黑材料”，以备不测时做杀手锏。没有一个同事、邻居，甚至爱人、亲人、友人在被提防戒备的界限之外。看看东德堆积如山的解密档案，多少告发者是自己的枕边人？人在最不安全的时候，才会对他人的安全窥探、暗算，一旦发现了他人的安全突破口便犹如天降暗器一般，立即掌握手中，假如感到那人威胁自己安全时，自己可先下手为强地颠覆他人安全。这正是文革期间，人们以害他而自保的生存手段。那是人们过得最不顺心，最不安全的十年。那种防害和施害的毒素，使得我们整个民族害了一场精神心理的疾病。文革的仇恨教育，近几年来又悄悄还魂，得不到爱之温暖，至少仇恨能给人一种貌似力量的亢奋，集体亢奋起来，便又形成貌似民族凝聚力的相互借胆、彼此拱火的民风。

文革的精神流行病又变异成当代毒株了吗？我看是的。近年来仇外、仇日的言论无论怎样过激，都是安全的。仇日仇外的行为，无论怎样为人类文明不齿，都会引来大群同胞喝彩。正因为何种程度的仇言仇行都有安全之后果，于是仇言仇行可以不断加大尺度。加上官方从不追究责任和原因，从不公开追究的过程和结果，那么仇恨的尺度终于加大到滥杀无辜。因他国孩童与己更是无缘无故，滥杀的目标便更是无辜中的无辜。似乎牺牲者一定得是双倍的无辜，否则不能体现他的仇恨的强烈和纯粹。细看这些滥杀者，一个个的存在与人与己与社会都那么无关紧要，典型的“赖活着”，他们自己都提供不出自己存在的证明，若不是总有仇恨把自己与同仇敌忾的群体相连，从而放大自己的存在，那么他们只能人生一场，迹象全无。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向幼稚退化有一百多种症状，暴力攻击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动辄诉诸暴力的人，都是巨婴。这种可能造成巨大杀伤力的行为跟挖鼻孔，啃咬指甲，乱发脾气，期期哀怨，赖在娘家不归自家等等行为同为退化的症状。假如弗洛伊德的推断有道理，那么弑童的中国男人们不过是逆人性进化的人格障碍患者。疫情四年，国家和个人经济都经历了挫折，失败者人口剧增，失败便是弱化，于是弱者成群而至。能将自身失败孱弱投射到于他者的手法是制造更多失败者、弱者，加害体积体力多倍小于自身的他者，就制造了一场失败，一场弱化；以他者生命消失而体现的失败，这个投射便如是成功。

我旅居过好几个国家，涉足了五洲四海，除了非洲的尼日利亚，中国民众对心理精神疾病是缺乏认识的。我对心理学、行为学的一点粗浅书本知识让我怀疑，中国男人在这几年的就业、挣钱方面经历的艰难和压力，以及粥少僧多的生态竞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濒临精神危机，或轻或重地患着精神心理疾病。如何转嫁精神危机，除了靠医药，还有就是寄托于宗教。可悲的是我们民族是如此世俗，如此玩世不恭，如此“临时抱佛脚“的现实，宗教也就无法给于其精神关怀。再来看医药，中国人“硬件”（脏腑、躯体）得病，看不起病的人们举目皆是，慢说是“软件”（精神、心理）得病了。

写完本文，我对弑杀异族、本族孩童的男人（或潜伏的此类弑杀者）的诘问似乎有了答案：中国男人们，你们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