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说，爷爷施平常常让他想起“老顽童”这个词。
施平血糖偏高，但酷爱甜食。一天，104岁的他趁人不备溜达下楼，到街上买了一桶肯德基炸鸡和一大瓶可乐。等到家人发现的时候，炸鸡已经干完，两升装的可乐还剩个底儿。
2015年施一公与同道创办西湖大学，施平非常支持，对这所举社会之力创办的新型大学寄托了很多憧憬和希望。他还给施一公寄来一套《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要他学习参考。
这是一套三册的书，传主包括吴玉章、陈垣、马寅初、李达、陈望道、成仿吾、周培源、苏步青、贺绿汀、江隆基、蒋南翔、谢希德等著名老教育家，曾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自己也在其中。
2024年6月29日，施平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113岁。
有人称他为“亚洲长寿老人”，施一公感叹爷爷的一生历尽坎坷、几经生死，他自己则形容，他就像一只土拨鼠，长着一双有力的前爪，匍匐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或许，正是这种来自大地的力量和强大韧性，支撑他度过了崎岖起伏却又奇迹般高寿的一生。
2014年，103岁的施平在华东医院病房。摄影/赵宏
主政北农大
1953年，施平调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后又担任了党委书记。
施平可算是科班出身的党内农业问题专家。1931年，他考上浙江大学农学院，曾以浙大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和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两次面见蒋介石，力陈抗日救国主张。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团工委副书记。
北京农业大学1949年9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可谓开全国院系调整风气之先。时任教务长、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在筹划调整院系，北农大作为重点先走一步，以总结经验。中央希望北农大既要发挥北大、清华专家教授多、科技水平高的优势，又要与华北大学的革命传统相融合。然而，这并非易事。
在不同传统、不同学术流派之争中，最突出的是遗传学界的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和美国摩尔根学派之争。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指导方针下，后者受到打压。时任北农大农学系主任、被称为“中国遗传学之父”的李景均教授于1950年3月出走海外，引起高层重视。
1951年，孙晓村出任了北农大校长，受到师生欢迎。孙晓村兼职很多，政务缠身，在学校工作的时间有限，常感慨“身不由己”。团结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很好解决。
北农大两位著名教授——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和玉米育种专家李竞雄都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被认为是摩尔根学派。蔡旭受到“披着米丘林外衣反米丘林”的批判，被变相停了课，他培育出的可增产又可防止小麦锈病的新品种也被禁止推广。很多农大教师对他的处境都很同情。
施平到任后，由于为人谦和，做事稳重，一到校就颇受教授们认可。蔡旭、李竞雄和沈其益一起到施平家中拜访，一直谈到深夜，三个人都哭了。
施平了解情况后认为，办好大学要依靠教授，对一些学术思想不同的教授采取粗暴的态度是不应该的。在征得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同意后，他让农学系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并任命蔡旭为农学系系主任。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力倡导“双百方针”。这年夏，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青岛参与组织了全国遗传学会议，施平被指定为大会中共党组组长。会上批评了行政干涉学术问题的做法，并决定让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均开课讲学和进行科研，在学术上平等自由地争论。
会后，施平将北农大遗传学分为遗传I（摩尔根遗传学）和遗传Ⅱ（米丘林遗传学）两个教研组，提供同等的科研条件。他说，外行的行政人士不应插手学术问题，而应在科学实验的进程中解决是非问题。
1956年是北农大成立后的黄金一年。新校址已选定，学校政治空气安定，学派对立问题已解决，学术思想异常活跃，调整工资后教师生活也改善了。
施平提出，教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应全力投入科研。学校成立了研究部，他亲任研究部主任，聘请专家、教授任副主任，负责全校科研工作。经高教部批准，北农大让教师开列清单，向国外购进一流设备。
为庆祝1956届学生毕业，施平提议举办一场化装舞会。那天，学生们有的扮装为国营农场场长，有的化装成农业技师，以展望10年之后回母校的情景。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农大一些教授和学生被错划成右派，这成为施平心上永远的伤痛。他后来说，自己在运动中当了“两面人”，既是真人，又是假人，真真假假。尽管如此，他1959年仍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外职务。
1962年5月，施平被摘帽，调回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四年中，他多数时间在农村工作，觉得比之过去十年在大学工作，有一种平静、愉快的安全感。
“文革”中，施平遭到批斗，入狱四年半。1978年，他获彻底平反，又回到了熟悉的大学中。
1980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与学生交谈。图/华东师范大学官网
“华师影响最大的党委书记之一”
1978年8月1日，施平调至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同年，刘佛年出任校长。
华东师大在“文革”中受到较大冲击。上任后不久，施平就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平反冤假错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
他主持平反的最突出案例是1962级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王申酉冤案。在上海市委支持下，他向中纪委呈送了给王申酉平反的报告。中央审查后作出结论，责成上海市做好平反工作。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公开为王申酉平反。
华东师大政教系77级校友、后任《上海滩》杂志编辑部主任的葛昆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学校民主开放，氛围很好。冬季傍晚时分，他和同学们在图书馆自修后回宿舍的路上，经常能远远看到在操场上散步的施平。施平常穿一身军大衣，一头白发，看起来很有范儿，时不时冲路过的师生招手微笑。
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葛昆元所在的77级三班几位同学创办了壁报《实事求是》，张贴在宿舍走廊，每天都有学生写文章贴到上面。校领导对此持鼓励态度，还派人去看过壁报。但其中也有一些过激观点受到《光明日报》的点名批评，一些学生担心会记入档案，影响前途。
很快施平的指示传达下来。他说，学生正处在成长期，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要背包袱，要鼓励大家参加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对那些说错话的同学，要重在教育引导，提高认识就行，不要扣帽子。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毕业分配前夕，有人旧事重提。施平在全校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上再次表示，不会记入档案，也决不会影响分配。葛昆元回忆，同学们的分配都没有受影响，一些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学生还留校工作了，后来成长为教授、系主任等。
2011年至2019年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童世骏是该校1978级哲学系校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施平可以说是华东师大影响最大的党委书记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拨乱反正，一方面是因为推进改革。
华东师大首开民主推选高校领导先河。1978年，施平建议从全校中青年教师中民主推选出一位副校长。有些人说这违背组织原则，施平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做工作。他说：“我们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副校长，这是合理的；推荐出来后，还要经上级批准任命，也是合法的。既合理又合法，无可非议。”
最后，物理系主任袁运开被确定为副校长候选人，上报教育部审批。1979年4月，教育部党组任命49岁的袁运开为华东师大副校长。袁运开1984年被任命为校长，后又连任一届。
当时关于学校的办学方针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认为学校应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只设相关专业，从事相关科研；一种认为，华东师大在建校初期就有一批知名学者和教授，早在1959年就是中央确定的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有传统优势和学术地位，有条件继续办成高水平的、有特色的大学。刘佛年和施平都支持后者，这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方向。两人都主张大学要打破闭关自守状态，对外开放，首先是向国内开放。
经施平倡议筹划，1979年12月复旦、上海交大、同济、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华东师大组成“五校协作委员会”，施平为召集人。五校可互聘优秀教师兼课，本科生和研究生可跨校听课，大型仪器设备可互通，并组织重点科研项目协作，筹建图书馆网络和科技情报中心等。
童世骏印象最深的是，施平提出德育、智育和体育之外应该再加上群育和美育，鼓励共青团和学生会发挥作用，主张学生自治，自我管理。童世骏觉得，华东师大出了一批在不同领域发挥很大作用的领导干部，就与这种锻炼机会有很大关系。
1980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会上宣布，愿意试行改革的学校可报名参与试点，施平随即代表华东师大报名。12月27日，教育部同意华东师大成为试点单位，规定三年为期。当时全国高校试点单位仅此一家，施平是主要责任人和具体实施者。
参加试点后，华东师大1981年通过选举产生了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其中教师占60%以上。教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主要由学校教授、各院系主任等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及其正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在教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职权。
1983年上海市宣传部召开“知识和知识分子座谈会”，施平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最近几年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使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措施，但有人对此颇感忧虑，担心这会造成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对立，出现历史上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局面。施平说，这些问题确实提得很尖锐也很严重，但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只有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搞事业才会更有力量，把优秀的知识分子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正是体现了党的领导。
童世骏认为，当时施平的名字一直排在校长刘佛年后面，希望让刘佛年充分发挥作用，但他实际上代表了新中国大学传统中不太容易被关注到的一个方面。中国高校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往往和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好有关，一些党委书记自身专业可能并不十分突出，但非常善于为行政领导和学科领导提供支持和保障。童世骏认为，虽然当时有些教育改革措施没有继续下去，但是那些探索让华东师大受益至今。
人生60岁成熟
1983年，施平从华东师大离任，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1985年底，他以74岁高龄离休。
施平酷爱摄影，从大学时就喜欢，但真正投入是在离休以后。他随身携带两台相机，一台傻瓜相机，一台单反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
1996年，他和夫人去美国探亲，施一公夫妇带他们去华盛顿中心广场游玩。走了一天的路，29岁的施一公全身疲乏，但85岁的施平意犹未尽，总想再看一会儿，多拍几张照片。
回国后，施平想把这些照片结集出版，印刷1000本。因为都是彩色照片，又必须用油光纸印刷，成本很高，出版社需要作者自己购买所有影集，这样算下来至少需要10万元。施平把毕生积攒的几万元都拿出来仍然不够，只好求助于在美国的子孙们。施一公当时还在做博士后研究，妻子是博士生，但还是寄回了一张支票。施平很高兴，给他们留了好几本影集。
此后施平又自费出版了四本影集，都只为送人。所拍照片多为自然风光和花卉，如《荷花、荷文化专辑》和《松竹梅菊岁寒四友》，因为施平认为，这些是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经霜雪而不凋。
退休后，他在76岁和83岁时两次漫游大西北，那是他大学时代以来念念不忘的地方。1931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志愿就是建设大西北，治理黄河泛滥，但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西北行也搁置了几十年。2010年，《施平文集》在他百岁时出版，收录了他这两次赴西北所撰写的30多篇游记。
最后的岁月里，施平长住华东医院。他106岁时还能自己行走，后来因肌肉萎缩慢慢依赖轮椅，但他常常请护士推他到医院花园里赏花、拍照。医生不让外出了，他就坐在阳台上，拍摄盆景或者窗外的树木。
2014年，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时任《海派文化》报副主编赵宏在华东医院采访了施平。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施平记忆力极好，回忆旧事时能清楚讲出时间和细节，而且不显疲态，一口水都没喝。送客时，他两手打拱，直到访客离开房间。
赵宏与他谈起人口老龄化问题，施平说，60岁是人生成熟期，经验更丰富，思想更成熟，60岁的人不仅可以发挥“余热”，而且可以向更高阶段发展，还能开花结果，像他自己出的几本书都是离休后写的。
施平还有很多写作计划。他想写一部王申酉传记，为此读了大量的书。他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他对赵宏说，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当年可能就会面临危险的境地。不过，要写好这本书，他还需要读更多的书。
童世骏每次去看望施平，他总是在伏案阅读。他的病房书架上除了新买的《资本论》，还有《电脑上网培训教程》《人类简史》《中国大趋势》等各种书籍。他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都很感兴趣，常常问一些时兴的问题，比如问施一公“机器学习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儿”，问赵宏“什么是供给侧”。
他最关注的还是高等教育。他一直觉得，当年在华东师大进行的高教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未加以系统总结，非常可惜。2009年，89岁的他整理出3万多字的长文《华东师范大学体制改革试点的情况和经验》。他说，这是基层一级体制改革实践，写出来可为后人提供借鉴。
说到他的长寿秘籍，他告诉赵宏，他的饮食很普通，但注重运动，大学时就是校篮球队队员，离休后爱打太极拳，每天坚持游泳，直到90岁时心脏安装支架才不得不放弃，靠轮椅出行就用双手推着车轮锻炼。他说，读书也很重要，读史使人明智。此外，一个人心胸要宽阔。一些人在各种运动和波折中没有熬过来，但施平始终乐观，相信总能看到公正来临的那一天。
2018年以后，他的听力几乎完全丧失。施一公去华东医院看望他时，会与他通过文字交流。施平会把问题手写在本子上，施一公写字回复，他会架起眼镜端着本子细看，再写下自己的评论或下一个问题。这样的交流很慢，但每次都让施一公格外珍惜。
施一公说，爷爷施平常常让他想起“老顽童”这个词。
施平血糖偏高，但酷爱甜食。一天，104岁的他趁人不备溜达下楼，到街上买了一桶肯德基炸鸡和一大瓶可乐。等到家人发现的时候，炸鸡已经干完，两升装的可乐还剩个底儿。
2015年施一公与同道创办西湖大学，施平非常支持，对这所举社会之力创办的新型大学寄托了很多憧憬和希望。他还给施一公寄来一套《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传略》，要他学习参考。
这是一套三册的书，传主包括吴玉章、陈垣、马寅初、李达、陈望道、成仿吾、周培源、苏步青、贺绿汀、江隆基、蒋南翔、谢希德等著名老教育家，曾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自己也在其中。
2024年6月29日，施平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113岁。
有人称他为“亚洲长寿老人”，施一公感叹爷爷的一生历尽坎坷、几经生死，他自己则形容，他就像一只土拨鼠，长着一双有力的前爪，匍匐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或许，正是这种来自大地的力量和强大韧性，支撑他度过了崎岖起伏却又奇迹般高寿的一生。
2014年，103岁的施平在华东医院病房。摄影/赵宏
主政北农大
1953年，施平调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后又担任了党委书记。
施平可算是科班出身的党内农业问题专家。1931年，他考上浙江大学农学院，曾以浙大农学院学生抗日会主席和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两次面见蒋介石，力陈抗日救国主张。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团工委副书记。
北京农业大学1949年9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可谓开全国院系调整风气之先。时任教务长、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在筹划调整院系，北农大作为重点先走一步，以总结经验。中央希望北农大既要发挥北大、清华专家教授多、科技水平高的优势，又要与华北大学的革命传统相融合。然而，这并非易事。
在不同传统、不同学术流派之争中，最突出的是遗传学界的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和美国摩尔根学派之争。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指导方针下，后者受到打压。时任北农大农学系主任、被称为“中国遗传学之父”的李景均教授于1950年3月出走海外，引起高层重视。
1951年，孙晓村出任了北农大校长，受到师生欢迎。孙晓村兼职很多，政务缠身，在学校工作的时间有限，常感慨“身不由己”。团结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很好解决。
北农大两位著名教授——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和玉米育种专家李竞雄都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被认为是摩尔根学派。蔡旭受到“披着米丘林外衣反米丘林”的批判，被变相停了课，他培育出的可增产又可防止小麦锈病的新品种也被禁止推广。很多农大教师对他的处境都很同情。
施平到任后，由于为人谦和，做事稳重，一到校就颇受教授们认可。蔡旭、李竞雄和沈其益一起到施平家中拜访，一直谈到深夜，三个人都哭了。
施平了解情况后认为，办好大学要依靠教授，对一些学术思想不同的教授采取粗暴的态度是不应该的。在征得中央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同意后，他让农学系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并任命蔡旭为农学系系主任。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力倡导“双百方针”。这年夏，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青岛参与组织了全国遗传学会议，施平被指定为大会中共党组组长。会上批评了行政干涉学术问题的做法，并决定让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均开课讲学和进行科研，在学术上平等自由地争论。
会后，施平将北农大遗传学分为遗传I（摩尔根遗传学）和遗传Ⅱ（米丘林遗传学）两个教研组，提供同等的科研条件。他说，外行的行政人士不应插手学术问题，而应在科学实验的进程中解决是非问题。
1956年是北农大成立后的黄金一年。新校址已选定，学校政治空气安定，学派对立问题已解决，学术思想异常活跃，调整工资后教师生活也改善了。
施平提出，教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应全力投入科研。学校成立了研究部，他亲任研究部主任，聘请专家、教授任副主任，负责全校科研工作。经高教部批准，北农大让教师开列清单，向国外购进一流设备。
为庆祝1956届学生毕业，施平提议举办一场化装舞会。那天，学生们有的扮装为国营农场场长，有的化装成农业技师，以展望10年之后回母校的情景。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北农大一些教授和学生被错划成右派，这成为施平心上永远的伤痛。他后来说，自己在运动中当了“两面人”，既是真人，又是假人，真真假假。尽管如此，他1959年仍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外职务。
1962年5月，施平被摘帽，调回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四年中，他多数时间在农村工作，觉得比之过去十年在大学工作，有一种平静、愉快的安全感。
“文革”中，施平遭到批斗，入狱四年半。1978年，他获彻底平反，又回到了熟悉的大学中。
1980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与学生交谈。图/华东师范大学官网
“华师影响最大的党委书记之一”
1978年8月1日，施平调至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同年，刘佛年出任校长。
华东师大在“文革”中受到较大冲击。上任后不久，施平就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平反冤假错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
他主持平反的最突出案例是1962级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王申酉冤案。在上海市委支持下，他向中纪委呈送了给王申酉平反的报告。中央审查后作出结论，责成上海市做好平反工作。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在上海展览馆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公开为王申酉平反。
华东师大政教系77级校友、后任《上海滩》杂志编辑部主任的葛昆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学校民主开放，氛围很好。冬季傍晚时分，他和同学们在图书馆自修后回宿舍的路上，经常能远远看到在操场上散步的施平。施平常穿一身军大衣，一头白发，看起来很有范儿，时不时冲路过的师生招手微笑。
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葛昆元所在的77级三班几位同学创办了壁报《实事求是》，张贴在宿舍走廊，每天都有学生写文章贴到上面。校领导对此持鼓励态度，还派人去看过壁报。但其中也有一些过激观点受到《光明日报》的点名批评，一些学生担心会记入档案，影响前途。
很快施平的指示传达下来。他说，学生正处在成长期，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要背包袱，要鼓励大家参加讨论，真理越辩越明；对那些说错话的同学，要重在教育引导，提高认识就行，不要扣帽子。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毕业分配前夕，有人旧事重提。施平在全校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上再次表示，不会记入档案，也决不会影响分配。葛昆元回忆，同学们的分配都没有受影响，一些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学生还留校工作了，后来成长为教授、系主任等。
2011年至2019年担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童世骏是该校1978级哲学系校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施平可以说是华东师大影响最大的党委书记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拨乱反正，一方面是因为推进改革。
华东师大首开民主推选高校领导先河。1978年，施平建议从全校中青年教师中民主推选出一位副校长。有些人说这违背组织原则，施平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做工作。他说：“我们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民主推荐副校长，这是合理的；推荐出来后，还要经上级批准任命，也是合法的。既合理又合法，无可非议。”
最后，物理系主任袁运开被确定为副校长候选人，上报教育部审批。1979年4月，教育部党组任命49岁的袁运开为华东师大副校长。袁运开1984年被任命为校长，后又连任一届。
当时关于学校的办学方针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认为学校应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只设相关专业，从事相关科研；一种认为，华东师大在建校初期就有一批知名学者和教授，早在1959年就是中央确定的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有传统优势和学术地位，有条件继续办成高水平的、有特色的大学。刘佛年和施平都支持后者，这影响了学校的发展方向。两人都主张大学要打破闭关自守状态，对外开放，首先是向国内开放。
经施平倡议筹划，1979年12月复旦、上海交大、同济、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华东师大组成“五校协作委员会”，施平为召集人。五校可互聘优秀教师兼课，本科生和研究生可跨校听课，大型仪器设备可互通，并组织重点科研项目协作，筹建图书馆网络和科技情报中心等。
童世骏印象最深的是，施平提出德育、智育和体育之外应该再加上群育和美育，鼓励共青团和学生会发挥作用，主张学生自治，自我管理。童世骏觉得，华东师大出了一批在不同领域发挥很大作用的领导干部，就与这种锻炼机会有很大关系。
1980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会上宣布，愿意试行改革的学校可报名参与试点，施平随即代表华东师大报名。12月27日，教育部同意华东师大成为试点单位，规定三年为期。当时全国高校试点单位仅此一家，施平是主要责任人和具体实施者。
参加试点后，华东师大1981年通过选举产生了教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其中教师占60%以上。教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主要由学校教授、各院系主任等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及其正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在教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职权。
1983年上海市宣传部召开“知识和知识分子座谈会”，施平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最近几年党中央一再强调要使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措施，但有人对此颇感忧虑，担心这会造成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对立，出现历史上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局面。施平说，这些问题确实提得很尖锐也很严重，但这种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只有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搞事业才会更有力量，把优秀的知识分子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正是体现了党的领导。
童世骏认为，当时施平的名字一直排在校长刘佛年后面，希望让刘佛年充分发挥作用，但他实际上代表了新中国大学传统中不太容易被关注到的一个方面。中国高校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往往和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好有关，一些党委书记自身专业可能并不十分突出，但非常善于为行政领导和学科领导提供支持和保障。童世骏认为，虽然当时有些教育改革措施没有继续下去，但是那些探索让华东师大受益至今。
人生60岁成熟
1983年，施平从华东师大离任，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1985年底，他以74岁高龄离休。
施平酷爱摄影，从大学时就喜欢，但真正投入是在离休以后。他随身携带两台相机，一台傻瓜相机，一台单反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
1996年，他和夫人去美国探亲，施一公夫妇带他们去华盛顿中心广场游玩。走了一天的路，29岁的施一公全身疲乏，但85岁的施平意犹未尽，总想再看一会儿，多拍几张照片。
回国后，施平想把这些照片结集出版，印刷1000本。因为都是彩色照片，又必须用油光纸印刷，成本很高，出版社需要作者自己购买所有影集，这样算下来至少需要10万元。施平把毕生积攒的几万元都拿出来仍然不够，只好求助于在美国的子孙们。施一公当时还在做博士后研究，妻子是博士生，但还是寄回了一张支票。施平很高兴，给他们留了好几本影集。
此后施平又自费出版了四本影集，都只为送人。所拍照片多为自然风光和花卉，如《荷花、荷文化专辑》和《松竹梅菊岁寒四友》，因为施平认为，这些是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经霜雪而不凋。
退休后，他在76岁和83岁时两次漫游大西北，那是他大学时代以来念念不忘的地方。1931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志愿就是建设大西北，治理黄河泛滥，但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抗日，西北行也搁置了几十年。2010年，《施平文集》在他百岁时出版，收录了他这两次赴西北所撰写的30多篇游记。
最后的岁月里，施平长住华东医院。他106岁时还能自己行走，后来因肌肉萎缩慢慢依赖轮椅，但他常常请护士推他到医院花园里赏花、拍照。医生不让外出了，他就坐在阳台上，拍摄盆景或者窗外的树木。
2014年，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时任《海派文化》报副主编赵宏在华东医院采访了施平。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施平记忆力极好，回忆旧事时能清楚讲出时间和细节，而且不显疲态，一口水都没喝。送客时，他两手打拱，直到访客离开房间。
赵宏与他谈起人口老龄化问题，施平说，60岁是人生成熟期，经验更丰富，思想更成熟，60岁的人不仅可以发挥“余热”，而且可以向更高阶段发展，还能开花结果，像他自己出的几本书都是离休后写的。
施平还有很多写作计划。他想写一部王申酉传记，为此读了大量的书。他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他对赵宏说，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当年可能就会面临危险的境地。不过，要写好这本书，他还需要读更多的书。
童世骏每次去看望施平，他总是在伏案阅读。他的病房书架上除了新买的《资本论》，还有《电脑上网培训教程》《人类简史》《中国大趋势》等各种书籍。他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都很感兴趣，常常问一些时兴的问题，比如问施一公“机器学习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儿”，问赵宏“什么是供给侧”。
他最关注的还是高等教育。他一直觉得，当年在华东师大进行的高教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未加以系统总结，非常可惜。2009年，89岁的他整理出3万多字的长文《华东师范大学体制改革试点的情况和经验》。他说，这是基层一级体制改革实践，写出来可为后人提供借鉴。
说到他的长寿秘籍，他告诉赵宏，他的饮食很普通，但注重运动，大学时就是校篮球队队员，离休后爱打太极拳，每天坚持游泳，直到90岁时心脏安装支架才不得不放弃，靠轮椅出行就用双手推着车轮锻炼。他说，读书也很重要，读史使人明智。此外，一个人心胸要宽阔。一些人在各种运动和波折中没有熬过来，但施平始终乐观，相信总能看到公正来临的那一天。
2018年以后，他的听力几乎完全丧失。施一公去华东医院看望他时，会与他通过文字交流。施平会把问题手写在本子上，施一公写字回复，他会架起眼镜端着本子细看，再写下自己的评论或下一个问题。这样的交流很慢，但每次都让施一公格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