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克勒”的早晨 90年代的大世界是潮人聚集地 柳叶眉、丹凤眼是属于亚洲的美丽 摄影师小林纪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奔走于亚洲各国，中国、泰国、印度、越南、缅甸……他来到上海，爱上外白渡桥，街头吵架的人群、人头攒动的“大世界”、路口满满当当的自行车，在他眼里，25年前那个还不时髦的上海，有着日本没有的温度。 “整个城市就像是施工现场， 一切都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里以后一定会很厉害。”自述 小林纪晴 编辑 邱煜 摄影展《远方的光亮》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上海和重庆。我第一次去上海是1994年，算一下竟然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当时，浦东还只有电视塔独自耸立，周围几乎没有其他建筑。而这次，放眼望去，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对这样的景象感到吃惊的同时，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2019年夏末 小林纪晴 《远方的光亮——Lost Asia（遗失的亚洲）》中展出的照片全是90年代，我独自在亚洲旅行时拍摄的。旅程中那份混杂着兴奋的寂寞感，以照片的形式凝固在了这个空间里。 这是我1994年第一次来上海时拍摄的浦东。我很喜欢诗人金子光晴的作品，20世纪初期他在上海结识了一大票文坛巨匠，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使我对上海总是充满想象。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跟着他的足迹，从长崎坐轮渡到了上海。 1994年，上海，外白渡桥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船停靠在外滩的浦江饭店旁，日本的背包客大多在这里下船。每每经过外白渡桥，看着苏州河缓缓汇入黄浦江，我都会忍不住在这里拍照。当时外滩对面只有东方明珠，孤零零的有种肃寥感。 照片的好处在于，单是时间的流逝就能使它产生深意、产生价值。城市、街道、人都会变，但照片不会。 虽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百年来都没什么变化，但走进人们生活的街区，那是一个和现在的截然不同的上海。 90年代的上海几乎见不到外国人，更是没有外国商店。稍晚一些便利店就关门了，肚子饿了都找不到地方吃饭。 电影《股疯》片段 1996年，施工中的延安路高架 白天的街道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人们好像总在吵架，马路上熙熙攘攘的都是自行车。 当时上海正好是飞速发展的时候，哪里都能看到正在建设的高架和马路，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型的施工现场，总是很有活力。 除了上海，我当时还去了厦门、苏州、台湾和香港。 厦门的感觉和上海又完全不同，建筑很有地方特色，连人行道上方也是房子。不过当时在厦门完全不能用英语沟通，大家看不出我是外国人，总是很热情的和我说一大串，很是窘迫。 与之相反，90年代去在台湾时就很轻松，上了年纪的人基本都会说日语。只身在外旅行多日，能在陌生的地方说日语很意外也很怀念。当时的日本也在流行台湾电影，总觉得两边的文化很接近。 旅行中的小林纪晴 10年的亚洲流浪，寻找日本没有的温度 我老家在长野县，非常乡下。就像中国向往北上广生活的年轻人一样，我当时也很想去东京。现在想来，学习摄影应该只是我能去东京的一个借口罢了。 毕业后我去了报社工作，但坐办公室的生活和我想象的世界截然不同。呆了3年觉得自己真的到极限了，就离职了。 80年代末期，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地价上涨，经济越来越好，每个人都很有精神，眼里只有日本的光明未来。但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完全融入不了那个浮躁的时代和氛围，一直问自己物质上的富足就等于幸福吗？ 为了找到答案，我抛开了那个随随便便就能赚一大笔钞票的东京，跑去了当时经济还不发达的东南亚，想找到日本没有的温度。 老挝，湄公河，龙舟节 老挝，万象 1991年，20来岁的我踏上了东南亚之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口气在外呆了100天。那个年代大家都对国外的事知之甚少，我也对当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文化习惯全然不知。 百天的旅程，身上带了200多卷胶卷，堆起来半身高，加起来有30公斤，全装在登山包里，重得30分钟都走不了。为了省钱，每晚都住在只要20元一晚的招待所里。 刚开始亚洲“流浪”时我脑子还是懵的，连找钱都算不清，在邮局寄东西付了1万日元，结果只找了我900日元；因为语言问题也没法和周围的人说话，一直在路上迷路。 摄影集《Asian Japanese》 不过我立马找到了继续旅程的动力：既然我不能和当地人沟通，那和当地的日本人沟通不就行了吗？于是我花了4年时间，给不同国家和城市遇到的日本人拍照，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整理出了我的第一本摄影集《Asian Japanese》。 在东南亚遇到的日本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和我的境遇相似，从公司离职或是从大学退学，总之都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寻找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和他们聊天，反而更能看清当时的日本社会。 摄影集《Days Asia》（左）《Asia Road》（右） 疾病、车祸、恐怖袭击…… 当然在那个年代，能在东南亚遇到的日本人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给当地的年轻人拍照，或只是拍拍风景。 巴士是最便宜的移动方式，我曾经坐过整整24个小时的车。要是运气不好坐在没有玻璃窗的位子上就惨了，全程风对着吹，拌着扬起的风沙几乎睁不开眼，真的很痛苦。 在东南亚，巴士永远能在2人位上挤3个人，行李堆在车顶。刚开始觉得相机最贵重，总是随身带着，但后来意识到胶卷才更重要，照片掉了就绝对没办法再拍第二次，连睡觉都要抱在怀里。有一次从印度回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在山顶发生了车祸，窗被撞得粉碎，坐在我前面的人被扎得满脸是血。车也发动不起来了，要大家都下去推车。 我当时心里很绝望，觉得再也到不了了。晚上11点多，一行人中突然爆发出掌声，抬起头才发现原来到了加德满都。尽管所有人都喘着粗气，身上也满是泥污和汗水，但是心理上却有种微妙的兴奋感。 心情越是沮丧，照片越是明亮 2000年之前我几乎都在亚洲拍照，后来我去纽约时正巧碰到了911事件。我突然意识到即使身在最为发达的国家，原本百分百信任的社会环境也能在瞬间破碎，很多朋友都回自己国家去了，我也回到了日本。 回来之后我一改之前的拍摄风格，用明亮的色彩拍摄了诹访系列。那时我对整个日本的看法都发生了转变。心情很沮丧，但越是如此就越想拍一些欢快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这个系列在中国这么有名，更不知道很多人在模仿它的色调。 在我眼里诹访向来只是个几十年不变的、让人想逃离的乡下老家，经历了911后我才突然看到了那里的美。 二十几岁时我很讨厌东京，讨厌泡沫经济，也讨厌那欣欣向荣的氛围，于是逃去了东南亚旅行。 但过了30岁，随着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落幕，日本渐渐变得适于居住了。可能也有年纪的关系吧，现在我更想去记录一些身边的东西。 摄影是没有答案的学习 《Asian Japanese》、《Asia旅物语》、《Days Asia》……我在2000年前出版了9本亚洲相关的摄影集。说是影集但大多是一半文章一半照片的作品，后来我也出版了几本小说，很难说清楚我更喜欢摄影还是写作。 在我看来，文章不是照片的说明，照片也不是文章的补充。 摄影是不会腻的，拍照永远都在经历“第一次”，即使在一样的地方，经历也都是新鲜的，这是我最喜欢摄影的地方。而文章是最能与读者合为一体的，就像是面对面向你铺开我脑中的事。
上海“老克勒”的早晨
90年代的大世界是潮人聚集地
柳叶眉、丹凤眼是属于亚洲的美丽
摄影师小林纪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奔走于亚洲各国，中国、泰国、印度、越南、缅甸……他来到上海，爱上外白渡桥，街头吵架的人群、人头攒动的“大世界”、路口满满当当的自行车，在他眼里，25年前那个还不时髦的上海，有着日本没有的温度。
“整个城市就像是施工现场，
一切都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里以后一定会很厉害。”自述 小林纪晴 编辑 邱煜
摄影展《远方的光亮》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上海和重庆。我第一次去上海是1994年，算一下竟然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当时，浦东还只有电视塔独自耸立，周围几乎没有其他建筑。而这次，放眼望去，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对这样的景象感到吃惊的同时，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高速发展。2019年夏末
小林纪晴
《远方的光亮——Lost Asia（遗失的亚洲）》中展出的照片全是90年代，我独自在亚洲旅行时拍摄的。旅程中那份混杂着兴奋的寂寞感，以照片的形式凝固在了这个空间里。
这是我1994年第一次来上海时拍摄的浦东。我很喜欢诗人金子光晴的作品，20世纪初期他在上海结识了一大票文坛巨匠，鲁迅、郭沫若、郁达夫……使我对上海总是充满想象。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跟着他的足迹，从长崎坐轮渡到了上海。
1994年，上海，外白渡桥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船停靠在外滩的浦江饭店旁，日本的背包客大多在这里下船。每每经过外白渡桥，看着苏州河缓缓汇入黄浦江，我都会忍不住在这里拍照。当时外滩对面只有东方明珠，孤零零的有种肃寥感。
照片的好处在于，单是时间的流逝就能使它产生深意、产生价值。城市、街道、人都会变，但照片不会。
虽然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百年来都没什么变化，但走进人们生活的街区，那是一个和现在的截然不同的上海。
90年代的上海几乎见不到外国人，更是没有外国商店。稍晚一些便利店就关门了，肚子饿了都找不到地方吃饭。
电影《股疯》片段
1996年，施工中的延安路高架
白天的街道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人们好像总在吵架，马路上熙熙攘攘的都是自行车。
当时上海正好是飞速发展的时候，哪里都能看到正在建设的高架和马路，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型的施工现场，总是很有活力。
除了上海，我当时还去了厦门、苏州、台湾和香港。
厦门的感觉和上海又完全不同，建筑很有地方特色，连人行道上方也是房子。不过当时在厦门完全不能用英语沟通，大家看不出我是外国人，总是很热情的和我说一大串，很是窘迫。
与之相反，90年代去在台湾时就很轻松，上了年纪的人基本都会说日语。只身在外旅行多日，能在陌生的地方说日语很意外也很怀念。当时的日本也在流行台湾电影，总觉得两边的文化很接近。
旅行中的小林纪晴
10年的亚洲流浪，寻找日本没有的温度
我老家在长野县，非常乡下。就像中国向往北上广生活的年轻人一样，我当时也很想去东京。现在想来，学习摄影应该只是我能去东京的一个借口罢了。
毕业后我去了报社工作，但坐办公室的生活和我想象的世界截然不同。呆了3年觉得自己真的到极限了，就离职了。
80年代末期，日本处于泡沫经济时代，地价上涨，经济越来越好，每个人都很有精神，眼里只有日本的光明未来。但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完全融入不了那个浮躁的时代和氛围，一直问自己物质上的富足就等于幸福吗？
为了找到答案，我抛开了那个随随便便就能赚一大笔钞票的东京，跑去了当时经济还不发达的东南亚，想找到日本没有的温度。
老挝，湄公河，龙舟节
老挝，万象
1991年，20来岁的我踏上了东南亚之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一口气在外呆了100天。那个年代大家都对国外的事知之甚少，我也对当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文化习惯全然不知。
百天的旅程，身上带了200多卷胶卷，堆起来半身高，加起来有30公斤，全装在登山包里，重得30分钟都走不了。为了省钱，每晚都住在只要20元一晚的招待所里。
刚开始亚洲“流浪”时我脑子还是懵的，连找钱都算不清，在邮局寄东西付了1万日元，结果只找了我900日元；因为语言问题也没法和周围的人说话，一直在路上迷路。
摄影集《Asian Japanese》
不过我立马找到了继续旅程的动力：既然我不能和当地人沟通，那和当地的日本人沟通不就行了吗？于是我花了4年时间，给不同国家和城市遇到的日本人拍照，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整理出了我的第一本摄影集《Asian Japanese》。
在东南亚遇到的日本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和我的境遇相似，从公司离职或是从大学退学，总之都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寻找不一样的生活。我觉得和他们聊天，反而更能看清当时的日本社会。
摄影集《Days Asia》（左）《Asia Road》（右）
疾病、车祸、恐怖袭击……
当然在那个年代，能在东南亚遇到的日本人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给当地的年轻人拍照，或只是拍拍风景。
巴士是最便宜的移动方式，我曾经坐过整整24个小时的车。要是运气不好坐在没有玻璃窗的位子上就惨了，全程风对着吹，拌着扬起的风沙几乎睁不开眼，真的很痛苦。
在东南亚，巴士永远能在2人位上挤3个人，行李堆在车顶。刚开始觉得相机最贵重，总是随身带着，但后来意识到胶卷才更重要，照片掉了就绝对没办法再拍第二次，连睡觉都要抱在怀里。有一次从印度回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在山顶发生了车祸，窗被撞得粉碎，坐在我前面的人被扎得满脸是血。车也发动不起来了，要大家都下去推车。
我当时心里很绝望，觉得再也到不了了。晚上11点多，一行人中突然爆发出掌声，抬起头才发现原来到了加德满都。尽管所有人都喘着粗气，身上也满是泥污和汗水，但是心理上却有种微妙的兴奋感。
心情越是沮丧，照片越是明亮
2000年之前我几乎都在亚洲拍照，后来我去纽约时正巧碰到了911事件。我突然意识到即使身在最为发达的国家，原本百分百信任的社会环境也能在瞬间破碎，很多朋友都回自己国家去了，我也回到了日本。
回来之后我一改之前的拍摄风格，用明亮的色彩拍摄了诹访系列。那时我对整个日本的看法都发生了转变。心情很沮丧，但越是如此就越想拍一些欢快的东西。
我并不知道这个系列在中国这么有名，更不知道很多人在模仿它的色调。
在我眼里诹访向来只是个几十年不变的、让人想逃离的乡下老家，经历了911后我才突然看到了那里的美。
二十几岁时我很讨厌东京，讨厌泡沫经济，也讨厌那欣欣向荣的氛围，于是逃去了东南亚旅行。
但过了30岁，随着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落幕，日本渐渐变得适于居住了。可能也有年纪的关系吧，现在我更想去记录一些身边的东西。
摄影是没有答案的学习
《Asian Japanese》、《Asia旅物语》、《Days Asia》……我在2000年前出版了9本亚洲相关的摄影集。说是影集但大多是一半文章一半照片的作品，后来我也出版了几本小说，很难说清楚我更喜欢摄影还是写作。
在我看来，文章不是照片的说明，照片也不是文章的补充。
摄影是不会腻的，拍照永远都在经历“第一次”，即使在一样的地方，经历也都是新鲜的，这是我最喜欢摄影的地方。而文章是最能与读者合为一体的，就像是面对面向你铺开我脑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