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空间狭窄，精密的分级评鉴和频繁的周期考核，伴随着越来越难以获取的移民身份，在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下，硅谷的中年亚裔，只能用无限的加班去留住最后一点体面。
可当价值无法被公司及社会认可，甚至遭遇践踏，可能这条精英跨阶之路，不是人人可以复制的。
死亡发生后的一个月
硅谷并不太平
上个月硅谷程序员自杀的消息牵动了很多在美华人之心。
在寻求调查结果不得、抗议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最新消息称，一位公开身份发声的Facebook员工，Yi Yin，收到了公司的数次警告，并最终以“lack of judgement”（缺乏判断力）的理由被辞退。再次引发震动。
这位清华学霸，究竟做了什么，使Facebook选择强制性让他闭嘴？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9月19日。在那一天38岁的华裔软件工程师Qin Chen（音译），从Facebook总部4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Facebook的发言人发表了声明：“我们很遗憾今早一位同事在总部去世。我们正在与警方合作进行调查，在通知该员工家属的同时，我们没有更多可以提供的信息……”
不少新闻网站也立刻跟进了报道。但官方和媒体的关注似乎就到此为止。当警方确认系自杀之后，大部分人都将此看做一个华裔中年遭遇危机、精神崩溃的典型，随着时间消逝它就会被慢慢淡忘。
可对于硅谷华人来说，遗忘不在选项之内。一周之后的26号，接近400名在硅谷的华人，自发聚集于Qin Chen跳楼的Menlo Park总部门口，穿着黑色的上衣，手捧白花，在Facebook 标志性的“点赞”标志前方，举行悼念活动。
除了代表追思的白花之外，现场的人们手中还举着表达抗议的纸牌，上面写着“We deserve the truth”（“我们应得真相”），“Say no to toxic work place”（“对有毒的工作环境说不”）等，向Facebook及其管理者传递着不满与诉求。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有当时仍在职的Yi Yin，他在现场情绪激动，对着现场的华人说：“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永远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随后他用话筒带领人群高喊“Give me the truth, Zuckerberg"（“告诉我真相，扎克伯格”）。
最终逼得Facebook 发言人帕梅拉·奥斯丁不得不出现在活动现场表态，称公司正竭尽全力和当地有关部门合作，只不过模糊的说辞和未透露任何进展的态度，并没能真正说服任何抗议中的人。
Yi Yin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也仿佛甩开了包袱，在社交网站发表意见、号召大家给扎克伯格发邮件、接受媒体采访，导致Facebook再容不下他。
对于Yi Yin来说，Qin的故事太让他感同身受。在那个他跳楼的下午，Yi一度情绪崩溃，躲在角落无声发泄。作为少有的亮出身份的抗议者，他知道可能出现的结果，但他必须站出来。
其他Yi的支持者在网络上建立了专门的社交页面，跟进此次事件的各种后续情况。
为何华人自杀引起
如此巨大的情绪反弹？
自杀的Facebook工程师Qin Chen，生前境遇被一点点挖掘出的线索串了起来。他履历光鲜，完全就是“别人家的小孩”中的杰出代表。
学霸状元，1999年入学浙江大学，后留学就读于南加州大学（USC），顺利攻下计算机科学硕士。毕业后在多家知名公司供职，直到成为Facebook的员工。
聪明优秀，乐观开朗，是大家形容Qin Chen时最常用的词。
据Qin Chen的亲友所说，生前他工作兢兢业业，最近半年常常为项目加班到半夜。
可拼命没能为他带来好的结果。
作为广告定向产品组（Ads Targeting Product)——一个不仅在Facebook公司内，也在整个硅谷工程师圈子里家喻户晓的高压组中的一员，只要小小的一个技术失误，就可能造成上百万美元的损失。顶着这样的压力，Qin Chen的工作成绩并不够理想。
为了不被开除，Qin希望换组，也找到了愿意接受他的其他工作组。他向自己的印度上司提出了想法，却被领导挽留，承诺季末给予好评。但Qin最终收获的是一个“MM”，即“Meets Most”（达到大多数期待），看上去像是肯定，实际上硅谷工程师都知道，不会有比这更差的评级了。
这个“MM”，断送了Qin换组的机会。
换组失败的情况在 Facebook 出现，好的话是可以等一个考核周期，然后继续申请换组，坏的话则可能会被领导送进 PIP。
Qin Chen的前同事，日裔男子Patrick Shyu在Youtube发布的视频，详细讲解了Facebook存在的PIP计划（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绩效改进计划，也侧面印证了可能是压死Qin Chen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在Patrick看来，PIP项目其实就是公司变相开除员工的一个方式。
就在这样的危机边缘，Facebook 广告系统发生了一个严重宕机事故（severe site event，简称 SEV）。Qin Chen的印度上司就将这个严重的系统bug交给他处理，要求在截止日期前必须完成漏洞修复。
就在截止时间前一小时，在上司的办公室，Qin Chen与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有人听到上司大声说“滚出去”，Qin Chen则说“这不公平”。
不久后，悲剧发生。
为了绿卡兢兢业业，却仍难实现梦想
2016年，一名刚入职美国亚马逊的华裔技术员工，给数百名员工发出了一封内部邮件，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表示他明明认真工作，入职三个月提交代码超过万行，想要转岗却遭遇上司百般刁难，还被打出绩效差评，上司甚至让其他同事也给他“bad review“。
之后该员工从公司总部位于西雅图市区的十二层办公楼上跳下，身负重伤。
而在去年，美国当地时间6月17日晚，位于圣地亚哥的高通公司（Qualcomm）总部，华裔工程师大卫·吴（David Wu）从办公楼六楼跳下，当场死亡。
David Wu同样优秀，极具上进心，被同事们认为乐观开朗。清华毕业，多伦多大学攻下博士。2008年就进入了高通，担任全职工程师。
但在2015年没能逃过高通的大规模裁员（15%），失业后想办法重新与高通签订合约，可惜仍然被再一次的裁员波及，最终走上了绝路。
对这些华裔精英来说，为什么失去工作，是如此难以承受的打击？
Qin Chen的崩溃有他的理由。只是H-1B临时工作签证身份，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失业，可能就此失去拿到美国身份的机会，还会被赶出美国，8年的苦等只剩一场空，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
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意味着要离开，离开，就意味着此前留学的初衷与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中国教育部曾发布过一组数据，显示在2015年，一共有52.37万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占37.34%，即19.5万人选择美国为目的地。但当时美国移民局针对国际留学生发出的H-1B签证数量仅为8.5万张。
美国的移民政策不断变化，绿卡的获得越来越不容易。申请人数排第一的印度人，很有可能直接冲击中国人的移民机会。
所以在身份问题上，就算有再优秀的背景，还是要面临很多不可控的压力。
来自中国山东的于童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后又赴英国牛津大学，攻下法学硕士学位，接着在香港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成为一家顶级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2014年，她留学美国攻读MBA，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她的教授在硅谷创办科技公司，邀请她加入，负责数据优化的工作。
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样，于童于4月提交H-1B申请，月底便得到中签通知。那个时候的她倍感幸运，却没想到3个月之后收到补件要求，9月第二次被要求补件，10月11日，她最终一纸拒信，同时要求60日内离境，美国梦被彻底击碎。
于童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网上，质问川普政府：“如果我没资格留在美国，谁会有呢？”她还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梦想，而美国失去了我们所带来的价值。”
（左为于童）
在美亚裔表现远不如印裔？
硅谷对于想移民的亚裔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也许不是。
无论是谷歌、苹果、思科这样的老牌巨头，还是Twitter、Facebook和Pinterest这样的新生力量，中国员工的身影都无处不在。大部分公司中华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Google的华人程序员甚至超过了20%。
虽然这些华人在硅谷的巨头公司里，与一群同样厉害的人共事，享受着外界羡慕的福利和工作环境，却始终难以打破职业的天花板。
《财富》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一家叫Ascend的泛亚商业人士收集的数据，表示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的职场地位在近几年有所提高。不过，这种进步还未扩展到高级职位上。
该报告（2015年）分析了来自谷歌、惠普、英特尔、LinkedIn和雅虎这5家公司的数据，涵盖了139,370名职场人士。发现白人占据了管理层（72.2%）和高管层（80.3%）的绝大部分岗位；在专业技术人才中，白人所占的比重为62.2%。相比之下，亚裔占了技术人才的27.2%，管理层的18.8%，高管层的13.9%。
因为是基于美国本土公司进行的统计，白人占管理层多数的数据合情合理。但如果说亚裔表现这部分，近10年来，中国人远不如印度人成绩亮眼。硅谷三巨头——苹果、谷歌和微软，印裔已经收割后两个的CEO宝座。
此外，摩托罗拉、诺基亚、软银、Adobe、SanDisk、百事可乐、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等等这些知名行业巨擘，全部选择聘用印度人担任CEO。印裔在美国的中位收入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远超华裔。
天花板之外：难以避免的中年危机
硅谷华裔的背景普遍看上去是很优秀的，拥有博士学位比例很高。这批码农大在国内都曾是令人羡慕的精英，来自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知名院校。到美国深造的也不乏毕业于斯坦福、伯克利、哥大等一流学府。
可就算是这样的背景，却还是在遭遇着职场困境的同时，经历着硅谷IT男普遍会面临的中年危机。
一方面，IT行业本身有其特殊性，比如说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干得越久，他的工作经验就越丰富，工作能力就越强。但IT行业却“没法积累经验”，必须依靠不断的创新才能创造价值。
有网友就曾说：“我无法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去和一群二三十岁的人竞争，但站在公司的角度看，公司对我的投入明显不值得。”
另一方面，硅谷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公司，除了高工资之外，带来的副产品就是极高的生活成本。硅谷附近的房价出了名的贵，2017年至2018年，硅谷房价中值飙升了21%。在著名的VC聚集地Palo Alto，房价最低也要200万美金以上，稍好一点点的大约在300-500万美金。
也许在“FLAG“（Facebook、LinkedIn、Amazon、Google）工作的人至少有较高的工资能够承担家庭的开销，背得起房贷。可如果并不富有，连孩子的起步都会变很艰难。
硅谷的很多家长鸡娃，丝毫不逊于海淀顺义妈妈们。住最好的学区房，为了与美国精英争取等同的资源，送孩子去各种兴趣班，其中不乏烧钱的高端运动和音乐课。这些都需要物质的保障。
上升空间狭窄，精密的分级评鉴和频繁的周期考核，伴随着越来越难以获取的移民身份，在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下，硅谷的中年亚裔，只能用无限的加班去留住最后一点体面。
可当价值无法被公司及社会认可，甚至遭遇践踏，可能这条精英跨阶之路，不是人人可以复制的。
死亡发生后的一个月
硅谷并不太平
上个月硅谷程序员自杀的消息牵动了很多在美华人之心。
在寻求调查结果不得、抗议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最新消息称，一位公开身份发声的Facebook员工，Yi Yin，收到了公司的数次警告，并最终以“lack of judgement”（缺乏判断力）的理由被辞退。再次引发震动。
这位清华学霸，究竟做了什么，使Facebook选择强制性让他闭嘴？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9月19日。在那一天38岁的华裔软件工程师Qin Chen（音译），从Facebook总部4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Facebook的发言人发表了声明：“我们很遗憾今早一位同事在总部去世。我们正在与警方合作进行调查，在通知该员工家属的同时，我们没有更多可以提供的信息……”
不少新闻网站也立刻跟进了报道。但官方和媒体的关注似乎就到此为止。当警方确认系自杀之后，大部分人都将此看做一个华裔中年遭遇危机、精神崩溃的典型，随着时间消逝它就会被慢慢淡忘。
可对于硅谷华人来说，遗忘不在选项之内。一周之后的26号，接近400名在硅谷的华人，自发聚集于Qin Chen跳楼的Menlo Park总部门口，穿着黑色的上衣，手捧白花，在Facebook 标志性的“点赞”标志前方，举行悼念活动。
除了代表追思的白花之外，现场的人们手中还举着表达抗议的纸牌，上面写着“We deserve the truth”（“我们应得真相”），“Say no to toxic work place”（“对有毒的工作环境说不”）等，向Facebook及其管理者传递着不满与诉求。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有当时仍在职的Yi Yin，他在现场情绪激动，对着现场的华人说：“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永远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随后他用话筒带领人群高喊“Give me the truth, Zuckerberg"（“告诉我真相，扎克伯格”）。
最终逼得Facebook 发言人帕梅拉·奥斯丁不得不出现在活动现场表态，称公司正竭尽全力和当地有关部门合作，只不过模糊的说辞和未透露任何进展的态度，并没能真正说服任何抗议中的人。
Yi Yin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也仿佛甩开了包袱，在社交网站发表意见、号召大家给扎克伯格发邮件、接受媒体采访，导致Facebook再容不下他。
对于Yi Yin来说，Qin的故事太让他感同身受。在那个他跳楼的下午，Yi一度情绪崩溃，躲在角落无声发泄。作为少有的亮出身份的抗议者，他知道可能出现的结果，但他必须站出来。
其他Yi的支持者在网络上建立了专门的社交页面，跟进此次事件的各种后续情况。
为何华人自杀引起
如此巨大的情绪反弹？
自杀的Facebook工程师Qin Chen，生前境遇被一点点挖掘出的线索串了起来。他履历光鲜，完全就是“别人家的小孩”中的杰出代表。
学霸状元，1999年入学浙江大学，后留学就读于南加州大学（USC），顺利攻下计算机科学硕士。毕业后在多家知名公司供职，直到成为Facebook的员工。
聪明优秀，乐观开朗，是大家形容Qin Chen时最常用的词。
据Qin Chen的亲友所说，生前他工作兢兢业业，最近半年常常为项目加班到半夜。
可拼命没能为他带来好的结果。
作为广告定向产品组（Ads Targeting Product)——一个不仅在Facebook公司内，也在整个硅谷工程师圈子里家喻户晓的高压组中的一员，只要小小的一个技术失误，就可能造成上百万美元的损失。顶着这样的压力，Qin Chen的工作成绩并不够理想。
为了不被开除，Qin希望换组，也找到了愿意接受他的其他工作组。他向自己的印度上司提出了想法，却被领导挽留，承诺季末给予好评。但Qin最终收获的是一个“MM”，即“Meets Most”（达到大多数期待），看上去像是肯定，实际上硅谷工程师都知道，不会有比这更差的评级了。
这个“MM”，断送了Qin换组的机会。
换组失败的情况在 Facebook 出现，好的话是可以等一个考核周期，然后继续申请换组，坏的话则可能会被领导送进 PIP。
Qin Chen的前同事，日裔男子Patrick Shyu在Youtube发布的视频，详细讲解了Facebook存在的PIP计划（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绩效改进计划，也侧面印证了可能是压死Qin Chen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在Patrick看来，PIP项目其实就是公司变相开除员工的一个方式。
就在这样的危机边缘，Facebook 广告系统发生了一个严重宕机事故（severe site event，简称 SEV）。Qin Chen的印度上司就将这个严重的系统bug交给他处理，要求在截止日期前必须完成漏洞修复。
就在截止时间前一小时，在上司的办公室，Qin Chen与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有人听到上司大声说“滚出去”，Qin Chen则说“这不公平”。
不久后，悲剧发生。
为了绿卡兢兢业业，却仍难实现梦想
2016年，一名刚入职美国亚马逊的华裔技术员工，给数百名员工发出了一封内部邮件，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表示他明明认真工作，入职三个月提交代码超过万行，想要转岗却遭遇上司百般刁难，还被打出绩效差评，上司甚至让其他同事也给他“bad review“。
之后该员工从公司总部位于西雅图市区的十二层办公楼上跳下，身负重伤。
而在去年，美国当地时间6月17日晚，位于圣地亚哥的高通公司（Qualcomm）总部，华裔工程师大卫·吴（David Wu）从办公楼六楼跳下，当场死亡。
David Wu同样优秀，极具上进心，被同事们认为乐观开朗。清华毕业，多伦多大学攻下博士。2008年就进入了高通，担任全职工程师。
但在2015年没能逃过高通的大规模裁员（15%），失业后想办法重新与高通签订合约，可惜仍然被再一次的裁员波及，最终走上了绝路。
对这些华裔精英来说，为什么失去工作，是如此难以承受的打击？
Qin Chen的崩溃有他的理由。只是H-1B临时工作签证身份，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失业，可能就此失去拿到美国身份的机会，还会被赶出美国，8年的苦等只剩一场空，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
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意味着要离开，离开，就意味着此前留学的初衷与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中国教育部曾发布过一组数据，显示在2015年，一共有52.37万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占37.34%，即19.5万人选择美国为目的地。但当时美国移民局针对国际留学生发出的H-1B签证数量仅为8.5万张。
美国的移民政策不断变化，绿卡的获得越来越不容易。申请人数排第一的印度人，很有可能直接冲击中国人的移民机会。
所以在身份问题上，就算有再优秀的背景，还是要面临很多不可控的压力。
来自中国山东的于童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后又赴英国牛津大学，攻下法学硕士学位，接着在香港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成为一家顶级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2014年，她留学美国攻读MBA，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她的教授在硅谷创办科技公司，邀请她加入，负责数据优化的工作。
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样，于童于4月提交H-1B申请，月底便得到中签通知。那个时候的她倍感幸运，却没想到3个月之后收到补件要求，9月第二次被要求补件，10月11日，她最终一纸拒信，同时要求60日内离境，美国梦被彻底击碎。
于童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网上，质问川普政府：“如果我没资格留在美国，谁会有呢？”她还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梦想，而美国失去了我们所带来的价值。”
（左为于童）
在美亚裔表现远不如印裔？
硅谷对于想移民的亚裔来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也许不是。
无论是谷歌、苹果、思科这样的老牌巨头，还是Twitter、Facebook和Pinterest这样的新生力量，中国员工的身影都无处不在。大部分公司中华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Google的华人程序员甚至超过了20%。
虽然这些华人在硅谷的巨头公司里，与一群同样厉害的人共事，享受着外界羡慕的福利和工作环境，却始终难以打破职业的天花板。
《财富》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一家叫Ascend的泛亚商业人士收集的数据，表示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的职场地位在近几年有所提高。不过，这种进步还未扩展到高级职位上。
该报告（2015年）分析了来自谷歌、惠普、英特尔、LinkedIn和雅虎这5家公司的数据，涵盖了139,370名职场人士。发现白人占据了管理层（72.2%）和高管层（80.3%）的绝大部分岗位；在专业技术人才中，白人所占的比重为62.2%。相比之下，亚裔占了技术人才的27.2%，管理层的18.8%，高管层的13.9%。
因为是基于美国本土公司进行的统计，白人占管理层多数的数据合情合理。但如果说亚裔表现这部分，近10年来，中国人远不如印度人成绩亮眼。硅谷三巨头——苹果、谷歌和微软，印裔已经收割后两个的CEO宝座。
此外，摩托罗拉、诺基亚、软银、Adobe、SanDisk、百事可乐、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等等这些知名行业巨擘，全部选择聘用印度人担任CEO。印裔在美国的中位收入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远超华裔。
天花板之外：难以避免的中年危机
硅谷华裔的背景普遍看上去是很优秀的，拥有博士学位比例很高。这批码农大在国内都曾是令人羡慕的精英，来自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知名院校。到美国深造的也不乏毕业于斯坦福、伯克利、哥大等一流学府。
可就算是这样的背景，却还是在遭遇着职场困境的同时，经历着硅谷IT男普遍会面临的中年危机。
一方面，IT行业本身有其特殊性，比如说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干得越久，他的工作经验就越丰富，工作能力就越强。但IT行业却“没法积累经验”，必须依靠不断的创新才能创造价值。
有网友就曾说：“我无法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去和一群二三十岁的人竞争，但站在公司的角度看，公司对我的投入明显不值得。”
另一方面，硅谷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公司，除了高工资之外，带来的副产品就是极高的生活成本。硅谷附近的房价出了名的贵，2017年至2018年，硅谷房价中值飙升了21%。在著名的VC聚集地Palo Alto，房价最低也要200万美金以上，稍好一点点的大约在300-500万美金。
也许在“FLAG“（Facebook、LinkedIn、Amazon、Google）工作的人至少有较高的工资能够承担家庭的开销，背得起房贷。可如果并不富有，连孩子的起步都会变很艰难。
硅谷的很多家长鸡娃，丝毫不逊于海淀顺义妈妈们。住最好的学区房，为了与美国精英争取等同的资源，送孩子去各种兴趣班，其中不乏烧钱的高端运动和音乐课。这些都需要物质的保障。
上升空间狭窄，精密的分级评鉴和频繁的周期考核，伴随着越来越难以获取的移民身份，在巨大的生活成本压力下，硅谷的中年亚裔，只能用无限的加班去留住最后一点体面。
可当价值无法被公司及社会认可，甚至遭遇践踏，可能这条精英跨阶之路，不是人人可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