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他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研究十分深入彻底，但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令他被贴上了“保守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标签。哈耶克思想深刻影响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时他对于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1944年，哈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社会主义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计委来负责制定计划。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计委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取消了市场，就无法形成价格；计委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1988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人类文明的诞生是起源于私人财产的制度。价格是唯一一种能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互相沟通的方式，如此一来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
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都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计划经济体系，独裁专制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这种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其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私有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可能实行。然而，当民主政治受到集体主义教条支配时，民主政治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计划经济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极权的宣传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看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
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他驳斥所谓的“现存的极权统治的恶劣，是由该统治者品质造成的，与（极权）制度无关，因而是一桩历史偶发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出其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质的社会大众。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 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合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 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 最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 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也是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
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宪政和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君、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帝国走向覆灭，把它的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
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他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研究十分深入彻底，但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令他被贴上了“保守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标签。哈耶克思想深刻影响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时他对于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1944年，哈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社会主义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计委来负责制定计划。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计委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取消了市场，就无法形成价格；计委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1988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人类文明的诞生是起源于私人财产的制度。价格是唯一一种能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互相沟通的方式，如此一来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
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都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计划经济体系，独裁专制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这种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其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私有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可能实行。然而，当民主政治受到集体主义教条支配时，民主政治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计划经济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极权的宣传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看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
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他驳斥所谓的“现存的极权统治的恶劣，是由该统治者品质造成的，与（极权）制度无关，因而是一桩历史偶发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出其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质的社会大众。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 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合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 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 最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 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也是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
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宪政和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君、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帝国走向覆灭，把它的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