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圈3年揣测不断 吴莫愁首受访:承受不了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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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中国

像是突然之间,吴莫愁这个名字消失了。从《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之后,她一度几乎霸占了人们的视线,代言百事、肯德基、美宝莲,去欧洲时装周看展,登陆纽约时代广场。

外界对她的揣测很多:“被资本淘汰”、“沦落到街边商演”、“传闻已被封杀”,有媒体在标题里写,她的消失,“陨落早已预见”。

我们与吴莫愁取得了联络。

在上海长宁区的一家茶馆,时隔三年,我们见到了吴莫愁,她看起来活泼、松弛,脱掉鞋子,她抱腿席地而坐,单刀直入开始对话。我们就“吴莫愁为何消失”这件事和她聊了四个小时。

以下是她的回答。



所有知道吴莫愁的人:

好久不见。

和大家不告而别,已经约莫3年了。这段时间,很多热心的朋友帮我解释。有人说,吴莫愁过气了,以前拿天价代言费,后来沦落到小县城商演,所以找不到她了;也有人说,吴莫愁唱功不行,没庾澄庆罩着,就被市场淘汰了;还有人说,吴莫愁耍大牌,被封杀了。

我想提供一个不同于以上说法的答案。

直接原因是我妈妈生病了,根本原因是我承受不了压力了。所以,2019年初,很突然地,我给经纪人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希望把手头的工作都先放一放。这一放,不知不觉就放了近3年。

好了,我终于说出来了,这让我放松不少。接下来,如果你有时间,我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6年

把时间倒回2012年,我登上《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舞台。那首让我一战成名的《Price tag》,即便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它很“炸”,但我自己并没有那么满意。

我唱过很多次《Price tag》,本应游刃有余,但那一次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生硬之处。

舞台是个神奇的地方。聚光灯很亮,舞台上的人一般情况下看不清观众,只能看到面前的四张椅子,椅子那边是四个可以被写进音乐专业教科书的导师。彼时我20岁,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兴奋和紧张并存。



《好声音》的赛制很紧,我来不及处理加入哈林战队后纷乱的兴奋、激动、紧张,就被推着往前冲了。盲选过后是擂台赛,然后是小组终考,一番车轮战,终于,来到了那首把我推上舆论风口的《痒》。

录制时已经是凌晨四点。我不擅长熬夜,只能强打精神,身上那条超级紧的皮革面料的裙子让我胸闷气短,心慌意乱。紧张,紧张,还是紧张,最终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的一刻,那种紧张爬升到了极致,它的直接表现就是,我把字都唱没了。

但我没法逃走,我被架在舞台上,硬着头皮去追赶节拍,把歌词从嘴巴里掏出来,完成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的既定动作。那是一次灾难级的表演,下来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好声音》期间的表演。前段时间,我翻找手机相册,看到我在参加《好声音》前,在酒吧里唱《他和她的故事》,和我在《好声音》期间唱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03:49

可我赢了,出现严重失误的我,竟然战胜了唱将金池姐姐。

那一刻,我想,我真XX幸运啊。后来很多时候我却在想,如果我能早一点明白,幸运是有重量的就好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时候她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完完全全的素人,变成了《中国好声音》全国亚军。这种加速就像赛车游戏里面那种喷射器,你摁一下,就会“哗啦”往前冲,那种感觉很爽,但控制不好的人常常会撞到墙上。

我是失控的那类人。首当其冲失控的就是我的音乐。

我喜欢 R&B,喜欢 Rap,喜欢新潮的音乐,但市场分给我的并不如我所愿。也许我在比赛期间“作妖”的形象太令人印象深刻,越来越多的奇怪又好玩的歌找到我,《舞底线》、《大奇葩》、《小蛮腰》等等。我并不排斥这样的歌曲,他们在既定场景里,是很合理而且生动的。比如《舞底线》,它的歌词是妖怪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系统,可是放在《捉妖记》里,一群妖怪在我的歌声里舞蹈,它是很惬意放松的。



但当找到我的工作总是让我唱这几首歌,不分场合,不分情境,坦白说,我并不好受。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人们觉得只有我这种“不好好唱歌”的歌手才能唱这样的歌,然后越来越多的歌找到我,然后我不停地演唱它们,然后人们又加深了我“不好好唱歌”的印象。

然后失控的是负面新闻,各式各样的负面新闻。

最开始是大家说我和导师搞对象,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扔给我,我整个 be like,What?Excuse me?然后大家开始追问我父亲的事,我不擅长做表情管理和情绪管理,一聊到这个我就会哭,很快我龇牙咧嘴的照片全网都在传,于是我成为了“亚洲最丑女艺人”。丑着丑着,又是一个更大的新闻,我的照片在地铁上把一个小孩吓哭了。即使十年后的今天,大家提起我,都会记得,我把一个小孩吓哭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哭了的孩子到底是谁,我连慰问的机会都没有。

曾经有一部大制作的电影找我,让我出演妲己。如果当时我腆着脸去演了,可能又要成为另一个贻笑大方的新闻。

我承认,我一直处理不好和媒体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害怕记者群访。一群人站成一排,面无表情地拿着麦克风,怼着我。我不知道谁是谁,甚至有时候分辨不出是谁提了哪个问题。我理解这是他们的工作,我也深知应付这些提问是我的工作,可那样的阵仗总是让我难以招架,也无法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



我解释吗?很多时候解释无用。比如说,曾经有个我耍大牌的新闻,证据是一张工作人员帮我调整袜子的照片。

你看,我的解释又长又臭,苍白无趣,没人愿意听。但我不解释吗?那又是另一则更大的新闻了。

很多人告诉我,进娱乐圈就是要有娱乐精神。但我做不到,我就是会当真,会较劲,会委屈。出道十年,我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甚至恋爱都没谈过,那么克制小心,为什么还是要经历这样的事呢?我接受不了。

最后失控的,是我对音乐的爱。

你相信吗,最红的时候,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叫红。生活就是登上长得差不多的飞机,住进长得差不多的酒店,身边永远是差不多的三个人,然后唱差不多的歌。如此循环,1年365天,大约350天都在工作。

不可避免地,我开始对这一切感到麻木,唱歌和表演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我自认是很要强的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对待音乐。以前,我总能想出奇形怪状的点子,但那时,我却怎么都做不到了,就像某个控制灵感的开关被关上了。

音乐变成了次要的事。它是品牌植入的渠道,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不管这是否符合我的表达和期待。它也是助推我站上各种各样的领奖台的燃料,但领这些奖时,我慌张、煎熬,就想拿脚趾抠大平层。

终于,2015年前后,我不听歌了。一个歌手不听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我很想坦然告诉所有人,对不起,我做不到了。但很快我把这个念头遏制住了。我知道这些说出来,对于观众而言只是矫情,是凡尔赛,而更关键的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矫情,我想反矫情。

在没有登上《中国好声音》之前,我只是个很爱唱歌,蛮有特色的女孩。在学校里,我戴荧光色的线帽,穿滑板鞋,过几天全校都开始穿;我唱《美丽笨女人》,大家都跟着开始唱李玟;你们注意到了吗,我唱《Price tag》那个造型,甚至就是最近两年很流行的挂耳染。那种感觉就像,当所有人都坐着的时候,我站起来了,我的个性让我成为了最受瞩目的那个人,我天生就是要搞这个的。

但把我扔进娱乐圈里,用放大镜审视,我受不了了。

我想逃了。

2018年12月,我录了新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放过自己好吗》。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是因为这是首我练不了的歌。它所传达的不必再完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不顾自己的感受,完完全全击中了我。我一练就控制不住地流眼泪,唱出来,旋律都是失控的。

不知道跟这首歌有没有关系,但紧接着的2019初,知道我妈生病之后,我给团队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我说:“我给你捋一下,你别紧张。我妈住院了,我要照顾她,从现在开始,你帮我把所有的工作都推掉,我要休息,什么都不接。”

后来才知道,她虽然满口答应,但当时很紧张的,拿不准我是不是就不出来了。我当时确实没想过要这样多长时间,说走着看吧,没想到一走就是三年。

3年

这三年里,我过着一种全新的生活。

首先是彻底逃离原来的圈子,我切断了社交,第一年几乎没回过任何人微信。第二年经纪人经常给我发消息,我两三个月回一次,就想告诉她我还活着。

当时我人真不见了,“吴莫愁去哪儿”就是新闻,比如“从天价代言费到小县城卖唱”什么的。这要仔细梳理的话,都不在一个时间线上。但大家找不到我,又看到这种新闻,可能慢慢就会担心。



像杨迪、张玮、刘维,他们一般先是用工作当借口,问我去不去,我就说家里的原因,可能现在不太方便出去。他们再往下关心,我就会说挺好的,别担心,方便工作了我再告诉你。有些人发了几次消息,我都没回复。

还有朋友的关心是有点说不出口,但我能感觉到的。比如有人会突然说,莫愁,我今天看你刚出道那个比赛,看到凌晨三点,觉得你真的是挺好的。在我查无此人的时候,他们找我好像是不期待回复的,就是要表达一下对我的感触。

金池姐姐还发了消息说:“莫莫,我昨天突然梦到你了,不知道你怎么了,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真的很感动,但还是说姐姐,你给我发这个我很开心,但你别担心。我是真的说不明白自己。



出道以后,我有时候很怕别人了解我,总不想把自己说清楚。那几年看八卦总能无中生有地 cue 到我,我不想变成新闻,想着至少把我这个输出口给断了,就干脆什么都不说。

我不拒绝,也不求助,即使面对经纪人也是如此。休息前我觉得生活失控,就让她把工作餐都换了素的。其实是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还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她知道我爱吃肉,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想好了再跟你说。休息到第二年,我才能和她聊这些。

我的休息生活真挺好的,回家第一天就适应了。我每天的安排很简单,除了照顾我妈就是看书,学点英语。作为一个熬不动夜的人,我回家之后就按《黄帝内经》在生活,9点睡,5点起,每天看日出。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吧。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获得了意外的放松。这3年的生活,我从第一天就特别适应,知道我终于找到了心里渴望的沉静。

我后来反思,人都得有呼吸的时候,在不让你呼吸的环境里,思维是跳不出来的。跳出来、开始呼吸之后,不用刻意顺,想法就自然会清晰很多。

当然也会有偶尔焦虑的时候,看到朋友圈里,其他朋友都在工作,我会想,会不会以后我再也回不去了。娱乐圈很残酷,这个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不过这并不足以让我重返娱乐圈。

最让我难过的事情是,在休息期间,我发现:天啊,我还是喜欢唱歌。我以为我已经不喜欢音乐了,甚至为了不唱歌离开娱乐圈很长时间了,放松下来发现,我还是这个样子,还是那么喜欢。我觉得我辜负了唱歌。

我不去 KTV,之前工作时都唱伤了,但在休养的三年期间,我开始用一些音乐软件。我会很审慎地录歌,因为戴着耳机录歌的感觉,和在舞台上戴耳返的感觉很像。我会唱苏运莹、黄龄,她们都是唱 R&B 的好嗓子。通常我都不能一遍过,要录好几遍的,希望找到最好的状态。不过这些歌,我都没有发出来。

音乐,是我一定要认真对待的事。

未来

我原本没有复出的念头,直到我大老板一通电话打来,说,莫愁,新一季《中国好声音》要开始了,我需要你。

我会答应,是因为我的经纪公司和我的大老板,他们就像我的长辈。我提出要休息的时候,公司领导说,比赛之后,公司的半壁江山都是吴莫愁打下来的,现在她想休息就休息。还有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我之前对得起公司,现在也一样要对得起家人。我暂停的两年,我们唯一的一通电话是他打来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比如找上海的医院之类。电话打完,我就知道他真能体谅我,我没白干这么多年。现在人家需要我,我不能辜负他们。

刚好《好声音》也是我人生重要的起点,我就想趁着十年这个契机冲一下,检验一下,我能不能破了从前的怪圈。

刚复出还是花了点时间适应,当时拍形象照,一人半小时,我拍了一个半小时,第一天录制的时候生怕露怯,特别活跃。

是我经纪人看出不对的,当天晚上就当面问我,你是不是因为有点恐惧,但又想努力做好,所以才异常亢奋?我一下就哭了。

我没拒绝过任何工作。我害怕辜负培养我的人,也怕辜负关注我的人。那6年里,我唯一一次说不,是唱一首电影的主题曲,里面有句歌词,叫做“我有那么一条狗,名字叫莫愁”,我实在唱不出口,我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对方把它改了。很快我又告诉自己,你别生气,你应该豁达,这不就是娱乐精神吗?



可经纪人和我聊的那天晚上,我想,从前那条路我已经走过了,这次回来,或许可以走不一样的路。

我开始换位思考。这两年我远离行业,看了些综艺,学会站在观众角度看节目了。前两天我在抖音发歌,有评论让我别卖惨了,趁早去搬砖,我还回复:“有没有轻松点的工作?”我经纪人刷到了,不敢相信是我回的,还特意来问我。我真没事。对他们来说,吴莫愁只是一个用来娱乐的符号,不是我本人,那有什么开不起玩笑的?

况且,也不都是拿我开涮的。前两天我认识了韩美娟,他竟然说他从12岁开始,喜欢了我九年。我知道这种状态,就像我喜欢李玟和萧亚轩,是个走在你前面、用行动鼓励你特立独行的姐姐,在你心里一定是有滤镜的。

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也是能把自信传递给别人的,有很多人因为我的表演而被鼓励。

为了他们,我也得支棱起来,张扬起来,小妆化起来。至于怎么唱想唱的歌、让大家知道我是认认真真唱歌的人,就交给时间吧。

以前我像蚌一样越关越紧、拒绝沟通,是因为太在意别人怎么想,忘了问问自己。但其实,开口表达、承认脆弱、提出要求,不是件丢人的事。对我这样认真的人,世界不会吝啬回应的。

所以,我是失意者吗?是也不是,大家说了算吧。至少,我很感谢3年前的自己按下了暂停键。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我的刘海有两年是假的!哈哈哈。

“momo 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家媒体说过这么多话。”四个小时的采访之后,吴莫愁的经纪人这样对我们说。

吴莫愁最开始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经纪人很直接地在电话里告知了我们吴莫愁的近况,接着委婉地提出,吴莫愁在看到采访提纲后情绪一度需要消化。我们没有强求,但托经纪人给吴莫愁递去了一封信,希望她不要有任何压力,采访不一定意味着凝视和评判,这场谈话可以不是一场采访,如果她依然感到脆弱和不安,我们可以随时中止谈话,或是不予刊发。

吴莫愁同意了,并且这篇自述几乎没有改动地发了出来。

我们问吴莫愁,你担不担心这篇文章发出来,大家会认为你在卖惨,在为复出铺路?她说,她不担心,她选择说出来,是为了鼓励更多像曾经的她一样,受困在情绪陷阱里的人。

“我现在也不能说,我什么都不在意了,都看开了,那我就还是和以前一样在骗人。但我现在的确在变得更好,能放过自己,能承认脆弱。”吴莫愁说。

这是我们做「失意者联盟」的初衷。我们相信直面的勇气会胜过千百次的辗转反侧,一如吴莫愁希望她的故事能够鼓励更多人“放过自己”。“失意”的反面不是“得志”,而是“逃避”。

歌者吟咏着“功名沉浮不必提,稚志初衷别忘记”,但真要做到又谈何容易呢?我们普通人是这样患得患失与贪得无厌,才会在顺境里洋洋得意,逆境中垂头丧气。与失败共处,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与“失意者”们的对话并不是一次以挖掘他人苦痛为乐的猎奇揭秘,而是试图通过与“失意者们”的对话,找到我们在面对困境与无奈时的方法。

一次与失败的和解需要什么呢?勇气、聪明、愤怒、绝望....

我们还不够清楚,我们也还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