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好比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众魑魅魍魉鱼贯而出，问题与矛盾得以充分暴露，而且还在持续暴露中。以香港风暴作为契机，再加上正在处于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也开始主动或被动思考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究竟怎么了？
一度近乎“战区”的香港，令世界瞠目结舌。（AP）
区议会选举之后，香港街头运动呈现降温趋势。（AP）
香港理工大学骚乱画面。（AP）
香港高校沦为“战场”。（AP）
骚乱之后的香港理工大学。（Reuters）
最新给出答案的人，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其在12月6日发表的《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文章中写道，“面对自由民主国家当今的种种问题，需要做的是以前做过的事情：改革资本主义。”因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临末，马丁•沃尔夫大声疾呼——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了问题，必须改变。
的确是时候改变了。问题在于，怎么改？这位首席经济学家也给出了五个政策层面的建议：加强积极竞争，因为现在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保障金融稳定，因为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打破大公司垄断，因为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解决不平等问题，因为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防止金钱至上，因为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改变媒体的运动方式上正在越来越突出。
对于马丁•沃尔夫的“拯救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波11日以《从“挽救资本主义”呼声中听到什么》进行了回应。该文一方面直言了马丁•沃尔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肯定了其现实意义。局限性在于，“将不平等问题置于分配环节来讨论，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严格遵循，仅就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他们并没有超越资本逻辑的打算，其关于解决不平等的一套政策组合并没有展现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边界的想象。”
而现实意义则在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并不局限于此，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力量新的变化。西方认为中国正在以一种西方人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世界，在我们看来，这个方式是一个在社会主义话语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确阐明的概念。”而为重要的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对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现实批判，除了为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供一次契机外，也给了我们一次强化社会主义意识自觉的提醒。”
当资本主义开始走下神坛，社会主义这一昔日的“洪水猛兽”，能否完成去魅，进而迎来曙光，全世界都在等待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看似让人捉摸不定，但其实回看历史，一切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过去百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未中断过，但因为国际秩序的制定权和强势文化的主导权握在西方世界手中，所以社会主义始终处于下风和劣势。久而久之，加上苏联的制度缺陷，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专制、落后、不文明的象征，而资本主义则代表着自由、民主、开放、多元。这样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以“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作为封面发出预警和担忧时，人们会瞠目结舌：原来以苏联解体为标志所宣告的二十世纪意识形态较量之结束，并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倒正在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而且今天资本主义面对的，不是昔日的苏联，而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醒来”的中国。
西方世界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这头“醒来的狮子”，因为依靠殖民、掠夺、霸权逻辑成长壮大并主导世界这么多年的的西方国家，始终不相信这头狮子会是习近平说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深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影响的香港，虽然同为“一国”，但从中国崛起中感受到的不是“国家骄傲”、“民族自豪”，反而是一种切实的挑战与危机。因为在不少港人看来，不管内地经济如何发展，香港那“一制”始终优于内地那“一制”，而“五十年不变”背后附带的那句“五十年之后呢”，答案不是香港被内地同化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内地终被香港同化走向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以及出现的问题，成为人们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直接且现实的案例。（香港01）
立足于今天的世界，虽然资本主义面对很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乏力，但仍然不可否认其优越性的一面；同样地，就算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正在强势给世界带来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走上神坛，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与弊端依然很突出。从这个层面来看，大变局之下的世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政治层面的变局，更是观念层面的荡涤。
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在新疆问题上的“交火”，就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将百万之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集中在一起“培训”，就是“拘禁”和戕害人权，所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涉疆法案一点也不奇怪，这其中既有一贯的上帝视角的因素，也是基于中西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紧随其后展开声势浩大媒体攻势的中国，则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因为对长期以来深受暴恐袭击侵扰的新疆民众而言，稳定和发展才是最大的人权，以此作为基础才可能达至美好生活。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那句灵魂发问了，因为在观念的主导下，西方媒体从一开始就认定中国推出的新疆纪录片不过是“宣传”而非“事实”，所以根本不用看。
观念和意识形态主导一切，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虽然现在各方都在大张旗鼓宣扬中美之间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其实不管结果如何，对于中美本质关系的改变乃至整个世界变局的走向而言，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的。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谁当老大；世界变局的走向又是什么？就是中西权力中心的转移。深陷世界老大执念中的美国，面对这两个问题，很难会屈尊。如果是这样，那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又如何？正好比涉港、涉疆法案之后再来一个涉藏法案、涉台法案，又有什么意外呢？
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好比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众魑魅魍魉鱼贯而出，问题与矛盾得以充分暴露，而且还在持续暴露中。以香港风暴作为契机，再加上正在处于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也开始主动或被动思考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究竟怎么了？
一度近乎“战区”的香港，令世界瞠目结舌。（AP）
区议会选举之后，香港街头运动呈现降温趋势。（AP）
香港理工大学骚乱画面。（AP）
香港高校沦为“战场”。（AP）
骚乱之后的香港理工大学。（Reuters）
最新给出答案的人，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其在12月6日发表的《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文章中写道，“面对自由民主国家当今的种种问题，需要做的是以前做过的事情：改革资本主义。”因为“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临末，马丁•沃尔夫大声疾呼——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了问题，必须改变。
的确是时候改变了。问题在于，怎么改？这位首席经济学家也给出了五个政策层面的建议：加强积极竞争，因为现在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保障金融稳定，因为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打破大公司垄断，因为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解决不平等问题，因为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防止金钱至上，因为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改变媒体的运动方式上正在越来越突出。
对于马丁•沃尔夫的“拯救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波11日以《从“挽救资本主义”呼声中听到什么》进行了回应。该文一方面直言了马丁•沃尔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肯定了其现实意义。局限性在于，“将不平等问题置于分配环节来讨论，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严格遵循，仅就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他们并没有超越资本逻辑的打算，其关于解决不平等的一套政策组合并没有展现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边界的想象。”
而现实意义则在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并不局限于此，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力量新的变化。西方认为中国正在以一种西方人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世界，在我们看来，这个方式是一个在社会主义话语框架中才能得到正确阐明的概念。”而为重要的是，“西方建制派精英对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现实批判，除了为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供一次契机外，也给了我们一次强化社会主义意识自觉的提醒。”
当资本主义开始走下神坛，社会主义这一昔日的“洪水猛兽”，能否完成去魅，进而迎来曙光，全世界都在等待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看似让人捉摸不定，但其实回看历史，一切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过去百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未中断过，但因为国际秩序的制定权和强势文化的主导权握在西方世界手中，所以社会主义始终处于下风和劣势。久而久之，加上苏联的制度缺陷，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专制、落后、不文明的象征，而资本主义则代表着自由、民主、开放、多元。这样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以“千禧一代的社会主义”作为封面发出预警和担忧时，人们会瞠目结舌：原来以苏联解体为标志所宣告的二十世纪意识形态较量之结束，并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反倒正在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而且今天资本主义面对的，不是昔日的苏联，而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醒来”的中国。
西方世界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这头“醒来的狮子”，因为依靠殖民、掠夺、霸权逻辑成长壮大并主导世界这么多年的的西方国家，始终不相信这头狮子会是习近平说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深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影响的香港，虽然同为“一国”，但从中国崛起中感受到的不是“国家骄傲”、“民族自豪”，反而是一种切实的挑战与危机。因为在不少港人看来，不管内地经济如何发展，香港那“一制”始终优于内地那“一制”，而“五十年不变”背后附带的那句“五十年之后呢”，答案不是香港被内地同化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内地终被香港同化走向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以及出现的问题，成为人们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直接且现实的案例。（香港01）
立足于今天的世界，虽然资本主义面对很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乏力，但仍然不可否认其优越性的一面；同样地，就算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正在强势给世界带来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走上神坛，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与弊端依然很突出。从这个层面来看，大变局之下的世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政治层面的变局，更是观念层面的荡涤。
过去一段时间中美在新疆问题上的“交火”，就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将百万之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集中在一起“培训”，就是“拘禁”和戕害人权，所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涉疆法案一点也不奇怪，这其中既有一贯的上帝视角的因素，也是基于中西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紧随其后展开声势浩大媒体攻势的中国，则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因为对长期以来深受暴恐袭击侵扰的新疆民众而言，稳定和发展才是最大的人权，以此作为基础才可能达至美好生活。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那句灵魂发问了，因为在观念的主导下，西方媒体从一开始就认定中国推出的新疆纪录片不过是“宣传”而非“事实”，所以根本不用看。
观念和意识形态主导一切，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虽然现在各方都在大张旗鼓宣扬中美之间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其实不管结果如何，对于中美本质关系的改变乃至整个世界变局的走向而言，影响力都是微乎其微的。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谁当老大；世界变局的走向又是什么？就是中西权力中心的转移。深陷世界老大执念中的美国，面对这两个问题，很难会屈尊。如果是这样，那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又如何？正好比涉港、涉疆法案之后再来一个涉藏法案、涉台法案，又有什么意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