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中国河南省郑州火车站郑州东站的一名警察戴着一副带有面部识别系统的智能眼镜。
在不久前的公布的中共四中全会公报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止一次的提到“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分析人士认为，对习近平而言，“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异于利用“新科技”加强对社会的管控，把“一党专政提升到新科技”的台阶。从人脸识别技术到强迫手机用户下载允许政府监控用户照片的应用程序，到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可以监控每个国民的巨型监视系统。
用人脸识别系统织就“天网”
“那儿就好像一个高科技的领地。 当然，迎面而来的是大量的警察，新疆的街道上总是有大量的警察……除此之外，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检查岗。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无论你去酒店、银行、任何其他奇怪的地方、公交车站、机场，你都必须经过安检门。同时，他们还会扫描你的身份证。那里会有一个摄像头将你的身份证信息与你脸上的信息进行匹配，来确认那就是你。当然，他们会利用这个信息跟踪你的行踪。总的来说，无论你去哪里，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的。”
这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李肇华（Josh Chin）最近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科技治国”的研讨会上讲述他在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城市采访后的第一感受。他说，他的中国同事曾经不相信他对新疆的描述，自己去过之后，才体验到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在新疆，为了监控维吾尔人以及到新疆的旅行者行踪，中国当局不但使用人脸识别、还采用了声音识别和步态识别技术。李肇华说，虽然中国的监控技术可能不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强大，但是，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感觉无疑会影响人的心理。
据报道，中国还发展了可进行种族辨别的人脸识别技术，监控维族人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动向。据《纽约时报》今年四月份的一篇报道说，陕西省执法部门去年计划置办一套“能够支持脸部识别，辨认维吾尔与非维吾尔人特征”的智能摄像系统。
人脸识别技术早就用到了新疆和维族人之外的地方，应该是中国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科技。中国的居民住宅小区、大学校园、宾馆酒店、公司企业、甚至健身房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控制人员出入。
杭州的野生动物园也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不过，最近被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郭兵起诉了。有些人希望看到这个案子能成为中国巨型监控网络的一道“裂缝”，但另一些人相信，这样的希望在中国实现太渺茫了。
中国最为严密的用人脸识别技术织就的监控网络应该是中国公安部的“天网”。2015年，中国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由，开始建立“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其中“人脸识别”被纳入用于完善监控网络的技术名单。
据报道，到2017年底时，中国已经完成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像镜头大约有1.7亿个，其中两千万个由公安系统直接掌握。
根据英国科技研究网站Comparitech今年8月的报告，中国目前有2亿个摄像探头在使用之中。到了2022年，中国的探头总数可能会达到6．26亿个，增幅为213％，届时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 意味着每2个人就可能有一个摄像头。
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报告称，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每人两个监控摄像镜头。
Comparitech公布了全球每千人 CCTV 监控探头数量最多的 50 个城市，显示中国有11 座城市上榜，并且排名整体居前位，其中重庆以每千人有 168 个探头，居世界第一。其余10座城市为重庆、深圳、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北京、乌鲁木齐、南昌、长沙。
据报道，目前，中国一线大城市已经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城市中的人车踪迹尽在掌握之中。据信，“天网”的镜头看到人脸就能在3秒内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并利用云设施连接到全国各地的数据存储和处理中心，可以辨识对象过去一周的行踪、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等，被运用在对社会的管控上。
除了城市之外，2016年，中共又推出以农村地区为对象的监视 系统，称为“雪亮工程”。“雪亮”工程以县、乡、村三级政府机构为指挥平台，发动普通民众监看视频监控，从而实现治安防范全覆盖。
另外，一些实验性人脸识别小装置，比如人脸识别眼镜、脑电波的帽子、智能头环等也开始出现。
2017年底起，河南郑州铁路警方率先使用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所谓“警务眼镜”。据称，“警务眼镜”从第一眼锁定目标到抓捕，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2018年，中国杭州中恒电气公司的工人们还戴上了用于监控他们脑电波的帽子。据报道，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数据感知工人的情绪，从而调整生产进度，提高工作效率。
另一个小装置是“人工智能头环”。在浙江的金华，一个小学的学生使用了一年多的“智能头环”最近引发争议。研发者相信，让学生上课时佩戴头环，能用于训练孩子的注意力。 据称，该头环的核心原理在于，通过采集大脑中的生物体征信号，把生物体信号和人类的意识进行连接和解读，从而通过外界设备来读取大脑，从此进行专注力评分。不过，由于受到侵犯隐私、影响健康等质疑，这一尝试已被叫停。
由于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使用，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不久前说，中国在人脸识别技术方面已经领先美国。
凭社会信用体系打造“奥威尔式体系”
中国还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摄像探头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信用评级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11月4日，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独子、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思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列为被执行人。王思聪只是根据社会信用体系被打分、被执行的数千万人中的一位。王思聪只是“被执行人”，是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的人员 ，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说，王思聪还没有被进行信用惩戒，没有被强制性限制高消费等。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消息，截至2019年11月8日底，已累计的失信执行人为1585万例，限制失信人购买飞机票3477万人次，限制失信人购买动车高铁票629万人次。
2014 年 6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计划到 2020 年建成社会信用体系。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在包含了对个人日常行为的审查。分数低的人称为“失信被执行人”，他们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公布。
《纲要》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外界将中国的个人信用体系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联系起来。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分三类：商业诚信行为、社会诚信行为 以及网上言论等。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路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
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在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试用。一些扣分规则显示，民众的私生活正在被政府监管。比如，参加共产党不认同的信仰，扣分；围堵政府或企业，扣分，在互联网上诋毁他人，扣分；横穿马路，闯红灯，扣分。这些信用分与子女入学政策、图书馆服务、租房优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挂钩。
《华尔街日报》另一名记者凯特·奥克菲（Kate O'Keeffe）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提到这个系统中令人担忧的是企业与政府的合作。
她说： “社会安全体系也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可能合作的另一个舞台。这些所为的私营企业获得了这么多的数据，他们将如何与政府人员互动，我们需要找出来。“
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今年9月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为何让人恐惧？”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令人恐惧主要是两个原因。“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列入信用差的等级。”
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的监控与审查
中国企业与政府无法分割的联系还体现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监控上。抖音国际版Tik Tok最近在美国引发风波，美国人担心，自己的信息被中国政府控制。因为Tik Tok可以将资料回传给中共，成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之一。TikTok的母公司来自中国，名叫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Byte Dance）。
美国参议院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1月7日举行听证，探讨“企业和科技巨头如何将用户数据暴露给罪犯、中国和其他坏分子”。Tic Tok拒绝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对Tic Tok严辞警告。
美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6月，中国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通过《网络安全法》，中国政府勒令中国的技术公司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通过技术公司轻而易举获知国民在网上的言行。政府要求科技公司监视网民的对话，保留六个月之内的对话记录，并报告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
相信很多微信的用户都有这样的体验，微信的私人和群组聊天内容，如果涉及到敏感词，会受到审查和监控。
如果你的发送的内容里出现了“六四”这样的政治敏感词， 你会看到这样的信息：“该页面无法打开。根据用户报告以及腾讯网络安全检查，该网页内容被认定包含了非法和违反有关规定的内容。为了你的在线体验安全，访问被屏蔽。”
微信的注册用户超过10亿，活跃用户有8.5亿。微信的隐私权政策说，微信可能需要保存和透露用户的信息，以回应政府当局、执法部门或相关机构的要求。
根据2019年9月30日更新的《微信隐私保护指引》 ，微信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无需事先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
除了腾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另外两家巨头百度、阿里巴巴都在协助中国政府监视其公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公司旗下的“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两款手机应用在APP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获取诸如“监听电话、定位、读取短彩信、读取联系人、修改系统设置”等各种权限。
2017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联合腾讯和银行部门推出首批“微信身份证”，并计划推向全国。此前，武汉公安部门也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试行使用电子身份证。身份认证的电子化将帮助中国政府强化政府监管、控制社会。
中国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群聊中的任何帖子都视为犯罪证据。2018年，广州一家法院规定，微信、QQ聊天记录将成有效证据。
另外，中国还强迫公民下载能够让政府监控他们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序。据美国政府资助的开放技术基金表示，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人下载一款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名为净网，可以扫描手机照片、视频、音频、电子书等文件。另外，中国当局针对从边境进入新疆的外国旅客，也强迫其在个人手机安装监控软件。
建立DNA数据库，打造追踪网络
自由亚洲电台九月报道，广西桂林市内各派出所发出通知，要求居民9月20至12月31日到派出所抽血，接受DNA采集。通知强调此举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报道说，该市北门派出所一公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指每户家庭都要有一名男性接受DNA采集。
这是继新疆、浙江宁波、安徽安庆部分地区之后，政府再次大规模采集民众的DNA。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说，从2016年到2017年，新疆地区参与免费体检的人将近3600万人。据维族人和人权组织称，当局收集和记录了照片、指纹、血型、DNA样本、虹膜图像等信息，他们称这是为了更好的追踪维吾尔人。新疆政府否认其免费体检涉及DNA样本的收集。
《纽约时报》今年2月的一份报道说，报道说，为了增强DNA方面的能力，中国警方下属的科学家使用了马萨诸塞州公司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研制的设备。新疆政府称，称购买美国DNA设备只是为了“内部使用”。
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记录涉嫌犯罪或已被定罪的疑犯基因档案，但中国的数据库包括了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人。据报道，忘记携带身份证或在微博上批评政府而遭羁押的人，会被采集唾液或血液DNA标本。还有被中共警方视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农民工、煤炭工人、租房者等也被采集。
2018年2月5日，中国河南省郑州火车站郑州东站的一名警察戴着一副带有面部识别系统的智能眼镜。
在不久前的公布的中共四中全会公报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止一次的提到“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分析人士认为，对习近平而言，“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无异于利用“新科技”加强对社会的管控，把“一党专政提升到新科技”的台阶。从人脸识别技术到强迫手机用户下载允许政府监控用户照片的应用程序，到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正在打造一个可以监控每个国民的巨型监视系统。
用人脸识别系统织就“天网”
“那儿就好像一个高科技的领地。 当然，迎面而来的是大量的警察，新疆的街道上总是有大量的警察……除此之外，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检查岗。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无论你去酒店、银行、任何其他奇怪的地方、公交车站、机场，你都必须经过安检门。同时，他们还会扫描你的身份证。那里会有一个摄像头将你的身份证信息与你脸上的信息进行匹配，来确认那就是你。当然，他们会利用这个信息跟踪你的行踪。总的来说，无论你去哪里，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的。”
这是《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李肇华（Josh Chin）最近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科技治国”的研讨会上讲述他在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城市采访后的第一感受。他说，他的中国同事曾经不相信他对新疆的描述，自己去过之后，才体验到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在新疆，为了监控维吾尔人以及到新疆的旅行者行踪，中国当局不但使用人脸识别、还采用了声音识别和步态识别技术。李肇华说，虽然中国的监控技术可能不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强大，但是，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感觉无疑会影响人的心理。
据报道，中国还发展了可进行种族辨别的人脸识别技术，监控维族人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动向。据《纽约时报》今年四月份的一篇报道说，陕西省执法部门去年计划置办一套“能够支持脸部识别，辨认维吾尔与非维吾尔人特征”的智能摄像系统。
人脸识别技术早就用到了新疆和维族人之外的地方，应该是中国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科技。中国的居民住宅小区、大学校园、宾馆酒店、公司企业、甚至健身房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控制人员出入。
杭州的野生动物园也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不过，最近被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郭兵起诉了。有些人希望看到这个案子能成为中国巨型监控网络的一道“裂缝”，但另一些人相信，这样的希望在中国实现太渺茫了。
中国最为严密的用人脸识别技术织就的监控网络应该是中国公安部的“天网”。2015年，中国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由，开始建立“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其中“人脸识别”被纳入用于完善监控网络的技术名单。
据报道，到2017年底时，中国已经完成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像镜头大约有1.7亿个，其中两千万个由公安系统直接掌握。
根据英国科技研究网站Comparitech今年8月的报告，中国目前有2亿个摄像探头在使用之中。到了2022年，中国的探头总数可能会达到6．26亿个，增幅为213％，届时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 意味着每2个人就可能有一个摄像头。
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报告称，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每人两个监控摄像镜头。
Comparitech公布了全球每千人 CCTV 监控探头数量最多的 50 个城市，显示中国有11 座城市上榜，并且排名整体居前位，其中重庆以每千人有 168 个探头，居世界第一。其余10座城市为重庆、深圳、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北京、乌鲁木齐、南昌、长沙。
据报道，目前，中国一线大城市已经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城市中的人车踪迹尽在掌握之中。据信，“天网”的镜头看到人脸就能在3秒内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并利用云设施连接到全国各地的数据存储和处理中心，可以辨识对象过去一周的行踪、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等，被运用在对社会的管控上。
除了城市之外，2016年，中共又推出以农村地区为对象的监视 系统，称为“雪亮工程”。“雪亮”工程以县、乡、村三级政府机构为指挥平台，发动普通民众监看视频监控，从而实现治安防范全覆盖。
另外，一些实验性人脸识别小装置，比如人脸识别眼镜、脑电波的帽子、智能头环等也开始出现。
2017年底起，河南郑州铁路警方率先使用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所谓“警务眼镜”。据称，“警务眼镜”从第一眼锁定目标到抓捕，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2018年，中国杭州中恒电气公司的工人们还戴上了用于监控他们脑电波的帽子。据报道，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数据感知工人的情绪，从而调整生产进度，提高工作效率。
另一个小装置是“人工智能头环”。在浙江的金华，一个小学的学生使用了一年多的“智能头环”最近引发争议。研发者相信，让学生上课时佩戴头环，能用于训练孩子的注意力。 据称，该头环的核心原理在于，通过采集大脑中的生物体征信号，把生物体信号和人类的意识进行连接和解读，从而通过外界设备来读取大脑，从此进行专注力评分。不过，由于受到侵犯隐私、影响健康等质疑，这一尝试已被叫停。
由于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使用，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不久前说，中国在人脸识别技术方面已经领先美国。
凭社会信用体系打造“奥威尔式体系”
中国还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摄像探头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信用评级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11月4日，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独子、北京普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思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列为被执行人。王思聪只是根据社会信用体系被打分、被执行的数千万人中的一位。王思聪只是“被执行人”，是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的人员 ，还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说，王思聪还没有被进行信用惩戒，没有被强制性限制高消费等。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消息，截至2019年11月8日底，已累计的失信执行人为1585万例，限制失信人购买飞机票3477万人次，限制失信人购买动车高铁票629万人次。
2014 年 6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计划到 2020 年建成社会信用体系。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在包含了对个人日常行为的审查。分数低的人称为“失信被执行人”，他们的信息将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公布。
《纲要》一经推出便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外界将中国的个人信用体系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联系起来。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分三类：商业诚信行为、社会诚信行为 以及网上言论等。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路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
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在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试用。一些扣分规则显示，民众的私生活正在被政府监管。比如，参加共产党不认同的信仰，扣分；围堵政府或企业，扣分，在互联网上诋毁他人，扣分；横穿马路，闯红灯，扣分。这些信用分与子女入学政策、图书馆服务、租房优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挂钩。
《华尔街日报》另一名记者凯特·奥克菲（Kate O'Keeffe）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提到这个系统中令人担忧的是企业与政府的合作。
她说： “社会安全体系也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可能合作的另一个舞台。这些所为的私营企业获得了这么多的数据，他们将如何与政府人员互动，我们需要找出来。“
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今年9月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为何让人恐惧？”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令人恐惧主要是两个原因。“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列入信用差的等级。”
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的监控与审查
中国企业与政府无法分割的联系还体现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监控上。抖音国际版Tik Tok最近在美国引发风波，美国人担心，自己的信息被中国政府控制。因为Tik Tok可以将资料回传给中共，成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之一。TikTok的母公司来自中国，名叫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Byte Dance）。
美国参议院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1月7日举行听证，探讨“企业和科技巨头如何将用户数据暴露给罪犯、中国和其他坏分子”。Tic Tok拒绝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对Tic Tok严辞警告。
美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6月，中国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通过《网络安全法》，中国政府勒令中国的技术公司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通过技术公司轻而易举获知国民在网上的言行。政府要求科技公司监视网民的对话，保留六个月之内的对话记录，并报告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
相信很多微信的用户都有这样的体验，微信的私人和群组聊天内容，如果涉及到敏感词，会受到审查和监控。
如果你的发送的内容里出现了“六四”这样的政治敏感词， 你会看到这样的信息：“该页面无法打开。根据用户报告以及腾讯网络安全检查，该网页内容被认定包含了非法和违反有关规定的内容。为了你的在线体验安全，访问被屏蔽。”
微信的注册用户超过10亿，活跃用户有8.5亿。微信的隐私权政策说，微信可能需要保存和透露用户的信息，以回应政府当局、执法部门或相关机构的要求。
根据2019年9月30日更新的《微信隐私保护指引》 ，微信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无需事先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
除了腾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另外两家巨头百度、阿里巴巴都在协助中国政府监视其公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公司旗下的“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两款手机应用在APP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获取诸如“监听电话、定位、读取短彩信、读取联系人、修改系统设置”等各种权限。
2017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联合腾讯和银行部门推出首批“微信身份证”，并计划推向全国。此前，武汉公安部门也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试行使用电子身份证。身份认证的电子化将帮助中国政府强化政府监管、控制社会。
中国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群聊中的任何帖子都视为犯罪证据。2018年，广州一家法院规定，微信、QQ聊天记录将成有效证据。
另外，中国还强迫公民下载能够让政府监控他们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序。据美国政府资助的开放技术基金表示，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人下载一款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名为净网，可以扫描手机照片、视频、音频、电子书等文件。另外，中国当局针对从边境进入新疆的外国旅客，也强迫其在个人手机安装监控软件。
建立DNA数据库，打造追踪网络
自由亚洲电台九月报道，广西桂林市内各派出所发出通知，要求居民9月20至12月31日到派出所抽血，接受DNA采集。通知强调此举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报道说，该市北门派出所一公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指每户家庭都要有一名男性接受DNA采集。
这是继新疆、浙江宁波、安徽安庆部分地区之后，政府再次大规模采集民众的DNA。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说，从2016年到2017年，新疆地区参与免费体检的人将近3600万人。据维族人和人权组织称，当局收集和记录了照片、指纹、血型、DNA样本、虹膜图像等信息，他们称这是为了更好的追踪维吾尔人。新疆政府否认其免费体检涉及DNA样本的收集。
《纽约时报》今年2月的一份报道说，报道说，为了增强DNA方面的能力，中国警方下属的科学家使用了马萨诸塞州公司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研制的设备。新疆政府称，称购买美国DNA设备只是为了“内部使用”。
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记录涉嫌犯罪或已被定罪的疑犯基因档案，但中国的数据库包括了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人。据报道，忘记携带身份证或在微博上批评政府而遭羁押的人，会被采集唾液或血液DNA标本。还有被中共警方视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农民工、煤炭工人、租房者等也被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