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凌晨，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人为灾难在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切尔诺贝利爆发，其四号反应堆在测试时发生爆炸，后续的灾难处理措施则因人为原因延宕数日之久。事故发生后两周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释出的辐射量与500颗广岛原子弹相当，三十余万居民被迫疏散，近100万人参与了事故的后续处理，具体死亡数字和造成的健康影响无法统计，其环境影响则将至少持续几个世纪。
三十四年来，有关切尔诺贝利爆发原因的追问从未停止过——它看上去是许许多多并不显眼的细节不断叠加的意外后果，你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出了一些每个人都会做的错误选择：初期信息混乱不清，无法预估决策后果，难以理解专业内容，习惯性避免承担责任，机械接受上级命令，甚至是按规定要求办事。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一些人在重重压力之下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尽己所能保护民众，为坚持己见不惜前途，或者是在世界面前，说出真相。
三十四年过去了，那些曾经选择逆向而行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瓦列里·列加索夫
切尔诺贝利事故调查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专家组成员，列加索夫院士是事故发生后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莫斯科专家之一，并因长时间暴露在高辐射环境中而严重损害了健康。当其他官员尽力掩盖事故原因并尝试息事宁人的时候，列加索夫力主尽快撤离普里皮亚季居民。他还发出警告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防止第二次事故的发生。
1986年8月，在事故发生近四个月之后，列加索夫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用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公布了事故调查的细节以及诸多内幕。这是一次个人行为，事后遭到了苏联当局的严厉抨击和质问，列加索夫两次被剥夺国家荣誉称号，处境艰难。1988年4月，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两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列加索夫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对于切尔诺贝利的最新调查结果，本该在第二天（4月28日）公诸于世。
塞拉费穆·沃罗比约夫
时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民防部门负责人。第一批抵达事故现场的人，最早坚持周边民众必须得到通知并实行疏散的人之一。
4月26日凌晨两点，沃罗比约夫在睡梦中被电话叫醒，随后赶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尽管对核电站内部结构并不熟悉，但沃罗比约夫是最早判断出事故严重程度的几个人之一，依靠最大测量范围只有3.6伦琴/小时的测量计（同款测量计是产生大量误判和拖延的直接原因），沃罗比约夫迅速判定事故级别远非“本地”而是“普遍”，按照当时的民防手册，这意味着立即通知周边居民已发生辐射事故，并要求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但事故现场的其他人立刻否决了他的提议，并指责他是在制造恐慌。沃罗比约夫打给民防总部的电话被对方判定是“开玩笑”，在临时会议现场则被告知“你无权决定”。27日凌晨，距离切尔诺贝利最近的城市普里皮亚季终于开始疏散，但沃罗比约夫在事故发生七天后被撤职。
之后几年，沃罗比约夫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也未回应过舆论对他的指责，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对外透露，事发当时情急之下他曾尝试过守在当地对民众发出直接警告，但“一位克格勃警官走近我，进行了预防性谈话”。他被告知，核电站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不允许信息分享，随后在基辅克格勃总部，沃罗比约夫被要求签署了保密协议。
根纳季·别尔多夫
沃罗比约夫并非事故处理现场要求首先通知民众的唯一一个人。时任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的根纳季·别尔多夫组织了普里皮亚季的疏散和前期准备工作，与沃罗比约夫一样，他同样被多次指为意图制造恐慌。
由于并不清楚核电站究竟发生了什么，别尔多夫和他的警察部队在最初执勤的几天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所有人都遭受了大量辐射，但凭借处理事故的直觉，内务部警察部队在第一时间——26日凌晨5点——封锁了所有去往核电站的道路，要求停驶途径当地的火车，并调用了超过1100辆公交车，准备随时进行疏散。
在之后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记述当中，别尔多夫将军的形象近乎完美：他的部队有效避免了所有可能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民众反应，整个撤离过程奇迹般地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和民众抵抗事件，尽管警察部队中的所有人都忍受着高辐射带来的痛苦，但“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位曾经说过“只有亲眼看到所有才能正确评估情况”的将军在离开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理现场之后的消息。
亚历山大·利亚什科
别尔多夫将军背后的人，时任乌克兰总理。事故发生时，72岁的利亚什科已经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总理职务上工作了十四年。26日凌晨2：40左右，利亚什科被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的电话叫醒，尽管这通电话中包含的内容只有极为笼统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雷日科夫本人也还不清楚核电站的受损详情，但利亚什科的命令在电话结束后不久便即下达：准备可能的疏散工作。
在事后的回忆当中，利亚什科无法解释当时自己的决定：那或许只是一种察觉到危险的直觉，当时他并不掌握能够决定疏散的足够信息。但之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利亚什科始终拒绝撤销自己的命令，并在多场会议上固执己见，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任。他的坚持，成为别尔多夫将军得以及时调用千余辆公交车等待疏散命令的前提。
1987年6月，在事故发生一年后，利亚什科从乌克兰总理位置上退休，2002年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尤里·班达热夫斯基
切尔诺贝利的影响远未随着处理工作的结束而结束。班达热夫斯基是白俄罗斯第一个着手研究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人群健康，尤其是对儿童健康影响的医生。
1989年，班达热夫斯基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建立了一处医疗研究所，研究所的所在地——戈梅利市距离切尔诺贝利仅100余公里，是事后遭受核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班达热夫斯基发现，当地的甲状腺癌病例显著增加，而这种疾病在此前的白俄罗斯非常少见。除此之外，他还在被调查的儿童群体中发现了较为普遍的内分泌以及心血管疾病。
1999年，班达热夫斯基在白俄罗斯被判处8年监禁，罪名是受贿。但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说法，他是因为对核事故后白俄罗斯医疗政策的批评才入了狱。 2005年，班达热夫斯基终于被白俄当局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在乌克兰基辅的郊外建立了一处医疗康复中心，专门为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班达热夫斯基已经和当年接触过的白俄罗斯儿童失联许久。据他所说，白俄政府如今已经封锁了所有相关信息：“政府关闭了所有的信息渠道，他们总是说：‘一切都没问题’，但我已经接到了好几通电话，告诉我很多儿童已经过世。”
1986年4月26日凌晨，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人为灾难在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切尔诺贝利爆发，其四号反应堆在测试时发生爆炸，后续的灾难处理措施则因人为原因延宕数日之久。事故发生后两周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释出的辐射量与500颗广岛原子弹相当，三十余万居民被迫疏散，近100万人参与了事故的后续处理，具体死亡数字和造成的健康影响无法统计，其环境影响则将至少持续几个世纪。
三十四年来，有关切尔诺贝利爆发原因的追问从未停止过——它看上去是许许多多并不显眼的细节不断叠加的意外后果，你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出了一些每个人都会做的错误选择：初期信息混乱不清，无法预估决策后果，难以理解专业内容，习惯性避免承担责任，机械接受上级命令，甚至是按规定要求办事。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一些人在重重压力之下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尽己所能保护民众，为坚持己见不惜前途，或者是在世界面前，说出真相。
三十四年过去了，那些曾经选择逆向而行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瓦列里·列加索夫
切尔诺贝利事故调查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专家组成员，列加索夫院士是事故发生后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莫斯科专家之一，并因长时间暴露在高辐射环境中而严重损害了健康。当其他官员尽力掩盖事故原因并尝试息事宁人的时候，列加索夫力主尽快撤离普里皮亚季居民。他还发出警告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防止第二次事故的发生。
1986年8月，在事故发生近四个月之后，列加索夫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用长达5个小时的演说公布了事故调查的细节以及诸多内幕。这是一次个人行为，事后遭到了苏联当局的严厉抨击和质问，列加索夫两次被剥夺国家荣誉称号，处境艰难。1988年4月，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两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列加索夫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对于切尔诺贝利的最新调查结果，本该在第二天（4月28日）公诸于世。
塞拉费穆·沃罗比约夫
时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民防部门负责人。第一批抵达事故现场的人，最早坚持周边民众必须得到通知并实行疏散的人之一。
4月26日凌晨两点，沃罗比约夫在睡梦中被电话叫醒，随后赶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尽管对核电站内部结构并不熟悉，但沃罗比约夫是最早判断出事故严重程度的几个人之一，依靠最大测量范围只有3.6伦琴/小时的测量计（同款测量计是产生大量误判和拖延的直接原因），沃罗比约夫迅速判定事故级别远非“本地”而是“普遍”，按照当时的民防手册，这意味着立即通知周边居民已发生辐射事故，并要求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但事故现场的其他人立刻否决了他的提议，并指责他是在制造恐慌。沃罗比约夫打给民防总部的电话被对方判定是“开玩笑”，在临时会议现场则被告知“你无权决定”。27日凌晨，距离切尔诺贝利最近的城市普里皮亚季终于开始疏散，但沃罗比约夫在事故发生七天后被撤职。
之后几年，沃罗比约夫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也未回应过舆论对他的指责，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对外透露，事发当时情急之下他曾尝试过守在当地对民众发出直接警告，但“一位克格勃警官走近我，进行了预防性谈话”。他被告知，核电站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不允许信息分享，随后在基辅克格勃总部，沃罗比约夫被要求签署了保密协议。
根纳季·别尔多夫
沃罗比约夫并非事故处理现场要求首先通知民众的唯一一个人。时任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的根纳季·别尔多夫组织了普里皮亚季的疏散和前期准备工作，与沃罗比约夫一样，他同样被多次指为意图制造恐慌。
由于并不清楚核电站究竟发生了什么，别尔多夫和他的警察部队在最初执勤的几天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所有人都遭受了大量辐射，但凭借处理事故的直觉，内务部警察部队在第一时间——26日凌晨5点——封锁了所有去往核电站的道路，要求停驶途径当地的火车，并调用了超过1100辆公交车，准备随时进行疏散。
在之后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记述当中，别尔多夫将军的形象近乎完美：他的部队有效避免了所有可能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民众反应，整个撤离过程奇迹般地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和民众抵抗事件，尽管警察部队中的所有人都忍受着高辐射带来的痛苦，但“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位曾经说过“只有亲眼看到所有才能正确评估情况”的将军在离开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理现场之后的消息。
亚历山大·利亚什科
别尔多夫将军背后的人，时任乌克兰总理。事故发生时，72岁的利亚什科已经在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总理职务上工作了十四年。26日凌晨2：40左右，利亚什科被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的电话叫醒，尽管这通电话中包含的内容只有极为笼统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雷日科夫本人也还不清楚核电站的受损详情，但利亚什科的命令在电话结束后不久便即下达：准备可能的疏散工作。
在事后的回忆当中，利亚什科无法解释当时自己的决定：那或许只是一种察觉到危险的直觉，当时他并不掌握能够决定疏散的足够信息。但之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利亚什科始终拒绝撤销自己的命令，并在多场会议上固执己见，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任。他的坚持，成为别尔多夫将军得以及时调用千余辆公交车等待疏散命令的前提。
1987年6月，在事故发生一年后，利亚什科从乌克兰总理位置上退休，2002年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尤里·班达热夫斯基
切尔诺贝利的影响远未随着处理工作的结束而结束。班达热夫斯基是白俄罗斯第一个着手研究切尔诺贝利事件对人群健康，尤其是对儿童健康影响的医生。
1989年，班达热夫斯基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建立了一处医疗研究所，研究所的所在地——戈梅利市距离切尔诺贝利仅100余公里，是事后遭受核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班达热夫斯基发现，当地的甲状腺癌病例显著增加，而这种疾病在此前的白俄罗斯非常少见。除此之外，他还在被调查的儿童群体中发现了较为普遍的内分泌以及心血管疾病。
1999年，班达热夫斯基在白俄罗斯被判处8年监禁，罪名是受贿。但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说法，他是因为对核事故后白俄罗斯医疗政策的批评才入了狱。 2005年，班达热夫斯基终于被白俄当局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在乌克兰基辅的郊外建立了一处医疗康复中心，专门为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班达热夫斯基已经和当年接触过的白俄罗斯儿童失联许久。据他所说，白俄政府如今已经封锁了所有相关信息：“政府关闭了所有的信息渠道，他们总是说：‘一切都没问题’，但我已经接到了好几通电话，告诉我很多儿童已经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