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时，一个画面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象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们也聚在一起看这场辩论，为了凑趣，他们决定玩个喝酒游戏。每当唐纳德·特朗普说出什么可笑或者让美国难堪的话，每位委员就得喝一杯威士忌。不到半小时，25名委员都烂醉如泥。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语无伦次的美国总统失控的滑稽行为，一个显然不顾一切想要继续留任的人，因为一旦失败，他将面临起诉、羞辱和破产。 谁又能责怪中国人幸灾乐祸呢？一场始于武汉、目前已在中国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却仍在摧残着美国的经济和国民——尽管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就能预见到的。 唉，我们并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样。 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这就是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们的新书《警钟——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解决》(The Wake-Up Call: 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中提出的观点。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新冠病毒跟踪调查，美国每10万人中有65.7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为21.6万人。中国每10万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4750人。也许中国撒谎了。好吧，把它的数字乘以四——就算这样，中国在保护其人民方面仍然比美国要好得多。 事实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宫成为超级传播地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几天之后，在本地传播接近于零的中国，可以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涌向汽车站、火车站和机场，在国庆假日前往全国各地旅行。据彭博社(Bloomberg)10月1日报道，“人民币在经历了12年来最好的一个季度后，作为避开波动的避风港而备受关注。”中国9月的进出口均大幅增长。 这样的成绩曾经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至少相对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时期是1960年代，当时美国正在忙着把人送上月球，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正死于饥饿，”彭博新闻社主编米克尔思韦特告诉我。此外，“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 但是，作为《经济学人》(Economist)政治编辑的伍尔德里奇还说，今天我们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历史大逆转，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同样遥遥领先——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时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们忘记了这些事情。中国却没有。如果亚洲能够重获500年前的领先地位，今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除非西方国家醒过来”。 美国想要恢复过来，首先需要制定一项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计划。中国就有这样的计划：它动用了其威权监控系统的所有工具——它们原本是为了追踪和定位政治异见人士并控制人口的——来追踪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控制其传播。中国的一些面部识别技术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行了。 美国不能采用这样的战略。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工作。 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美国在近代史上曾与威权国家对抗——二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冷战期间的朝鲜和俄罗斯。专制政权在战争开始时总会有一个优势：他们可以由上至下地命令社会去做事情。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总是获得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往往对战争没有准备，而且开始时非常缓慢，但我们总能在学习曲线上快速攀升，并且由下至上地团结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 迄今为止。这一次，我们根本没有团结起来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战。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我们的国家正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他发誓要召唤“美国的全部力量”来击败它。但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除了急救和医务人员之外，公众团结一致的行动和战时的牺牲意愿微乎其微，或者说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国家没有能力在大流行期间治理国家——韩国、日本、台湾、新西兰做得都比我们好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联邦分权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分裂的政治体、其商业模式一直在削弱华盛顿的共和党、以及那么多从放大阴谋论并破坏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网络中获取新闻的人。 但最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位总统，他谋求连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们，摧毁信任——摧毁真相——并宣称任何与他的目标敌对的新闻都是“假的”。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没有真相和信任，你就会迷失方向。 在1918年我们面对的上一次大流行中，很多美国人并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并且以身作则。但这一次，总统从不将真相交给美国人，并且做出无视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样。所以，很多美国人再也不会以信任回报他了。 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理性地讨论，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制度，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权衡。 公共卫生专家戴维·卡茨(David Katz)博士在一篇时报观点文章和三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计划，要在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和尽可能多的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生命，就会有数百人因为失去工作、积蓄和生意而陷入绝境。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就业，就会让无数理应能活下去的同胞面临残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个“总体损害最小化”策略，能保护老年人和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同时让年轻、健康的劳动力逐步回到工作岗位，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有很大可能会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让他们去保持经济运转，在我们等待疫苗的同时自然形成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一场理智、清醒的讨论，以促成这样一种策略。卡茨说，我们的右派对哪怕最简单的应对都心存“轻慢的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说左派要负责任的多，但也免不了认为，在大流行中进行任何经济上的折中权衡都是有违道德的，“视一切允许任何程度的死亡的政策为反社会举措”。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患上的病，用Covid-19疫苗是治不好的。我们已经失去对彼此、对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观的信任——这些都是应对一场卫生危机所必须的。我们在此前的战争中有这些，但现在没有。 我相信乔·拜登(Joe Biden)之所以得到民主党提名，并且有了很大的赢面，是因为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直觉上明白，我们得上了分歧之症，而拜登也许能开始一个治愈的过程。拜登的胜利并不足以让美国康复——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身体上——但这是必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请先别侵略我们。我们现在跟过去不是一回事。
观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首场辩论时，一个画面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象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们也聚在一起看这场辩论，为了凑趣，他们决定玩个喝酒游戏。每当唐纳德·特朗普说出什么可笑或者让美国难堪的话，每位委员就得喝一杯威士忌。不到半小时，25名委员都烂醉如泥。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语无伦次的美国总统失控的滑稽行为，一个显然不顾一切想要继续留任的人，因为一旦失败，他将面临起诉、羞辱和破产。
谁又能责怪中国人幸灾乐祸呢？一场始于武汉、目前已在中国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却仍在摧残着美国的经济和国民——尽管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就能预见到的。
唉，我们并不是我们自以为的那样。
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这就是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他们的新书《警钟——大流行何以暴露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解决》(The Wake-Up Call: Why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West, and How to Fix It)中提出的观点。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新冠病毒跟踪调查，美国每10万人中有65.7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为21.6万人。中国每10万人中有0.3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人数约4750人。也许中国撒谎了。好吧，把它的数字乘以四——就算这样，中国在保护其人民方面仍然比美国要好得多。
事实上，本月初，就在特朗普的白宫成为超级传播地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不敢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几天之后，在本地传播接近于零的中国，可以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涌向汽车站、火车站和机场，在国庆假日前往全国各地旅行。据彭博社(Bloomberg)10月1日报道，“人民币在经历了12年来最好的一个季度后，作为避开波动的避风港而备受关注。”中国9月的进出口均大幅增长。
这样的成绩曾经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至少相对而言，西方政府的鼎盛时期是1960年代，当时美国正在忙着把人送上月球，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正死于饥饿，”彭博新闻社主编米克尔思韦特告诉我。此外，“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
但是，作为《经济学人》(Economist)政治编辑的伍尔德里奇还说，今天我们正走向“始于500年前的历史大逆转，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同样遥遥领先——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而且是到那时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们忘记了这些事情。中国却没有。如果亚洲能够重获500年前的领先地位，今年可能是关键的一年——除非西方国家醒过来”。
美国想要恢复过来，首先需要制定一项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计划。中国就有这样的计划：它动用了其威权监控系统的所有工具——它们原本是为了追踪和定位政治异见人士并控制人口的——来追踪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控制其传播。中国的一些面部识别技术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行了。
美国不能采用这样的战略。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工作。
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美国在近代史上曾与威权国家对抗——二战期间的日本和德国，冷战期间的朝鲜和俄罗斯。专制政权在战争开始时总会有一个优势：他们可以由上至下地命令社会去做事情。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总是获得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往往对战争没有准备，而且开始时非常缓慢，但我们总能在学习曲线上快速攀升，并且由下至上地团结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
迄今为止。这一次，我们根本没有团结起来迎接新冠病毒的挑战。
3月28日，特朗普宣布，“我们的国家正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他发誓要召唤“美国的全部力量”来击败它。但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除了急救和医务人员之外，公众团结一致的行动和战时的牺牲意愿微乎其微，或者说是昙花一现。
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国家没有能力在大流行期间治理国家——韩国、日本、台湾、新西兰做得都比我们好得多。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联邦分权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分裂的政治体、其商业模式一直在削弱华盛顿的共和党、以及那么多从放大阴谋论并破坏真相及信任的社交网络中获取新闻的人。
但最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位总统，他谋求连任的政治策略就是分化我们，摧毁信任——摧毁真相——并宣称任何与他的目标敌对的新闻都是“假的”。而在疫情之中，如果没有真相和信任，你就会迷失方向。
在1918年我们面对的上一次大流行中，很多美国人并不介意戴口罩——看看那些照片——因为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并且以身作则。但这一次，总统从不将真相交给美国人，并且做出无视病毒和嘲笑戴口罩的榜样。所以，很多美国人再也不会以信任回报他了。
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理性地讨论，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制度，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权衡。
公共卫生专家戴维·卡茨(David Katz)博士在一篇时报观点文章和三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计划，要在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和尽可能多的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生命，就会有数百人因为失去工作、积蓄和生意而陷入绝境。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就业，就会让无数理应能活下去的同胞面临残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个“总体损害最小化”策略，能保护老年人和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同时让年轻、健康的劳动力逐步回到工作岗位，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有很大可能会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让他们去保持经济运转，在我们等待疫苗的同时自然形成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一场理智、清醒的讨论，以促成这样一种策略。卡茨说，我们的右派对哪怕最简单的应对都心存“轻慢的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说左派要负责任的多，但也免不了认为，在大流行中进行任何经济上的折中权衡都是有违道德的，“视一切允许任何程度的死亡的政策为反社会举措”。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患上的病，用Covid-19疫苗是治不好的。我们已经失去对彼此、对制度以及最基本的是非观的信任——这些都是应对一场卫生危机所必须的。我们在此前的战争中有这些，但现在没有。
我相信乔·拜登(Joe Biden)之所以得到民主党提名，并且有了很大的赢面，是因为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直觉上明白，我们得上了分歧之症，而拜登也许能开始一个治愈的过程。拜登的胜利并不足以让美国康复——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身体上——但这是必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请先别侵略我们。我们现在跟过去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