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党刊《学习时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主任、教授张志明的《为什么说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文，认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流行说法不仅理论上不严谨，更在现实中造成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会造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的倾向，因而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篇文章一出，便被不少媒体解读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说法被判政治“死刑”，唤起了不少人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忧虑。
张志明在文中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从来不是中共官方的提法，在中共党章、党规、党内法规文件和其他党内文献中，从未用过这样的提法。最早在2001年，中共伴随时代的发展提出“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公开对自身功能定位进行了清晰的调整。
中共十九大重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华社）
但张志明认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说法是“随意缩减更改”，甚至给这种说法扣上了“违背政治规矩和纪律”的帽子。他认为这会造成两大危害：一是造成“去革命化”的倾向，导致对中共革命历史的否定；二是导致“去领导化”的倾向，致使人们用西方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理论来看待中共执政，不利于巩固中共的领导地位。有人认为，张志明的文章来自对习近平讲话的阐释，因为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向全中国的省部级官员说，“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但我们认为，张志明这种解读是对习近平讲话精神的扭曲性解读。习近平讲话的要义在于提醒中共官员，在执政中不要忘记是共产党人，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要时刻保持奋斗意识，但张志明却将之朝向原教旨方向解读，并顺手给对方扣上了一定否定中共革命历史的帽子。其实就一般论述而言，当人们说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意思是说中共现在是执政党，而未必就是在否定中共革命历史，就好像说一个人已经长大成为大人，并不能否定他曾经是个儿童一样的道理。
应该看到，不论是从中共革命到执政历史的内在传承和一致性，还是为了长期执政，透过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革新来保持先进性，共产党确实要有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革命精神。但这并不是要回归到极左的“阶级斗争式”的“革命”，不是回到战争年代的“生死斗争”。中共自从1949年打败国民党，建立政权那一刻起，就已经完成了革命任务，进入一个和平的建制时代。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共治下的中国正式转型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已经内化为人民的一个重要构成。文革时期中共正是因为错误在一个和平的建制时代大搞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给整个国家造成难以估量地巨大伤害。改革开放后中共吸取教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各阶层一起进行经济建设，从而在极大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同时，再次重建了政权合法性。2000年中共提出“三个代表”，正式从此前仅仅代表工农阶级的政党转变为代表全民利益政党。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形塑，和平发展早已深入人心，中共更应延续历史的正向演进，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变。
事实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绝对不是要求抛弃、丢掉革命精神，而是要求去除残酷的革命斗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专制和暴力偏好，这个简化的提法直白地指出了中共从革命到执政两个阶段所对应的历史任务的重大调整。中共原本的表述是，“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这确实很严谨，要求党内这样表述也有其必要，但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一般人如何理解？而通俗易懂的简化说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确有不够严谨之处，但没必要上纲上线地大加批判。
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Getty）
至于张志明的文章指控“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说法，会造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倾向，弱化中共的领导，未免有些神经过敏。多数人在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时，都是基于中国既有政治秩序。此处的执政党不是让中共变为西方意义上的、相对于在野党、反对党的执政党，而是一个更契合于时代需要，治理能力更现代的中国特色执政党。就像以往中国讨论市场经济可以姓社姓资，执政党同样可以姓社姓资，不能说一看到执政党三个字，就立刻打入另类。法治的情况亦如此，现代意义的法治概念源自近代西方社会，海外许多人也习惯于将法治与司法独立等同，今天中国并不赞同司法独立，但并未否认法治，甚至近些年以来日益重视法治，已经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之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同样道理，执政党概念只要与既有政治秩序相结合，同样适合中国。中共十九大报告和党内文件中都已清楚写明党建总要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像张志明文章那样一看到执政党三个字就想到否认中共领导，上纲上线地扣上“错误和有害的”帽子，实在有些杯弓蛇影和不自信，更容易引起政治误会。
坦率说，在近些年中国政治向社会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类似于这样的极左声音并不鲜见，每每在社会掀起不小波澜和恐慌。去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引发的“消灭私有制”的争论，就曾引起外界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忧虑。而不久后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同样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中小民营经济受困的背景下，掀起社会广泛焦虑，其恶劣影响迄今犹存。而2014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永不停止，也都引发外界疑虑，而张志明的说法又将此一论述进一步拔高延伸。诸如此类的声音连续不断的出现，印证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政治灾难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深植于中共体内的极左的遗毒仍未彻底根除，总是忍不住要躁动。
由于中共本身属于左翼政党，以诞生于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执政的思想指导，又经历了长达28年的残酷革命斗争环境的影响，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壮大，因此中共党内具有天然的左基因。这种“左”在革命与社会公平建设上是好事，是一种代表了进步价值的左翼精神，但如果“左翼”向极端化发展，变成“极左”，就很容易犯错误。事实上，不仅是中共，大部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犯过这个错误，给共产党本身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减损了社会主义理论及制度的号召力。就中共来说，虽然后来自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很大改进，但由于体制本身带有“宁左勿右”的政治惯性，如果不加防范，极左思想稍有机会便会沉渣泛起。正如此次张志明对执政党理论的攻击，仍摆脱不了极左的思维框架。中共建党近一百年、建政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早已经用无数正反面的教训有力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危险是极左，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与极左思想做斗争并战胜极左思想的结果。中共只有对自己体内的极左基因保持清醒认识，挑断极左的这根老筋，坚定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成长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
前不久中共党刊《学习时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主任、教授张志明的《为什么说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是错误的？》一文，认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流行说法不仅理论上不严谨，更在现实中造成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会造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的倾向，因而是“错误和有害的”。这篇文章一出，便被不少媒体解读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说法被判政治“死刑”，唤起了不少人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忧虑。
张志明在文中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从来不是中共官方的提法，在中共党章、党规、党内法规文件和其他党内文献中，从未用过这样的提法。最早在2001年，中共伴随时代的发展提出“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公开对自身功能定位进行了清晰的调整。
中共十九大重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华社）
但张志明认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说法是“随意缩减更改”，甚至给这种说法扣上了“违背政治规矩和纪律”的帽子。他认为这会造成两大危害：一是造成“去革命化”的倾向，导致对中共革命历史的否定；二是导致“去领导化”的倾向，致使人们用西方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理论来看待中共执政，不利于巩固中共的领导地位。有人认为，张志明的文章来自对习近平讲话的阐释，因为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向全中国的省部级官员说，“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但我们认为，张志明这种解读是对习近平讲话精神的扭曲性解读。习近平讲话的要义在于提醒中共官员，在执政中不要忘记是共产党人，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要时刻保持奋斗意识，但张志明却将之朝向原教旨方向解读，并顺手给对方扣上了一定否定中共革命历史的帽子。其实就一般论述而言，当人们说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意思是说中共现在是执政党，而未必就是在否定中共革命历史，就好像说一个人已经长大成为大人，并不能否定他曾经是个儿童一样的道理。
应该看到，不论是从中共革命到执政历史的内在传承和一致性，还是为了长期执政，透过不断自我反思、自我革新来保持先进性，共产党确实要有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革命精神。但这并不是要回归到极左的“阶级斗争式”的“革命”，不是回到战争年代的“生死斗争”。中共自从1949年打败国民党，建立政权那一刻起，就已经完成了革命任务，进入一个和平的建制时代。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共治下的中国正式转型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已经内化为人民的一个重要构成。文革时期中共正是因为错误在一个和平的建制时代大搞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给整个国家造成难以估量地巨大伤害。改革开放后中共吸取教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各阶层一起进行经济建设，从而在极大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同时，再次重建了政权合法性。2000年中共提出“三个代表”，正式从此前仅仅代表工农阶级的政党转变为代表全民利益政党。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形塑，和平发展早已深入人心，中共更应延续历史的正向演进，不断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实现政治现代化转变。
事实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绝对不是要求抛弃、丢掉革命精神，而是要求去除残酷的革命斗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专制和暴力偏好，这个简化的提法直白地指出了中共从革命到执政两个阶段所对应的历史任务的重大调整。中共原本的表述是，“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这确实很严谨，要求党内这样表述也有其必要，但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一般人如何理解？而通俗易懂的简化说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确有不够严谨之处，但没必要上纲上线地大加批判。
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Getty）
至于张志明的文章指控“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一说法，会造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倾向，弱化中共的领导，未免有些神经过敏。多数人在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时，都是基于中国既有政治秩序。此处的执政党不是让中共变为西方意义上的、相对于在野党、反对党的执政党，而是一个更契合于时代需要，治理能力更现代的中国特色执政党。就像以往中国讨论市场经济可以姓社姓资，执政党同样可以姓社姓资，不能说一看到执政党三个字，就立刻打入另类。法治的情况亦如此，现代意义的法治概念源自近代西方社会，海外许多人也习惯于将法治与司法独立等同，今天中国并不赞同司法独立，但并未否认法治，甚至近些年以来日益重视法治，已经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并将之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同样道理，执政党概念只要与既有政治秩序相结合，同样适合中国。中共十九大报告和党内文件中都已清楚写明党建总要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像张志明文章那样一看到执政党三个字就想到否认中共领导，上纲上线地扣上“错误和有害的”帽子，实在有些杯弓蛇影和不自信，更容易引起政治误会。
坦率说，在近些年中国政治向社会主义回归的背景下，类似于这样的极左声音并不鲜见，每每在社会掀起不小波澜和恐慌。去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引发的“消灭私有制”的争论，就曾引起外界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忧虑。而不久后的“民营经济退场论”，同样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中小民营经济受困的背景下，掀起社会广泛焦虑，其恶劣影响迄今犹存。而2014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永不停止，也都引发外界疑虑，而张志明的说法又将此一论述进一步拔高延伸。诸如此类的声音连续不断的出现，印证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政治灾难和4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深植于中共体内的极左的遗毒仍未彻底根除，总是忍不住要躁动。
由于中共本身属于左翼政党，以诞生于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执政的思想指导，又经历了长达28年的残酷革命斗争环境的影响，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壮大，因此中共党内具有天然的左基因。这种“左”在革命与社会公平建设上是好事，是一种代表了进步价值的左翼精神，但如果“左翼”向极端化发展，变成“极左”，就很容易犯错误。事实上，不仅是中共，大部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犯过这个错误，给共产党本身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减损了社会主义理论及制度的号召力。就中共来说，虽然后来自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有很大改进，但由于体制本身带有“宁左勿右”的政治惯性，如果不加防范，极左思想稍有机会便会沉渣泛起。正如此次张志明对执政党理论的攻击，仍摆脱不了极左的思维框架。中共建党近一百年、建政70年以及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早已经用无数正反面的教训有力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大危险是极左，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巨大发展和进步，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与极左思想做斗争并战胜极左思想的结果。中共只有对自己体内的极左基因保持清醒认识，挑断极左的这根老筋，坚定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成长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