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清零’或‘放开’，最优解其实是‘有序’(采取封控措施或放开)。”近日，社会学者吕德文在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
吕德文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过去三年，他针对基层防疫工作开展了大量调研。
回顾近三年来的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国防疫政策一直在不断优化和调整当中。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以来，在官方要求进一步提升防控科学性、精准性这一前提下，如何减少对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不仅对政策制定，也对执行层面提出了考验。
图为重庆南岸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城市“烟火气”渐归。陈超 摄
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层层加码行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表示，目前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3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采取的防控措施不精准，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比较大，且与国家政策不符；二是个别基层工作人员工作方法单一、态度生硬、缺乏耐心，与群众沟通不畅；三是少数地方涉疫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充分。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吕德文认为这与基层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关。“从我们做基层研究的角度来看，基层工作主观上没有‘层层加码’的意图。”他提到，二十条措施对基层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给到的资源支持仍然有限。
吕德文表示，一方面，在没有足够资源开展精细化流调，进行环境评估工作的情况下，基层只能通过采取一些刚性的防控措施做到快速控制疫情扩散。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基层搞“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考虑的并不是防疫效果如何，而是要向上级进行合规性证明。
然而，吕德文亦提醒，随着病毒传播特点的变化带来封控时间的延长，人民群众积攒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对刚性政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对此，他建议，应当自上而下，重新评估如何对待基层防疫工作：
一是要给基层减负。他指出，在很多地方，大数据不仅没有给基层赋能，反而是增加了基层负担。比如，各地流调主要还是依靠社区在做，而多数城市秉持“有枣没枣先打一竿”的做法，对所有外来人员都重复打电话。
二是要给基层减责。一地出了疫情，基层往往就要被问责，这样对基层施压不尽合理。
三是要给基层创造条件。迄今为止，全国各地的健康码还未统一，这也给群众和基层工作造成了不少困扰。
图为广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普通门、急诊就诊人员凭健康码绿码通行 陈骥旻 摄
“‘清零’只是一个目标，但工作手段还是‘动态’，即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要选择不同的手段。”吕德文表示，过去三年动态清零的效果差异取决于城乡、区域、人群等多种客观条件，因此在政策科学上，要切忌防控政策的大幅度波动，避免令基层无所适从。
疫情防控如何真正实现“有序”？吕德文表示，从政策层面上看，“有序”的前提是让基层有准备，让社会有充分而确定的预期。这既包括明确基层需要哪些物力和人力；在管理措施上，需要明确校园、工厂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行业人员和其他社会面人员是否应有所差别。更关键的是，要有充分的社会教育，向民众提供科学合理的行为指南。
“动态清零不是‘绝对清零’，而是要处在可控的情况下。一开始，大家觉得有几例是动态清零。现在可能一个城市有几百例也是‘动态’，或许哪天每天有一万例大家也认为属于‘动态’。关键是社会的适应度，政策的选择跟社会的接受度是有关系的。”吕德文说。
“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清零’或‘放开’，最优解其实是‘有序’(采取封控措施或放开)。”近日，社会学者吕德文在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
吕德文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过去三年，他针对基层防疫工作开展了大量调研。
回顾近三年来的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国防疫政策一直在不断优化和调整当中。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以来，在官方要求进一步提升防控科学性、精准性这一前提下，如何减少对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不仅对政策制定，也对执行层面提出了考验。
图为重庆南岸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城市“烟火气”渐归。陈超 摄
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层层加码行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表示，目前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3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采取的防控措施不精准，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比较大，且与国家政策不符；二是个别基层工作人员工作方法单一、态度生硬、缺乏耐心，与群众沟通不畅；三是少数地方涉疫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充分。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吕德文认为这与基层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关。“从我们做基层研究的角度来看，基层工作主观上没有‘层层加码’的意图。”他提到，二十条措施对基层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给到的资源支持仍然有限。
吕德文表示，一方面，在没有足够资源开展精细化流调，进行环境评估工作的情况下，基层只能通过采取一些刚性的防控措施做到快速控制疫情扩散。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基层搞“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考虑的并不是防疫效果如何，而是要向上级进行合规性证明。
然而，吕德文亦提醒，随着病毒传播特点的变化带来封控时间的延长，人民群众积攒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对刚性政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对此，他建议，应当自上而下，重新评估如何对待基层防疫工作：
一是要给基层减负。他指出，在很多地方，大数据不仅没有给基层赋能，反而是增加了基层负担。比如，各地流调主要还是依靠社区在做，而多数城市秉持“有枣没枣先打一竿”的做法，对所有外来人员都重复打电话。
二是要给基层减责。一地出了疫情，基层往往就要被问责，这样对基层施压不尽合理。
三是要给基层创造条件。迄今为止，全国各地的健康码还未统一，这也给群众和基层工作造成了不少困扰。
图为广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普通门、急诊就诊人员凭健康码绿码通行 陈骥旻 摄
“‘清零’只是一个目标，但工作手段还是‘动态’，即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要选择不同的手段。”吕德文表示，过去三年动态清零的效果差异取决于城乡、区域、人群等多种客观条件，因此在政策科学上，要切忌防控政策的大幅度波动，避免令基层无所适从。
疫情防控如何真正实现“有序”？吕德文表示，从政策层面上看，“有序”的前提是让基层有准备，让社会有充分而确定的预期。这既包括明确基层需要哪些物力和人力；在管理措施上，需要明确校园、工厂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行业人员和其他社会面人员是否应有所差别。更关键的是，要有充分的社会教育，向民众提供科学合理的行为指南。
“动态清零不是‘绝对清零’，而是要处在可控的情况下。一开始，大家觉得有几例是动态清零。现在可能一个城市有几百例也是‘动态’，或许哪天每天有一万例大家也认为属于‘动态’。关键是社会的适应度，政策的选择跟社会的接受度是有关系的。”吕德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