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身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却出现大规模出国逃难的“走线”现象，令人匪夷所思。这些多属中下阶层民众的“中国梦”在疫后已然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美国之音（VOA）中文网3日发表署名“江枫”的上海政治学者所撰、题为“他们为什么走线？中国人逃离新柏林墙”的文章指出，大多数“走线”者可能早在疫情前就切身感受到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矗立的“新柏林（围）墙”。 文章指出，当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俨然以“一带一路”金主姿态成为开发中国家最大债权国时，“走线”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这篇文章提到，当今中国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1960年代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也属于中下阶级，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形式上）特殊待遇，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数。 文章认为，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3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最大受害族群，也和先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强制拆迁受害者及特定宗教受害者重叠。当他们在3年疫情结束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 他们有的，只剩最后一点财产、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走线”短片，这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北韩的“脱北者”。其中大多数人甚至早在疫情前就已切身感受到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文章指出，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矗立的“新柏林（围）墙”的矗立。但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网络防火墙及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统治集团在“动态清零”期间片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在“高水平开放”名义的假象下，开始建立的出入境严控体制。 若与冷战时期东德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中国这道“新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且是以今年4月26日透过新版“反间谍法”及其新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 文章提到，基于对这个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企，过去1周纷纷开始准备撤离中国，并终于了解中国当局从今年“两会”后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的不确定性。 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却意味着他们整体正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且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从清除低端人口、地方当局任意打压民企，到3年的“动态清零”，他们损失惨重，对今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和希望。 文章指出，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对象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恶梦的永存。 文章最后说，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以各种方式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
美媒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国身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却出现大规模出国逃难的“走线”现象，令人匪夷所思。这些多属中下阶层民众的“中国梦”在疫后已然破灭，“走线”成了最后希望。
美国之音（VOA）中文网3日发表署名“江枫”的上海政治学者所撰、题为“他们为什么走线？中国人逃离新柏林墙”的文章指出，大多数“走线”者可能早在疫情前就切身感受到巨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矗立的“新柏林（围）墙”。
文章指出，当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俨然以“一带一路”金主姿态成为开发中国家最大债权国时，“走线”这种大规模逃离中国的难民现象，自然匪夷所思。
这篇文章提到，当今中国的“走线”人群在阶级归属上，介于1960年代底层“逃港者”和香港今天的“中产逃亡者”之间，在中国也属于中下阶级，人数最多。但他们既没有公共话语权，又缺乏政治上如农民或贫困者那样的（形式上）特殊待遇，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数。
文章认为，这种阶级状况，决定了他们可能是3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最大受害族群，也和先前的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强制拆迁受害者及特定宗教受害者重叠。当他们在3年疫情结束后濒临破产，“中国梦”已然破灭，却没有中产阶级获得各种合法移民的知识和条件。
他们有的，只剩最后一点财产、尚能劳动的身体，以及手机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走线”短片，这和大洋彼岸的自由成为他们生活的最后希望，如同北韩的“脱北者”。其中大多数人甚至早在疫情前就已切身感受到巨大的危险，才最终选择了这条偷渡者走过的线路。
文章指出，这个危险就是一座环绕中国矗立的“新柏林（围）墙”的矗立。但这座柏林墙，不仅包括网络防火墙及边界上的铁丝网，还在于中国统治集团在“动态清零”期间片面停止出入境和断绝交通后，在“高水平开放”名义的假象下，开始建立的出入境严控体制。
若与冷战时期东德对公民旅行权利的限制，特别是柏林墙的封锁，中国这道“新柏林墙”更有选择性、特权性，也是任意性的，且是以今年4月26日透过新版“反间谍法”及其新实施条例为标志，安全机关被明确赋予了剥夺公民出境权利的权力。
文章提到，基于对这个极具“任意性”安全威胁的恐惧，大批在疫情期间犹豫不决的外企，过去1周纷纷开始准备撤离中国，并终于了解中国当局从今年“两会”后声称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怎样的不确定性。
对广大中下阶级民众来说，“高水平开放”却意味着他们整体正沦为“低端人口”，被剥夺旅行自由，且不属于“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从清除低端人口、地方当局任意打压民企，到3年的“动态清零”，他们损失惨重，对今年初以来中国当局对民企、对开放的任何新承诺都丧失了信心和希望。
文章指出，对中国普通人民来说，这是切身的集体恐惧，对象不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柏林墙，也不是他们即将翻越然后获得自由、矗立在美墨边境的高墙，而是“清零”恶梦的永存。
文章最后说，只要中国统治者继续以各种方式闭关锁国，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那么新的柏林墙就将日益巩固，并诱导中国和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脱钩进程，那么“走线”就将永远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