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媒体澎湃新闻对“血槽姐”事件的辟谣报道（2023年12月8日）
上海一名女子因疑似动用政府关系在西藏获得紧急医疗救助的事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愤怒，网民称这凸显了中国权贵阶层滥用政府权力所造成的不平等。几天后，上海地方媒体发表了一篇所谓的“真相”报道，对特权阶层滥用权力的指称进行了反驳，将整个事件描绘为一场“好人好事”。但网民表示对此并不买账，认为这只是官方想要平息民愤。
“血槽姐”事件经过
来自上海的余姓女子10月中旬在西藏阿里旅游时，被卷入一场车祸之中。获得救助后，她的丈夫陶先生在一段微信对话上告诉她，他通过自己的小姑姑联系到了上海市卫健委，该部门随后联系了西藏阿里当局，当局动用了“自治区所有公务人员”献血，包括派出所民警、消防官兵、部队官兵。
“整个阿里自治区的a型血都给你输上了，” 陶先生在聊天中告诉余女士。“一共七千多毫升，你全身换了两次血。”
余女士随后被包机送到了四川接受进一步救助。
余女士将这段经历发到了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但很快遭到了指责。网民们不仅认为余女士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的常人难以获得的优待，还抱怨公务员竟成了特权阶层的“移动血包”。“血槽姐”的称呼由此而来。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11月29日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其实说起来，这些原本都是合理且正常的危重患者基本权利，但因为长期以来医疗资源紧张，普通百姓并不能充分享受到，各级官方部门也没什么动力去帮普通患者争取。所以当一个有些财力有些能量的家庭真的做到这些，并且在网上晒出来的时候，才会引起公众舆论强烈的反弹。”
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上海官方控制的上海报业集团下属的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组织了一个记者团，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称，余女士和她的丈夫陶先生并未动用政府关系寻求特权。
报道称，陶先生的小姑姑只是一名退休工人，她也没有联系上海市卫健委，而是通过多个亲朋好友的传话，联系上了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西藏当地政府收到消息后，展开了紧急救援，其中“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阿里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的确有公务员为余女士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阿里的医院也称，医院的血库库存告急，所以向职工和社会人员求助。前来献血的人里有“几十名公职人员”。
而余女士后来乘坐的包机是家人通过借款等方式筹集了120万人民币后雇佣的，并非政府安排。在报道中，余女士的母亲对上海媒体的记者说：““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积蓄，女儿还刚结婚。但我们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
至于为何在聊天中告诉妻子他的小姑姑联系上了上海卫健委，陶先生告诉媒体他只是为了突出家人所做的努力。而当地全体公务员献血的事也是“夸大地讲的”，他说。
媒体“还原”真相遭质疑
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的联合报道发出后，《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表示报道内容可信：“老胡相信澎湃这篇报道的客观性，那些细节都是真凭实据，因而比网上叠加形成的标签明显更有说服力。”
但他也表示理解网民的愤怒：“无论在什么地方，伤病者都不被抛弃，困难者都得到营救，我们的社会需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大家在这个事件中表达的强烈情绪其实是对这种美好愿景的呼唤。”
但大量网民表示，媒体的这篇报道无法让他们信服。
“想了那么久终于想起来小姑姑是退休工人了，剧本写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 一条微博上的评论讥讽地说。
“你看，就是这么巧，都凑在一起了，” 另一条评论说。
中国媒体人、曾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担任调查新闻部副主任的黄志杰在一篇微信文章中对上海媒体的这篇调查新闻提出了几点质疑。
他指出，报道引用了大量匿名受访者，包括多次出现“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等说法，使得信息源模糊。“凡是遇到‘据了解’‘有关部门’这些字眼，一定要编改，它们都是坑，一定要避，” 他写道。
另外，黄志杰也指出，阿里政府对上海媒体的说法和官方公告中的说法相矛盾。阿里政府对媒体说并没有组织政府人员献血。但在阿里消防部10月16日就该事件发布的微信公告里，明确写道：“为挽救患者生命，支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驻地区各队伍符合献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员积极参加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
黄志杰在文中写道：“什么叫调查？调查绝不是某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说了什么，访问者通过多个渠道求证、验证了它，这个过程包括佐证、见证、书证，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这样的调查报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读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政府严格控制媒体的必然
对于民众不相信官方控制下的媒体的“辟谣”，如今生活在美国的前《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前总编程益中表示，这是一个政府严格控制媒体的环境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中国所有媒体及社媒，包括所有文艺和社科产品，都丧失了公信力，” 他告诉美国之音。“官方宣传越是解释和引导，公众就越不相信，各种猜测和解读就越吸引眼球，真相就离公众越来越远。”
“中国大陆每次的汹涌舆情，其实都是公众在发泄对党国政府的严重不满和极度不信任，是公众集体宣泄愤恨绝望情绪的一个出口，” 他补充道。
上海官方已经开始就此事开始了网络善后工作。星期五（12月8日），上海的网络信息办公室表示禁言了一批社媒账号，理由是“胡乱编造剧情，造谣杜撰家属身份”。
上海媒体澎湃新闻对“血槽姐”事件的辟谣报道（2023年12月8日）
上海一名女子因疑似动用政府关系在西藏获得紧急医疗救助的事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愤怒，网民称这凸显了中国权贵阶层滥用政府权力所造成的不平等。几天后，上海地方媒体发表了一篇所谓的“真相”报道，对特权阶层滥用权力的指称进行了反驳，将整个事件描绘为一场“好人好事”。但网民表示对此并不买账，认为这只是官方想要平息民愤。
“血槽姐”事件经过
来自上海的余姓女子10月中旬在西藏阿里旅游时，被卷入一场车祸之中。获得救助后，她的丈夫陶先生在一段微信对话上告诉她，他通过自己的小姑姑联系到了上海市卫健委，该部门随后联系了西藏阿里当局，当局动用了“自治区所有公务人员”献血，包括派出所民警、消防官兵、部队官兵。
“整个阿里自治区的a型血都给你输上了，” 陶先生在聊天中告诉余女士。“一共七千多毫升，你全身换了两次血。”
余女士随后被包机送到了四川接受进一步救助。
余女士将这段经历发到了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但很快遭到了指责。网民们不仅认为余女士通过政府关系获得了的常人难以获得的优待，还抱怨公务员竟成了特权阶层的“移动血包”。“血槽姐”的称呼由此而来。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11月29日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其实说起来，这些原本都是合理且正常的危重患者基本权利，但因为长期以来医疗资源紧张，普通百姓并不能充分享受到，各级官方部门也没什么动力去帮普通患者争取。所以当一个有些财力有些能量的家庭真的做到这些，并且在网上晒出来的时候，才会引起公众舆论强烈的反弹。”
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上海官方控制的上海报业集团下属的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组织了一个记者团，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称，余女士和她的丈夫陶先生并未动用政府关系寻求特权。
报道称，陶先生的小姑姑只是一名退休工人，她也没有联系上海市卫健委，而是通过多个亲朋好友的传话，联系上了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西藏当地政府收到消息后，展开了紧急救援，其中“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阿里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的确有公务员为余女士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阿里的医院也称，医院的血库库存告急，所以向职工和社会人员求助。前来献血的人里有“几十名公职人员”。
而余女士后来乘坐的包机是家人通过借款等方式筹集了120万人民币后雇佣的，并非政府安排。在报道中，余女士的母亲对上海媒体的记者说：““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积蓄，女儿还刚结婚。但我们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
至于为何在聊天中告诉妻子他的小姑姑联系上了上海卫健委，陶先生告诉媒体他只是为了突出家人所做的努力。而当地全体公务员献血的事也是“夸大地讲的”，他说。
媒体“还原”真相遭质疑
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的联合报道发出后，《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表示报道内容可信：“老胡相信澎湃这篇报道的客观性，那些细节都是真凭实据，因而比网上叠加形成的标签明显更有说服力。”
但他也表示理解网民的愤怒：“无论在什么地方，伤病者都不被抛弃，困难者都得到营救，我们的社会需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大家在这个事件中表达的强烈情绪其实是对这种美好愿景的呼唤。”
但大量网民表示，媒体的这篇报道无法让他们信服。
“想了那么久终于想起来小姑姑是退休工人了，剧本写好了，请开始你的表演，” 一条微博上的评论讥讽地说。
“你看，就是这么巧，都凑在一起了，” 另一条评论说。
中国媒体人、曾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担任调查新闻部副主任的黄志杰在一篇微信文章中对上海媒体的这篇调查新闻提出了几点质疑。
他指出，报道引用了大量匿名受访者，包括多次出现“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等说法，使得信息源模糊。“凡是遇到‘据了解’‘有关部门’这些字眼，一定要编改，它们都是坑，一定要避，” 他写道。
另外，黄志杰也指出，阿里政府对上海媒体的说法和官方公告中的说法相矛盾。阿里政府对媒体说并没有组织政府人员献血。但在阿里消防部10月16日就该事件发布的微信公告里，明确写道：“为挽救患者生命，支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驻地区各队伍符合献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员积极参加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
黄志杰在文中写道：“什么叫调查？调查绝不是某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说了什么，访问者通过多个渠道求证、验证了它，这个过程包括佐证、见证、书证，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这样的调查报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读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政府严格控制媒体的必然
对于民众不相信官方控制下的媒体的“辟谣”，如今生活在美国的前《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前总编程益中表示，这是一个政府严格控制媒体的环境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中国所有媒体及社媒，包括所有文艺和社科产品，都丧失了公信力，” 他告诉美国之音。“官方宣传越是解释和引导，公众就越不相信，各种猜测和解读就越吸引眼球，真相就离公众越来越远。”
“中国大陆每次的汹涌舆情，其实都是公众在发泄对党国政府的严重不满和极度不信任，是公众集体宣泄愤恨绝望情绪的一个出口，” 他补充道。
上海官方已经开始就此事开始了网络善后工作。星期五（12月8日），上海的网络信息办公室表示禁言了一批社媒账号，理由是“胡乱编造剧情，造谣杜撰家属身份”。